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为改变当时中国的落后局面，上至统治者，下至清流名士，都想通过一定的变革使中国强盛起来。光绪十五年，随着一个年轻人的大婚，有些敏感的人似乎预感到了转机的到来。光绪皇帝大婚后开始亲政，他经历了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后，开始思考如何振兴国家，雪此大耻。
1895年4月，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引发舆论不满，康有为等在北京发动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由此，在一群抱着忠君为国思想的封建斗士的支持下，揭开了我国近代史上有名的维新变法序幕。
众所周知，这场变法运动只是昙花一现，仅百余日就失败了。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基本是以“光绪帝为首的变法派敌不过以慈禧为总代表的封建保守势力，最后变法派遭到保守派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为结论。这其中牵涉到，袁世凯向荣禄告密，荣禄按照慈禧的安排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杀害谭嗣同等六君子等著名的历史事件。
那么，一开始支持光绪帝搞变法革新的慈禧太后，为什么会在变法仅百日后就改了主意呢？细究当时的变法行动和国家实际，我们发现其实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也不能百分之百全怪慈禧太后的干预，它与变法派行动太过仓促，牵涉面太过广泛，没有遵循先易后难，循循渐进的规律，而导致官场动荡，政局不稳等不利局面，也有很大关系。
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引发急速遏制变法行动的导火索，竟然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等外国人介入了这场变法运动。据雷家圣所著的《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博文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博文，这引起了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慈禧太后听了一定被触动。
除了上面风闻的消息外，关于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以及康有为之间还有过一些密议。据说，伊藤博文与李提摩太曾向康有为提出“中美英日合邦”的建议，并得到康有为的赞同。康有为随后授意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一日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这岂不是要将大清国军事、财税、外交等大权，交由外国共管？不过，笔者以为，这种观点似乎不是十分靠谱。“中美英日合邦”应该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项啊，怎么可能一个前首相和一个传教士说说就能算数的，所以，这种说法可能是保守派污蔑变法派的一个说辞。
另外，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等鼓动光绪帝下发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有关官员应接不暇，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鉴于以上种种乱局，慈禧太后终于坐不住了，遂于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了解光绪皇帝变法的具体做法，听说变法派要搞所谓“使用伊藤和多国合邦”等不靠谱的计划后，再加上保守派的疯狂反击，慈禧太后判断变法行动已经对清朝统治造成了威胁，再不阻止，可能会出大事，于是她决定尽快发动政变，结束变法行动，开始重新训政。
就这样，光绪帝被幽禁了，戊戌六君子被杀头了，一场承载着无数爱国志士良好愿望的变法运动，因实施不得法，国家实际情况不允许等原因遭致彻底失败。不过，促使慈禧太后下定决心阻止变法的由头，竟然与一个日本前首相有关，这真挺叫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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