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中纪委”如何反腐 五大绝招让贪官无所遁形

中国文化中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维护和面子，所谓人情社会的说法也正是起源于此。人们大多在自己生活环境和过往经历中缔结人缘关系，通过各自势力的互补，给予圈中人办事以帮助。而中国古代的贪官污吏也大多逃不开人情二字，从古至今无数的奸佞史上留名，蔡京童贯之流，王振严嵩等无一不是当世巨贪也是人情社会下的受益者。而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更是错综复杂，凡事好面子也是个问题，攀比和私欲产生了无数的贪官污吏。

古代人情交往

既然有贪污就会有相应的治理，很多的皇帝都在治理贪腐上费尽心思，有手段柔和偏向教化的宋真宗，通过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来约束贪腐。也有像朱元璋和雍正那样杀伐果断吓破贪官胆的手段，不过皇帝的手段终究是宏观层面，如何诊断贪官的行径，免不了相关部门的官吏出力。

中国历史上有非常出名的酷吏，而其中大多是办理官员贪腐这个层面的，著名的酷吏如郅都，郅都其人为人勇敢，公正廉洁，不翻开私人求情的信。送礼，他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不听。他常常自己说：“已经背离父母而来当官，我就应当在官位上奉公尽职，保持节操而死，不能顾念妻子儿女”。但郅都后来还是因为自己的刚毅而送掉性命。

酷吏

不过相比于历史上多位酷吏不得善终的下场，官场还是总结了一套查处贪官的方法，并且非常奏效。这就个方法就是起源于周朝之前，后世逐步完善的五听制度，不过五听制度并不是单纯的用在审讯贪官上，这个方法在其他类型的案件审讯中也非常的有效。

官员因犯法被抓，听讼的过程非常重要，中国古代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使得通过听讼探究案件事实真相，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而善于听讼的官员往往能探究到案件的真相，让罪犯无所遁形。听讼中最重要的就是五听。

近代办案照片

五听制度在中国有着长久的历史，最早的记载在《尚书·吕刑》之中，所谓：“听狱之两辞”，“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意思是说当时的司法官“断狱息讼”时，在要求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都到齐后，应当认真听取诉讼双方的陈述，通过察看“五辞”的方法，审查判断其陈述是否确实，并据以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进行定罪量刑。

古代的取证手法不甚发达，所以很多案件全凭当值官吏的判断，所以五听非常的重要，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这就是要求当值官吏在审案时，注意当事人的陈述是否有道理，陈述时的神情是否从容，气息是否平和，精神是否恍惚，眼睛是否有神，并据此综合判断其陈述是否真实，从而对案情作出判断。

听讼

随着朝代的发展，五听制度也在不停的完善，官吏在取证能力逐渐加强后，听讼之时有了更多的底气，随意为官一任如果遇上清官，当地的官场风气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五听制度给予了办案人很大的权力。任何贪官污吏都生怕露出破绽被当场揭穿，不过这样的权力也容易滋生权力滥用，太多的依靠个人的判断，有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古代侦办贪腐案件的官员基本都是皇帝身边的重臣，非常受皇帝的信任，对人员的要求非常之高，我们熟知的包拯就是善于听讼的官员，他整治的贪官非常之多，更有了：‘有包弹矣。这样的话，意思就是如果哪个官位空缺了，必定是被包拯弹劾了，’‘包弹’二字当时让无数贪官吓破胆。惩处贪官首先要自身清廉，再者就是有高超的办案技巧。

虽然五听制度在如今的社会已经过时，但是依旧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以取证为主的年代，官员对于案件的办理也应当辅以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