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银的跨大陆流动大潮中，中国和欧洲的金银价差距是一个主要动力。中国金银价一直高于欧洲，早年是1∶3甚至更低，明初大概是1∶6—1∶5，随后到1∶8—1∶7，直到清代仍旧高于欧洲，欧洲中世纪一般是1∶14—1∶10，甚至更高(按照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1934年的数据，1643—1650年金银价为1∶15.45)
美洲金银矿是导致世界贵金属价格变化的重要推手，16世纪的发现使欧洲金银大跌至近原价的1/3，但是银金的名义价值下跌更大。生活在18世纪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观察到，在美洲金银矿发现之前，欧洲造币厂规定纯金对纯银的价为1∶12—1∶10，随后在17世纪则变为1∶15—1∶14，原因在于美洲虽然几乎同时发现了金银矿，但银矿金矿更丰饶，对之下中国则为1∶10或1∶12，日本则为1∶8。美洲白银的大规模出产，不仅导致东西金银价差距进一步拉大，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巨大的国际贵金属套利空间。
地理大发现引爆了全球化狂潮。菲律宾群岛是美洲白银进入亚洲的中转站，衔接一切的是贸易，正如中国经济史学家严中平所说，“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除了丝绸，中国纺织品也颇受欢迎，中国棉布在16世纪末已经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棉布。学者全汉昇推算1565年到1765年间，从美洲运到菲律宾的白银共计2亿比索(比索是前西班牙殖民地广泛采用的一种货币单位，一般认为折合中国库平银七钱二分)。根据学者德科民(De Comyn)的计算，1571年到1821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银子共计4亿索，其中的1/4—1/2流入中国。全汉昇则认为例高于1/2，加上欧洲各国经由贸易带来广州的4亿元，估算1700—1830年间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约为6亿元，折合约4.3亿两。
出生于德国的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对白银的研究曾经在公共领域引发不少关注。其理论体系将当时东方的地位与吸纳白银的能力挂钩，对白银流入的统计高于全汉昇及其专家，争议颇大。认为1493—1800年，世界白银产量的85%和黄金产量的70%来自拉丁美洲，其中超过80%的白银运抵欧洲，而欧洲又将其中40%运往亚洲，留在美洲本土的仍有20%运抵亚洲。其结论是全球白银产量自1600年起为120000吨(自1545年起为137000吨)，产量一半归于亚洲，这期间共计输入中国的白银约6万吨，约为19.2亿两。这一结果很可能过高，不过也显示出明代吸纳白银之巨。
根据资料表明，宋代白银存量不超过1.5亿两，在元朝禁止白银流通而流失中亚各国、窖藏、陪葬等因素作用下，留存到明朝的前代白银不超过3000万两，加上明朝产银2000万两，16世纪初明代的白银存量合计为5000万—6000万两，而从16世纪中叶开始，海外白银流入量约为2亿两。其中，各家估算差异较大，美国学者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估算为1.92亿—1.97亿两，中国学者吴承明估计为0.86亿—1.11亿两，日本学者神木哲男和山村耕造等人估计为2.32亿—2.89亿两，是本土存量的4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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