大师金克木:只有小学学历,在图书馆上大学,后来成了"杂家"

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因为那时即使是自学成才的人，也有机会施展才华，执教大学课堂。钱穆只上过私塾，沈从文也仅是小学学历，但胡适能力荐他到大学教书。今年8月14日迎来百年诞辰的金克木先生，也是这样一位奇才，他学贯古今、博通中西，却只上过一年的中学。后来他在北大任教后，填写简历时，在学历一栏上填的依旧是“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毕业”。

在图书馆上“大学”

金克木祖籍安徽寿县，1912年生于江西，其父是皓首穷经的老秀才，直到50多岁才当上县官，但是没过多久，就赶上辛亥革命，丢了官职。金克木就在此时降生，因此从没享受过一天安逸的生活。

金克木只读了一年中学，就因家贫而辍学。为了养家，他16岁到18岁曾在当地小学任教。1931年，19岁的金克木来到北平。当时他想上大学，但没有中学文凭显然是不行的。有老乡告诉他，可以先到中学里的高中三年级插班，弄个高中毕业文凭。然而囊空如洗的金克木，上学对他来说实在太奢侈了。就在这时，他发现了终身的“良师益友”--图书馆。

北平市立图书馆是金克木遇上的第一位“良师益友”。此后，金克木天天来此借书，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作家们的书一本本地读。他隔着玻璃窗，看书架上那套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书名。他用笨法子，一本本地挨着借看。

图书馆不仅为金克木提供了精神食粮，还让他在北平的苦寒季节有了一个去处。金克木后来回忆说，图书馆“冬天生一座大火炉，室内如春。我几乎是天天去，上午、下午坐在里面看书，大开眼界，补上了许多常识，见识了许多在家乡小学中闻名而不能见面的大学者大文人的名著。如果没有这所图书馆，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度过那飞雪漫天的冬季和风沙卷地的春天，怎么能打开那真正是无穷宝藏的知识宝库的大门。”

1935年，与金克木一同旁听过法语课的沙鸥从北大毕业，随即被北大图书馆馆长严文郁请去当了阅览股股长。这位朋友知道金克木当时没有工作，穷困潦倒，就推荐金克木到北大，当上了北大图书馆的职员。金克木在那里负责借书还书，所以他有机会看到北大学生和老师们的“借书条”，他由借书人的书目按图索骥，知道了什么书“畅销”，什么书“滞销”。

每当“毕业季”来临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大四的学生来争相借书。因为他们写论文的需要，所以借的书大都是与某一方面内容相关的。金克木通过这些学生的书单，就能比较容易地知道了各个专题的重要书籍。

金克木回忆说，曾有“一位神气有点落拓的穿旧长袍的老先生”前来借书，借书单上写的都是些古书名，署名则是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金克木悄悄地把这些书名硬记下来，有了空隙，便去找这些书来看。金克木当时好奇的是，“这些书有什么奥妙值得他远道来借，这些互不相干的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他正在校注的那部古书有什么用处。经过亲见原书，又得到书库中人指点，我增加了一点对古书和版本的常识……”由此也可知，他没有说出姓名的这位大教授，应当不是在北大执教的。

大学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那里的读者大都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准的老师或学生。他们见只是一个小职员的金克木如此好学，也就常常指点他一些读书门径。后来成为历史学家，且与金克木同为“燕园四老”之一的邓广铭，当时是北大历史系四年级的学生，他就主动与金克木交朋友，成为金克木“学术道路的最初指路人”。因此在金克木看来，北大图书馆“那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是我学得最多的一段。”

现学现卖的外语奇才

早年在图书馆看书时，金克木阅读量不断扩大，曾涉猎一些西方的哲学名著，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论》等，但是那些中译本常常让人不知所云。出于对知识的渴望。金克木“下决心学外国文，倒要看看外国人怎么说话作文，怎么思考，是不是有另一种头脑，中国人懂不了”。

以外语闻名的大师级人物很多，如：辜鸿铭、陈寅恪、钱锺书、季羡林等，金克木也是其中之一。金克木对语言的兴趣是持续终身的，他精通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以及英语、法语、德语等多国语言，后来还学会了拉丁文，日语也不错。正如金克木自己说的那样，他“从小到老学语言，一种又一种，兴致不衰”。有关金克木学外语的轶闻，就有不少。

金克木离开北大图书馆后，曾在香港《立报》当过一段时间的国际新闻编辑，后来又去了湖南。他在找工作时，正赶上湖南大学招聘法语教师。有一个故事说，校领导早听说金氏通晓多种外语，理所当然地以为金克木也会法语，当即就发了聘书。而实际上，金克木当时还真就不懂法语。只是他正衣食无着，也就顾不了那么多，索性边教边学。他拿来课本，抓紧时间自学，确保比学生领先五到十课，这就可以教了。几年时间里，他都是现学现卖，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学生学会了法语，金氏则领先学生学会了法语。这当然只是传闻而已，金克木其实早在北大时就旁听过法语课，法语水平相当不错。

暑假期间，金克木到昆明拜访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教授。罗给了金一张名片，介绍他去见在昆明乡间的傅斯年。见面后，傅斯年对金克木说，研究“西洋史”的没有一个人。金克木打断他，说出一位教授的名字。傅斯年叭嗒一口大烟斗说：“那是教书，不是研究。不懂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究什么希腊史。”说着，傅斯年突然问金克木说：“你学不学希腊文？我有一部用德文教希腊文的书，一共三本，非常好，可以送给你。”金克木赶忙推辞，说自己的德文水平，还不足以作为一种工具去学另一种语言。后来，傅斯年还是送了一本书给金克木，那是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原著《高卢战记》。金克木从书后附录的语法概要学起，然后从头读起，一读就放不下了。等到金克木读完了整本书，他也就掌握了拉丁文。

1941年，金克木赴印度加尔各答，任《印度日报》编辑，同时学习梵文。1943年开始研究古代印度哲学、佛学与文学。金克木曾对人说，他在印度求学，也没有在大学正式注册读书，而是探访名家。因为名家之为名家，也就那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找他聊几次也就差不多都知道了，没有必要听很多课，那是浪费时光。

1946年金克木回国后，时为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的吴宓想要金克木到他那里教梵文。当时，武大没有人能教印度哲学，而那又是学生的一门必修课，于是文学院院长刘永济就把金克木安排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吴宓有些不放心地对金克木说：“你教语言文学，我有信心。到哲学系去，我不放心。”金克木自信地回答：“到哲学系对我更合适。因为我觉得，除汤用彤先生等几个人以外，不知道还有谁能应用直接资料讲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而且能联系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哲学，何况我刚在印度呆过几年，多少了解一点本土及世界研究印度哲学的情况，又花过工夫翻阅汉译佛典，所以自以为有把握。”结果，金克木连语言带哲学，就一同讲了下去。

在武大期间，金克木与历史系的唐长孺等交往甚密，后来他的妻子就是唐的妹妹唐季雍。唐季雍本是金克木在北大的学生，当她毕业时，金克木向她求婚，于是唐季雍就成了教授夫人，当时给他们证婚的就是北大校长胡适。金夫人也精擅梵文，译有《摩诃婆罗多的故事》一书，由金克木校。

金克木直到晚年，还在学习新的外语。女儿金木婴后来回忆说，“父亲生前喜欢猜谜，有次从北大西门过，门口校卫队把金克木拦住了，说旁边有一个老太太，收到一份电报，但电报上写的什么老太太看不懂。我父亲觉得像是日语，就用日语拼了一下，老太太一听就明白了很高兴。后来我父亲到了70多岁又学了日语，还可以用日语跟人家对话。”

博通文理的真正“杂家”

有的人写小说，成了作家；有的人思索人生，当了哲学家；还有的人钻研古籍，做了历史学家。但是对于金克木，却无法用一个什么“家”去概括他的成就，或许只有他给自己的定义最为妥帖，他乃是一个“杂家”。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为没有在大学接受过正规教育，使金克木不会被专业所束缚，一切读书全凭喜好，久而久之也就成博通百家的人物。除了在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研究上取得瞩目的成就外，金克木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佛学、美学、比较文学、翻译等方面也都有建树。他生前出版的著作有三十余种，2011年问世的《金克木集》，第一卷是诗文集，收录了新旧诗集、自传体小说和回忆录；第二、三卷是有关印度学方面的学术著述；第四、五、六卷为随笔杂文；最后两卷为译作。这套《金克木集》总共有400多万字。

尤其让人敬佩的是，金克木不仅精擅文科，就是对自然科学也有浓厚兴趣。他很早就喜欢天文学，不仅翻译过天文学著作《流转的星辰》和《通俗天文学》，还发表过天文学的学术文章。数学也一直是金克木关注的内容，他曾饶有兴趣地钻研过费尔马大定理。华罗庚与金克木是老朋友，两个人都是兼通文理，聊起天来都是不亦乐乎。

金克木是真正的通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其间文学、历史、哲学，无论古今中外，没有他不涉猎的，没有他不懂的。北大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曾在《“〈读书〉时代”的精灵》一文中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收获》杂志准备集中刊发一批金克木的文章，需要大约万字的评述。陈平原接下这个任务，拜读了金克木二十余种著作后，不禁弃书长叹，跑去告诉金克木，他不干了。原来像《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梵佛探》这类书，陈平原“只能焚香拜读，根本无力评判”，而只把金克木作为一个“随笔作家”来看，又明显与事实不符。

金克木虽不是“随笔作家”，但真的是以散文和随笔知名，因为他那些具有创见的学术观点，也大都写进了不起眼的小文章中。《读书》创刊时，金克木是每期必有的一位作者，八十年代读书的那一代学人，常常会追忆及此。陈平原曾撰文说，“今日中国，学界风气已经或正在转移，专业化将成为主流。我相信，日后的读书人，会永远怀念像金先生那样博学深思、有专家之学做底的杂家 ，以及其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活蹦乱跳、元气淋漓的不伦不类的文章 。”

金克木读书很杂，却又很精。他有一篇名文，宣称“书读完了”。金克木为何敢于如此之“狂”呢？原来在他看来“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也就是说，读书做学问，其实只读经典就行了。

做学问终究是辛苦的，学生章启群曾请教如何学习佛学，金克木沉思了一会儿，说：“还是读全藏，把大藏经读一遍。”章问要多少年，他说十年。接着又说，他发现一种方法，可以六七年读完。当时章启群一下就傻眼了，心想：“现在的学术环境如此恶劣，学校和系里每年都要统计科研成果，评职称也要发表文章、著作，如果关门读十年佛经，什么成果也没有，在北大哪里还有立足之地，还不被扫地出门？”从此索性就断了研究佛学的念头。由此可知，金克木仅仅在佛学一道上就下了至少十年的工夫。

“哭着来，笑着走”

自1948年起，金克木就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同在北大执教的九三学社创始主席许德珩，对金克木的才华非常欣赏，亲自发展他加入了九三学社。后来金克木在九三学社中当宣传部长，负责起草工作报告之类的会议文件，每一次都是倚马可待，且文采飞扬。

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后，社会上有一阵很照顾知识分子，公共汽车上都有所谓“高知席”，也就是给高级知识分子专门留了座位。金克木知道后幽默地说：“孕妇在车上没位子坐，受到摇晃可能要呕吐，高级知识分子知识多，但总不会摇晃得吐出来吧。”

1958年夏天，有一次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召开学习会，各民主党派都有代表发言，谈对思想改造的体会。金克木当时说：“人们往往用正看望远镜的方法，看人家的毛病十分具体，清清楚楚；对待自己的缺点则倒看望远镜，既远小且模糊。”他还开玩笑说，知识分子的习性难改，犹如当时印度发现的狼孩，从小在狼群中长大，及至回归人群，不时地还要发作兽性。“当时在场的九三学社成员对他的发言都很欣赏。

金克木虽然一向远离政治，但在”文革“中依旧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全家被挤到一间半屋子里，家具没有地方可放，只好把桌子、茶几等摞上好几层。即使落魄如此，金克木也不失幽默，套用当时一切都要加上”革命“两字的习惯，称之为”革命杂技“。

“文革”后，金克木恢复了在北大的工作，其声望有增无减，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三位被合称为“燕园四老”。他历任第三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五届至第七届常委，宣传部部长。2000年8月5日在北京逝世。88岁的金克木留给世间的遗言是：“我是哭着来，笑着走。”

原刊于《文史参考》，杨津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