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斌：国际关系史研究：成就与挑战

刘德斌与巴里·布赞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获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无论是国际关系史的宏观体系阐释，还是微观个案研究；无论是国际关系史的理论探索，还是档案材料的发掘和解读，都有了质的飞跃和提升；而近年来冷战史研究的异军突起，更使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关系史的发展进步锦上添花，不仅丰富和拓展了历史学科的内容和范围，而且还扩大了历史学科的影响，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与其他不同学科专业的交叉与融合，为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国际关系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发展非常迅速、成果极为丰富和人才辈出的一个领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但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又面对诸多问题和挑战。如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一方面是沉湎于档案解读，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花费苦工，对中观和宏观的理论探索都不感兴趣；另一方面是生吞活剥一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脱离史学研究的基本实践，竭力想从国际关系史研究者“升格”为国际关系理论家，从而使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受到严重阻滞。再如研究力量的分布严重失衡。美国问题、中美关系、中国与日本和俄罗斯等大国关系的“热门”专业集中了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大部分“优势兵力”，而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关系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则明显不足。这些严重削弱了国际关系史学界对历史和现实的解读和分析能力， 并使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起来的成就有被逐渐销蚀的危险。因应这些问题和挑战，成为国际关系史学界面向未来的新课题。

概括起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发展进步主要集中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非常薄弱。在国际关系史的阐释体系方面，基本是照搬苏联学者的框架，没有构建起自己的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有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史教材问世，构建起几种不同的解读体系。在这之中，王绳祖教授为主编，光仁洪、蒋相泽、周纪荣、卫林、石磊、鲁毅六名学者为副主编的《国际关系史（十卷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之后的2004年和2006年，又分别出版了由国际关系学会主编和方连庆、刘金质主编的《国际关系史》第11卷和第12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史专业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其他按时间顺序出版的国际关系史有：陈文艺《近代国际关系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李元明《世界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下）》 (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方连庆《现代国际关系史（1917—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蒋相泽等《简明现代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张宏毅《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002)，石磊《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下）》（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颜声毅《当代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宫少朋等《冷战后国际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杨闯《近代国际关系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俞正梁、颜声毅《战后国际关系史纲》（世界知识出版，1999），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现代国际关系史》《近代国际关系史》和《战后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06），杨泽伟、谢韬《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肖月、朱立群《简明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顾关福《战后国际关系》（时事出版社，2003），施兴和《近代国际关系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刘德斌《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唐贤兴《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袁明《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等等。

唐贤兴《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这些国际关系史教材在体系设计、材料取舍和文字风格上各异，但共同的特点是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史解说体系，有别于西方学者的“西方中心论”框架，同时也摆脱了苏联国际关系史解读体系的影响。以最近五年来出版的国际关系史为例：时殷弘的《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 》，以传统中心的衰落和侧翼大国的兴盛、超级强国的对抗和竞争、超级强国以外的主要新力量、大众政治/新技术/新国际规范为主题，阐释了20世纪全球性国际政治的历史。袁明的《国际关系史》是一本简明而实用的国际关系史教科书，编者把对历史的陈述与对历史的评价结合起来，同时又把学习国际关系史的方法融入其中，突出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和问题。唐贤兴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简明扼要，对国际关系史的初学者来说是一部很好的入门书。刘德斌的《国际关系史》以国际关系体系与格局的演变为主线，把国际关系的阶段性变化有机地串联起来，以使读者在有限的篇幅内对16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包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转型，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众多国际关系史专著和教材的出版，反映出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增加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实践人才培养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不断发展进步的一个标志。

30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对外关系的调整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学者对国际关系史的专题研究不断取得重要进展。人们在关注许多现实问题时，也往往追本溯源，寻找热点问题的历史由来，从而推动了国际关系史的微观研究。

1．区域性国际关系的演变成为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点

（1）欧洲国际关系史研究方面。

欧洲是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发源地，也是当今区域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所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欧洲国际关系的发展史、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史以及战后欧洲的一体化运动自然受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的极大重视，研究成果既有整体的欧洲国际关系史，也有欧洲国际关系史的专题论述。在20世纪80年代，老一辈学者王绳祖先生率先开展了对欧洲国际关系史上均势政策的讨论；齐世荣先生主编的论文集《绥靖政策研究》收录了1978—1989年我国学者撰写的19篇论文，对英法绥靖政策的起源、实施和结果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微观探讨，并对“绥靖政策”一词的含义给予辨析。在欧洲国际关系史总论方面，出版了《一八九八——一九一四年的欧洲国际关系》（王铁崖、王绳祖著，商务印书馆，1983）、《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史》（彭铁生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欧洲国际关系》（潘琪昌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欧洲国家体系中的霸权与均势》（周桂银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学术界开始关注欧洲统一运动史的研究，总结欧洲一体化的经验教训，以期为其他地区的区域化提供借鉴意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等国内几乎所有重点高校都设立了欧洲研究中心或欧洲文献中心。近年来，在欧盟研究项目的资助下，各高校的研究中心系统开展了欧洲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问题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学术成果。

齐世荣（右）与沈志华师生，摄于2007年

（2）亚洲国际关系史研究方面。

就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而言，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东北亚”的概念作为独立的国际政治关系区域而被使用，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随着东北亚的经济开发以及朝核问题的爆发，东北亚区域日益受到关注，国内学术界在东北亚国际关系发展演变史、朝韩关系史、大国与朝鲜半岛关系、朝核问题、东北亚安全、东北亚区域合作、东北亚区域领土争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崔丕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东北亚国际关系史》（黄定天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陈峰君、王传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杨军、王秋彬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等专著，还有不少学术论文问世，极大地推动了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深入。

（3）东南亚国际关系史方面。

东盟一体化进程迅速发展，直接推动了国内学术界对东南亚区域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发挥地域优势设立东南亚研究机构，从事东南亚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东南亚华人华侨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研究，出版了《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马晋强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冷战以来的东南亚国际关系》（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学术专著。厦门大学主办的《南洋问题研究》、暨南大学主办的《东南亚研究》、广西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东南亚纵横》等集中研究东南亚的刊物更是成为了探讨东南亚国际关系史的重要阵地。

除了东南亚、东北亚区域之外，也对南亚、亚太、中东等区域国际关系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出版了《东亚与太平洋国际关系——东西方文化的撞击（1500—1923年）》（曹中屏著，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当代南亚国际关系》（赵伯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当代中东国际关系》（左文华、肖宪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等。

（4）拉美国际关系史方面。

虽然中国和拉丁美洲相距遥远，但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当前面临的共同任务，为双方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人民对拉丁美洲的兴趣和关心与日俱增，学术界集中分析了拉美人民反帝、反霸、争取独立的历程，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拉美与美国的关系、拉美一体化以及“拉美化”等问题，并且希望从拉美的拉美处理国际问题的方式方法中寻找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出版了《拉美国际关系史纲》（洪育沂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等论著。

2．中外关系的发展变化成为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发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例如中美关系史、中苏（俄）关系史、中日关系史、中英关系史、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等。这其中，由于中美关系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成为一门“显学”，既有关于中美早期关系史的探讨，门户开放政策的争鸣，也有20世纪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成果最丰富的要数战后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一系列外交档案资料的解密，为中美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战后美国历届总统的对华政策基本都有学者涉足，而且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时期的中美关系已经都有论著问世。陶文钊主编的《中美关系史(1911—2000)》（上、中、下），是迄今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全面反映中美关系史的一部力作。汪熙教授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从1985年开始，延续20余年，集中出版了一批中美学者的优秀作品，如前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关系学会会长孔华润（Warren I. Cohen）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美国外交史家韩德（Michael H. Hunt）《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入江昭（Akira Iriye）牵头，六位美国历史学家、两位中国历史学家汪熙教授和罗荣渠教授）；日本学者矶野富士子整理、中国学者吴心伯翻译的《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杨玉圣的《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吴心伯的《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9—1913》等，对中美关系史研究发展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他的还有宫力的《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姜长斌与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共同主编的《从对峙走向和解：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蔡佳禾的《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等。此外，受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决定，学术界也十分关注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文化关系、经贸问题等方面的研究。

反映冷战时期美苏登月大战的照片。图为1957年11月7日，苏联在红场举行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游行，满载SAM2导弹的车辆缓慢通过红场。

中苏（俄）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之一，对中国在20世纪的命运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冷战结束之后，得益于冷战的终结和大量多边档案的逐渐解密，中苏关系史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并且和冷战史研究的突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中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是几位中苏关系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的又一力作。他们在掌握大量丰富的中国与苏联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特别是对中苏关系的许多重大事件，包括苏联与中国革命、中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等重大事件，作出的新的注释。

在中日关系史方面，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交往史源远流长，爱恨交织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内容涉及自古至今的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论著成果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中日关系史的概述和通史，也有各时代的中日关系史，还有专门史、资料集、论文集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和日本研究所的专业学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战后中日关系史丛书》从1994年开始陆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计有《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其中： 2002年6月出版的《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是该课题的最终成果, 也是代表21世纪初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此外，针对日本国内屡屡出现否认、美化侵略战争的现象，国内学术界进一步挖掘史料，研究了日本的侵华史、慰安妇问题、赴日中国劳工、战争赔偿等问题。这些著作的出版，将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3．各国对外政策与外交史研究

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特别是主要国家对外政策直接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内容与走向，因此对各主要国家对外政策发展演变史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它们在当今时代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作用。近年来国际关系史学者除了探讨各国外交政策内容的演进之外，还分析了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各国的外交思想渊源。

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国家，对它的外交政策内容及其制定过程的研究就成为我国国际关系史学界的一个重点。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和李庆余的《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主义》是我国学者撰写的全面论述美国外交政策的通史性专著；王玮主编的《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专论美国从告别大西洋向进入太平洋进行扩张的基本政策取向，可视为是美国与亚太关系的通史性著作。华庆昭的《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专门对杜鲁门时期的外交政策与行动进行深入研究，并认为“美国以本国利益为目的，以‘天定命运’为旗帜的基本外交原则是不变的”。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着重揭示了美国在越南越陷越深的决策过程及其多种原因，并提供了越南战争的起源与经过的概貌。徐蓝：《90年代我国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综述》，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2）。在文化、价值观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专著是王晓德的《梦想与现实》与《美国文化与外交》，对美国文化与外交活动的关系进行系统论述。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美国外交政策决策的过程以及制定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研究，通过历史的考察和政策过程的分析，对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及其对20世纪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越南战争

除了美国，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外政策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如何克服对苏联外交政策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两种简单化倾向，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必要教训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苏联早期外交政策、二战期间苏联的欧洲以及远东政策、战后初期的苏联对美政策、冷战期间对东方阵营以及对西方的外交政策以及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新思维”外交政策等方面都做了深入探索。

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3—1995年出版了一套美英法日外交史的著作。它们是资中筠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张锡昌、周剑卿的《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陈乐民主编的《战后英国外交史》，宋成有、李寒梅等的《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此外，还有米庆余的《日本近代外交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林军的《俄国外交史稿》（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周鲠生主编的《近代欧洲外交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以及一系列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论著。

冷战史研究是国际关系史，尤其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持续四十多年的冷战对世界各国的发展乃至今天的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束缚和资料掌握较少，我国的冷战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新冷战史学”兴起了。中国的学者们也开始利用苏联档案、东欧档案、英国外交档案、日本外交档案等，再参照中国出版的一些回忆录等资料，通过互相佐证，来发掘新的问题。最近几年，随着互联网作用的提升和一些档案通过互联网公开共享，使冷战研究的资料获得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研究中心的“冷战中国网”更是将许多纸质档案资料转化成为电子文档，方便了人们的检阅。纵观近几年的冷战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冷战史中的很多课题都属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范畴，因此可以说近几年冷战史研究的异军突起是近几年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特色，也是一抹亮色。

毋庸讳言，国际关系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必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才能够实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大环境的发展，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或者说机遇。这种有利条件或者说机遇表现在国外优秀学术作品的引进和出版，表现在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者不断增加的“走出去”和“请进来”学习和交流的机会，通过与西方学术前沿进行直接地沟通和碰撞，大大丰富了中国学者的视野。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著作，这些译作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出自国际关系史学者之手。这里，我愿意介绍一下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从而把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影响日隆的“英国学派”领军人物推介到中国学术界中来了，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和历史学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在国际关系学界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同，英国学派更为注重理论研究的多元论方法，并且一直把理论研究和历史探讨结合起来。布赞和利特尔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没有能够预测出冷战终结的时间和方式，并对冷战后的世界和未来缺乏透视力和前瞻力，就是因为西方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影响之下的威斯特伐利亚以来狭隘和短暂的历史基础之上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国际关系学科要想获得生命力，就必须建立在更为广阔和久远的历史透视的基础之上。这本书对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提出了鲜明的挑战，同时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国际关系史学家富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当然，国际关系史研究依然有它不足的地方，面对这诸多问题和挑战。第一，国际关系史的研究队伍素质参差不齐，能够熟练使用一门外语的专门人才仍然不够，至于能够同时使用两门以上外语的专门人才更是鲜见。这就为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持续发展留下了障碍。首先是利用国外第一手档案材料的能力受到质疑。虽然网上资源越来越丰富，也有许多研究机构具有足够的财力购买昂贵的档案材料，但由于研究队伍外语能力没有能够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解读档案的速度和分析档案的能力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行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其次是影响了与世界顶尖学者的直接沟通。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与国外同行特别是一流学者的沟通是我们缩小差距、迎头赶上的必要途径。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史学者外语能力还没有能够实现一种历史性的提高或飞跃。 第二，国际关系史研究队伍内部存在着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方面是许多学者越来越沉湎于档案解读，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花费苦工，认为只有凭史料说话才是真正的学问，对中观和宏观的理论探索都不感兴趣，甚至对一些已经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的概念都一无所知，以中国史学的传统方法来诠释当代国际关系史；一方面是许多学者生吞活剥一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脱离史学研究的基本实践，只愿意在一些宏观理论上耗费精力，竭力想从国际关系史研究者“升格”为国际关系理论家，甚至在尚不具备相应的批判能力的时候就自我标榜为西方某一学派的传人，而对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却了无兴趣。这种“两极分化”正在销蚀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起来的成就，阻碍了国际关系史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第三，国际关系史学科内不同专业研究力量的分布严重失衡。美国问题、中美关系史等“热门”专业集中了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大部分“优势兵力”，而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史的研究力量相比之下则显得不足。这种局面近年来虽然已经有了改善，例如中苏关系史似乎已经再度成为“热门”专业，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人员也开始增多，但由于受到外语语种和其他条件的限制，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历史研究，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历史研究，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关系的历史研究，依然非常之弱。而这与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是越来越不相称的。中美关系固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中美关系史也应该是中国学者投入精力深入挖掘的重要领域。但是中美关系史研究并不能够代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关系的研究，更不能代表对整个国际关系史的基础研究。更何况无论是国际关系的理论构建，还是一国大战略的制定，都必须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对历史和现实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进步，已经使国际关系史研究从一个狭小的圈子和诸多的框框中解放出来，成为充满朝气和活力并与许多学科交叉在一起的一个专业和领域。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性变化过程的深入，国际关系史研究将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和新的用武之地。以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变化为基础，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应该并且必将迎来第二个春天。

作者为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本文选自《史学调查与探索：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论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