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人类原始社会中，青铜材料的出现，推动了人类文明从原始的石器时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青铜也由此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突出的象征。
中华文明史长达五千余年，而其中二分之一的时期就是光彩照人的青铜时代。在我国现存的青铜器物中，司母戊鼎是已发掘出来的所有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个，也是世界文明史上青铜文化中青铜器的巅峰代表。
司母戊鼎应该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妌而制的，在鼎腹内壁铭文“司母戊”三个字中，“司”与“祠”相通，有祭祀之意，“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
司母戊鼎是现存青铜器中最大最重一个，重量达到了832公斤，高133厘米，器口长112厘米，宽79厘米。它造型庄重典雅，雄壮的长方形器身上还竖立着耳朵，鼎身上还装饰着华美的图案，其腹部刻有蟠龙纹和饕餮纹，图案中的两只巨兽都只有头而没有身，双眼凶恶，是神权的体现；鼎的足部修饰着蝉纹，增加了鼎的神秘色彩。
司母戊鼎的铸造很复杂，先分别铸好鼎耳、躯体、四足，最后把这些部件铸成一个整体。后母戊鼎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在商朝时期铸造司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要在大约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完成，经测定，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这与青铜容器的硬度铸造比例基本相符。
1939年3月，司母戊鼎被发现于河南安阳武官村的田地中，村民吴培文和其叔伯哥哥吴希增在野地里探宝时发现，由于当地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为了防止被日本人发现，他们白天堵住挖的洞口，晚上继续挖掘，连续挖了三个晚上，才把这个后来震惊中外的大鼎挖了出来。
可是消息还是走漏传到了日本人耳中，北平的大古董商肖寅卿也来看货，准备出价20万银元购买，村民还真动了心，肖寅卿提出要把大鼎分割后，好分批装运。村民们先拿钢锯锯鼎，可因为大鼎十分坚硬，没有锯动，于是他们又拿来铁锤砸鼎，结果，一只鼎耳被砸了下来，鼎因此被严重破坏。
后来，村民也觉得大鼎就这样被砸坏可惜了，同时又怕万一肖寅卿反悔，残损的大鼎就卖不出去了，因此终止了对大鼎的分割，又把大鼎藏在了地下。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司母戊鼎重见天日。当时的安阳政府一位“陈参议”打探到大鼎的下落，他劝说吴培文等人把大鼎上交政府。
1948年夏天，司母戊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据记载，蒋介石曾亲自前往参观，于是大鼎轰动了整个南京城。
1949年，国民政府撤往台湾时原有意将大鼎运往台湾，但由于大鼎过于沉重，大鼎流落在南京飞机场，后被解放军发现，转移到南京博物院。1959年，国家博物馆建成，司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成为镇馆之宝，并一直存于国家博物馆。
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丢失的那只鼎耳始终未能找回。后来专家们参考剩余的那只鼎耳给补了一只鼎耳，司母戊鼎才算是完整了。
2005年，大鼎回安阳“省亲”，已经83岁的吴培文在殷墟门口，时隔59年终于再次与大鼎见面。老人一直觉得，保护了大鼎没有落在日本人手中，是他一生之中做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那一天，作为大鼎的发现人和保护人，他被特许可以抚摸大鼎。
关于大鼎的命名也有一番争议，最初是郭沫若先生将大鼎称其为司母戊鼎，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但名称的争议一直不断，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于是在此后出版的《辞海》对“司母戊鼎”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或释“后母戊”）。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做。
2011年3月底，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大鼎正式亮相时鼎前的标牌已赫然显示“后母戊鼎”。央视播出后，随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司”与“后”之争也由学界扩展到社会争论。而三个中国举足轻重的博物馆，在展示同一件青铜大鼎时，出现了不同的称谓，位于首都的国家博物馆称“后母戊鼎”，而在其出土地——殷墟、国内唯一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均为复制品），它的释名仍为“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不仅反映了商朝社会青铜铸造业的生产和技术水准，也是商朝青铜文化高度繁荣的象征，司母戊鼎在世界青铜文化史也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史家之韵——借中华文化之源远流长，品五千年文明史之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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