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中国如何破除“金德尔伯格陷阱”？

由于特朗普的上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步入异常危险的“金德尔伯格陷阱”。20世纪20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受重创的大英帝国已经在生产、贸易、金融和军事等多个方面显示颓势，已经无力对国际经济体系实行类似于19世纪的霸权领导；而新近崛起的美国无论是在心理还是技巧上都没有做好领导世界的准备，1919年的巴黎和会暴露了美国领导能力的不足，之后随着威尔逊的故去，美国干脆重新退回到了孤立主义的状态。十年之后，面对20世纪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主要大国束手无策，完全无法组织起有力的集体行动，这导致了“贸易战”和“汇率战”彻底击垮了本就脆弱不堪的全球经济体系。哈佛大学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20世纪70年代详细叙述了这段历史，并提出了后来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影响深远的“霸权稳定论”，即一个没有强力领导者的国际经济体系将面临治理困境，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高度仰仗于领导国所提供的公共物品，这些公共物品包括开放的市场、有信誉的国际货币以及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身份；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源于国际体系中缺乏一个霸权领导者。

金德尔伯格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30年代大萧条成因

40年来，金德尔格伯格所揭示的这一原理，在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可谓长盛不衰，如今哈佛大学另一位同样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用“金德尔伯格陷阱”来描述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所面临的严峻困境，它和国际安全领域的“修昔底德陷阱”一起共同构成对当今国际秩序所面临危机的两个有力的表述。

特朗普已经公开宣誓，他将重新将美国带回一个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强调本土主义的新时代，在特朗普的世界观里，美国总统需要以“美国优先”，而不再是国际责任。以阿米塔·阿查亚和约翰·艾肯伯里为代表的精英学者充满忧虑，1944年以来美国一手创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对特朗普的挑战正面临崩溃的危险。与20世纪30年代不同的是，当时的英国是无力领导全球治理，而今天，美国是基于狭隘的自利原则自愿放弃国际领导。

1931年英国由于财政危机放弃金本位，整个世界随之开始滑向战争的深渊

中国正在大步走向全球治理的中心舞台。但随着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在2017年有可能大踏步从全球治理体系中后退，作为全球治理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战略选择：是随美国而舞，采取同样的民族利己主义进行回应，还是反其道而行之，在美国撤退的领域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公共物品？换言之，中国应该如何面对当今正在浮现的“金德尔伯格陷阱”？

在过去的30年代里，中国一直是全球既有治理体系的融入者和参与者，在这一体系中，中国同时实现了经济崛起和安全维护两个重大的战略目标。尽管这一体系有着诸多的不公，中国仍然强调以渐进的方式来谋求体系的改革，而不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谋求推倒重来。特别是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参与全球治理体系，通过“改制”和“建制”双管齐下来谋求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建设性作用实现了从资金供给到制度建设再到理念创新三个阶段。从2008年开始，中国开始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资金，包括对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资金提供、对IMF和世界银行的注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如此，中国也开始在制度建设上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其标志性事件就是2014年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从2016年开始，特别是以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为起点，中国开始在全球治理中贡献思想。从资金到制度再到思想，中国在一步步走向一个成熟的和负责任的大国。在某种程度上，为当今全球体系中的重大问题提供有价值的思想方案，是最为高端的国际公共物品。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贡献的创新性理念，必须具备三个特征才更容易为世界所接受。第一，它必须直面当前全球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重大问题，而且这些理念需要高度务实、而且具有可操作性，不宜过度抽象和空洞。第二，这一理念也必须高度简洁和精炼，而不能过于冗长和面面俱到。第三，它必须与中国国内治理理念相吻合，是中国首先在国内践行的理念。如果中国提出的理念中国自己在国内就不实行，那根本不可能上升为全球性理念。不仅如此，今天中国不宜再继续强调“中国特色”。中国过去在国际舞台上频繁使用“中国特色”的表述，这是在美国话语压力下作为弱者的一种被动反应。如今作为全球治理舞台的主要角色，中国再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已经不合时宜，而是要将国内的治理经验当作公共物品运用到国际上。

具体而言，中国需要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强调开放、包容、共享和绿色四大理念。它与美国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甚至还有继承，但同时，它也体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理念创新。

开放并不是中国的首创。开放作为全球主导性的发展理念是英国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英国将曼彻斯特学派的开放经济理念推广到全球，通过外交和武力双重手段在19世纪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技术和思想成果在全球的迅速扩散，而这一理念被美国在20世纪所继承。但如今，美国和欧洲在移民和商品自由流动的双重压力下，正在出现退回到封闭状态的苗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今天的中国需要旗帜鲜明地强调开放精神，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多个方面开放。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发展非常需要开放的世界所提供的资源和市场，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但凡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下，中国都不可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而同时，世界也非常需要开放的中国所提供的巨大的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

曼彻斯特学派奉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为圭臬

包容，是指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尽可能让更多地国家参与，不搞排他性的和小集团式的治理模式。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由七国集团转向二十国集团，这是全球治理体系走向更大包容性的重要一步。但是，排他性的思维在当今全球治理中仍然大量盛行，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所推动的两大巨型自贸区谈判（TPP和TTIP）以及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体现出美国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都有根深蒂固的排他性思维和敌我对立思维。而中国所倡导的伙伴关系网络，则是包容性的外交思维。

共享，是让所有的阶层、所有的国家、所有地区都能在全球化的发展中受益，不要让一个人掉队，强者要帮扶弱者，这也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全球力推一种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发展理念，这种自由的发展虽然确实带来了全球经济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但是却加剧了世界发展的鸿沟。国际层次上，国与国的发展差距显著拉大；在国内层次上，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差距显著拉大。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所带来的这一严重成为“特朗普现象”崛起的根源。

中国需要倡导一种从自由发展到共享发展的新理念。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得益于一种共享的发展理念。基础设施是一种公共物品，能让更多的人特别是普通民众能够从中受益。中国通过亚投行来支持亚洲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希望实现一种共享发展的目标。但是，如果实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共享发展仍然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以前西方国家试图通过福利国家体系来解决自由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但是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现在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绿色，是指一种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理念。人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正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当前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都更加严峻的环保压力。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发展不可持续，开创一条绿色的发展道路将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大贡献。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将可能放弃对清洁能源的支持，也会放弃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支持。但是，中国不能因为美国重新回到化石能源，就跟着美国走依靠传统能源的老路。相反，中国应该坚定不移进行新能源开发的投入，通过自身的创新性努力引导新能源革命的加快到来，实现自身的绿色发展。绿色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涉及到体制的革新。如果环境保护和清洁能源利用能像基础设施建设一样，成为中国的第二个优势领域，中国将会在全球治理中贡献更多的公共物品。

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必须要汲取美国的教训，即要尊重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不能用强力手段推广自身的价值。美国通过IMF和世界银行对外输出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使用了很多高压手段，有时甚至不惜以战争手段贯彻自身的价值观。中国需要以自身在国内治理中的卓越表现，来塑造自己在全球治理中的楷模和榜样角色，进而带领全球走出“金德尔伯格陷阱”。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国内治理的绩效。一个能对13亿人口的大国实施有效治理的政府，它所倡导的治理理念必将自然成为国际社会竞相模仿的圭臬。

作者李巍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