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儿童保护上,中日之间的差距远不止一个凉山

导读

近日，凉山格斗孤儿的事件引爆了互联网舆论。一方网友认为孤儿参与格斗，无论其格斗的性质是否为表演形式都有违伦理，应该取缔；另一方网友则认为，孤儿进入格斗赛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如果阻碍了他们的格斗生涯，他们将会重返暗无天日的凉山。后者更是指责前者的圣母心使孤儿们丧失了通往外界的道路。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也即：社会舆论和道德不应当也没有能力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最后保障，制度和法律才是弱势群体最后的避风港。虽然现在社会舆论已经关注到凉山孤儿问题，公益基金和热心的网友们也都介入其中积极捐款帮助孤儿们，相信凉山孤儿问题会有一个更好的结局。但中国还有多少个未曾被曝光的凉山？单就儿童这一社会弱势群体而言，中国与我们的邻国日本，相差得远不止一个凉山。

格斗孤儿（图片来自央广网）

日本的儿童保护

古代日本的儿童保护

最早与儿童保护相关的社会实践可以追溯到圣德太子时代，在圣德太子庇护下的佛教自发承担起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任务。公元593年，圣德太子于难波（古大阪一带）建立四天王寺，同时在四天王寺内设置四箇院，四箇院下设四大机构：1.施药院，专司草药种植。2.疗病院，负责对穷苦病人的治疗。3.悲田院，专辖孤儿与流民的收容。4敬田院：担推行文化教育之任。 其中四箇院中的悲田，便是日本最早对于儿童保护的社会实践，然而在这一时期，儿童保护主要依赖于寺庙中的僧人和尼姑，在国家层面尚未形成统一的法律与制度。

四箇院制

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继承了圣德太子建设社会救济制度的遗志，在四箇院的基础上推行“户令”，“户令”中的“鳏寡条”将社会弱势群体分为鳏寡、孤独、贫穷，老疾四大类，其中的“鳏”指61岁以上无妻；“寡”指50岁以上无夫。“孤”指16岁以下丧父；“独”指61岁以上无子；“贫穷”指生活贫苦之人；“老”指61岁以上之人；“疾”为伤病残疾之人。“鳏寡条”强调近亲优先援助原则，在近亲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国家行政力量介入其中进行援助。“鳏寡条”中，日本第一次将儿童纳入国家援助的范围，影响了后世的儿童保护的法律与制度建设。

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画像

然而由于生产力的制约与信息传递的不便，国家援助原则在平安时代中日渐流于形式，这一时期儿童保护主要还是依赖于圣德太子所奠立的四箇院制

制度的建设不总是一帆风顺的，随着皇权的衰落与军权的加强，至于镰仓时代，儿童保护面临着最为黑暗的局面。在当时强调幕府和武士之间忠孝关系的社会规范下，当时的日本家庭也建立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たり、臣臣たり）金字塔形结构，在这种家庭结构下，儿童绝对服从于一家之主，单纯地被认为是劳动力，弱势地位得不到承认，遑论保障。当时的日本社会儿童买卖现象屡禁不止，地位甚至不如大户人家的一头牲畜。尽管当时的儿童权益遭到严重的践踏，但社会上仍有一丝烛光照亮了对儿童来说暗无天日的幕府——佛教。在对儿童没有积极援助措施的幕府时期，佛教主动承担起了保护儿童权益的社会责任，僧侣们积极植树造桥，收养弃婴，种植药草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名后世被敬为忍性菩萨的日本僧侣——忍性。“性公大徳譜”所记载，忍性一生之中领导修建桥梁189座、整修道路71条、募送衣物33000件，救助遗孤无数。忍性是日本慈善家的先行者，其事迹激励了无数人投身于儿童及弱势群体救助事业之中。

日本僧侣忍性画像

室町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内乱加剧了儿童生活条件的恶化，军阀之间的混战使得万千民众流离失所，军阀之间的割据使得原本可以从事全国慈善事业的佛教只能将活动范围局限于京都和镰仓等政治中心，脱离政治中心的日本其他地方的民众生活惨不忍睹。但此时基督教在日本的登场又使得日本儿童的境地不至于恶化，在长崎等地，葡萄牙的商人和神父捐出自己的财产建立起福利院与保育所，用牛奶喂养孤儿，并兴建学校向当地传授西方医学与基督教神学。

战国末期漫步在日本街头的外国传教士

到了江户时代，德川幕府的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为了缓解日本连年不断人口减少的趋势，德川幕府与1690年颁布法令禁止遗弃儿童，法令明确规定：遗弃亲生子女的处以流放，遗弃非亲生子女的入狱。严厉的刑罚措施保护了原本岌岌可危的儿童权益。18世纪90年代，松平定信施行宽政改革，建立了町委员会来收养孤儿，同时将每年町费的七成积存起来用作町内居民的救助基金，收养孤儿抚恤孤寡。随着宽政改革的推行，日本正式建立起综合的救助机关来承担社会救助义务，儿童权益从此大为改善。

松平定信画像 上书拨乱反正，惩恶扬善

近现代日本儿童保护

日本的儿童保护福利制度于明治时期萌芽，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和社会如同一块海绵般疯狂吸收欧美等国的文化与先进制度。在明治维新前期，失去工作机会与财产的武士和农民充斥着日本的各大城市，为了应对这一事态，日本仿效欧美国家建立起公共救济制度。如1871年制定的“收养儿童配米”政策（收养儿童由国家财政拨付一定的米粮）和“三子救助政策”（贫困家庭生下三个孩子后由国家财政拨付一定的米粮）。

在这些公共救济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便是1874年的“恤救制度”，这一制度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援助。恤救制度规定：对于穷困者、年老者、孤儿以及伤病残疾之人，其近亲属和邻居附有照顾和养育义务，若无近亲和邻居或近亲和邻居没有能力照顾，则由国库拨款进行救助。恤救制度由中央政府制定救助方法，由地方政府制定救助配额。在当时，救助金一般是以米面等形式代替金钱发放。儿童援助在近现代日本正式被写进法条。

恤救制度

随着明治维新的推进，欧美的慈善思想也开始引领日本社会的变迁，1887年9月22日，日本慈善之父石井十次在冈山建立起日本首家个人经营的孤儿院——孤儿教育会（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在当时日本，孤儿的定义指的是父母双亡，这和当今中国的定义相同。但日本很快便在之后扩大孤儿的法律定义，也即任何因离开父母得不到父母照顾的儿童都可以被视作孤儿，从而得到国家援助。例如像中国的留守儿童，在现代日本也有可能得到国家援助）。随后，日本各界都开始捐助孤儿院。石井十次在1898年又开设了私立寻常高等学校，学制相当于当今学制的小学加上初中的一部分。为了让更多年龄段的儿童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私立寻常高等学校同时还收留教育幼儿园阶段的孩子。该校在开设的20年间，毕业生共计1200余人，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公共救济事业的进步。

石井十次

石井十次主导收容救济日本东北部遭遇冻灾的日本儿童

孤儿教育会的孩子们

当然，如导读所言，社会和媒体不应也没有能力成为儿童权益的最后屏障，法律和制度才是应当承担这一职责的主体。明治维新结束后，日本政府开始积极完善保障儿童权益的制度，《儿童保护法案》、《感化法》、《儿童扶助法案》、《少年法》、《儿童虐待防止法》、《少年救护法》、《母子保护法》、《保健所法》及《感化教育法》等法律相继出台，其中的《儿童保护法案》正是当今日本社会《儿童福利法案》的前身，1938年日本政府开设厚生省，下辖儿童科，儿童福利体制正式确立起中央集权体制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框架，3年后的1941年，日本又设立了儿童福祉协会。

二战后，日本通过法律正式形成了儿童福利保障制度。这期间颁布和制定的儿童规定和法令包括：“战祸孤儿等保护等对策纲领”（1945 年）；《生活保护法》（1946 年）；儿童福利的第一部基本法《儿童福利法》 （1947 年）；《儿童宪章》 （1951 年）；《儿童抚养津贴法》 （1961 年）；《母子福利法》 （1964年）；创立儿童津贴制度（1970 年）；《儿童津贴法》 （1971 年）。1974 年实施“障碍儿保育”并颁布“支付特别儿童抚养津贴”标志着日本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完善化。在这之后，日本又相继颁发出台了《母子与寡妇福利法》（1981年）；《育儿休假法》（1991年）；《育儿支援计划》及《紧急保育对策五年事业》（1994年）；1997 年，日本对《儿童福利法》作了大量修改，标志着日本政府对儿童福利和救助计划的改革伊始。紧接着 1998 年 6月日本社会福利结构改革分会、中央社会福利审议会提出了《有关社会福利基础结构变革》的报告。此后的8年时间内，日本又对《儿童福利法》进行了多次修改，着力于为儿童成长创造更为健全的个人发展空间。2000 年《儿童虐待防止法》重新生效，并在 2004 年、2007 年又分别进行了两次修订将部分内容和儿童福利法做了整合，完善了防止虐待儿童的制度。

第五十五届兵库县儿童福祉机构垒球赛 “二叶园” 孤儿院夺冠后合影

在法律层面之外，日本也形成了家庭为中心，政府、企业、社区、学校共同分担责任的儿童福利模式，地方公共团体和组织都有义务保护儿童权益，如，《儿童福利法》在第 4 章第 49 条之二规定了实施儿童福利服务的经费支付、负担和补助，确定国家、都道府县、市町村要按比例负担儿童福利的费用。又如在《母子及寡妇福利法》第 27 条中规定地方公共团体对母子家庭提供公营住宅时，要在优先入住公营住宅、建设第二种公营住宅时确保一定户数的母子家庭用住宅，并根据情况采取减免房租等措施对母子家庭进行特别照顾，以增进母子家庭的福利。

日本的儿童福利及保护法律之完善囊括范围之广、制度之健全不由令人汗颜。

儿童福利法囊括范围

中国儿童权益保护所存在的问题

中国于1992年加入《儿童权利公约》，然而从目前儿童保护的现状来看，除了孤儿、残疾儿童、弃儿等弱势儿童权益尚未得到有效保护之外，虐待、遗弃，伤害问题也迫在眉睫。除此之外，留守二代、单子家庭、流动儿童这些弱势儿童权益的问题根本没有相应法律和制度予以解决。

从立法层面来讲，我国专门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只有《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以及《义务教育法》，许多涉及儿童权益的法律零星地分布在《刑法》《民法》《婚姻法》之中，低层次的立法及法律的缺失使得我国儿童权益面临的侵害无处不在。受虐待儿童、流浪儿童、受遗弃儿童、非婚生儿童等处于困境儿童，现有立法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预防干预、监护监督机制；对贫困家庭儿童、单亲儿童、残疾家庭儿童、父母服刑儿童等弱势家庭儿童群体而言，尚未有社会救助的专门性立法给予保护

同时，我国也缺乏专门的儿童权益保护机构，一旦儿童权益受到侵害，政府机构和家庭之间相互推诿的现象层出不穷。在日本，则有专门机构例如儿童相谈所等。

最后，我国家庭和社会在面对儿童时，未将其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格，更多的是看作家庭的从属物，社会观念也远远落后于日本。例如，在我国，虐待仅指身体上的伤害，而不包括精神上及不利于儿童成长的方面的不良侵害。

社会舆论和道德不应当也没有能力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最后保障，制度和法律才是弱势群体最后的避风港。凉山格斗孤儿是幸运的，媒体和社会已经注意到了他们，但在媒体和社会之外又存在多少个凉山呢？中国和日本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相差的远不止一个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