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欧洲的农民起义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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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典文献中有“起义”一词，但无“农民起义”一词

笔者使用“诸子百家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检索，查询“农民起义”词条，所得结果为0；查询“起义”词条，则结果极多。如《水经注》“汝水”条下，有“汝南太守周矜起义于悬瓠者是矣”之句。《三国志·袁绍传》裴注中，有“袁绍起义，卑辞厚币以招致（田）丰”之句。《通典》中有“桓玄篡晋，宋武帝起义讨之”、“大唐高祖起义至京师”、“大唐起义太原”等句。《三国演义》中，“高祖斩白蛇而起义”、“斩蛇起义”等句，出现频率也很高。

2、民国报刊杂志及学术界很少使用“农民起义”，该词直到50年代才出现井喷

“农民起义”一词最早见于何人作品，很难搞明白。可以肯定的是，要到50年代，该词才在报刊杂志和书籍中大量出现（40年代后期的《新华日报》，已较频繁使用该词）。笔者于《民国38年前重要剪报资料库》中检索“农民起义”，仅得1项结果（检索“起义”有130项结果）。孙中山生平文章，经常使用“起义”一词，但笔者于“国父全集全文检索系统”中检索“农民起义”，则结果为0（检索“起义”有481笔资料）。

民国时期，学术界也很少使用“农民起义”一词。1934年，开明书店“中学生丛书”出版《晚明流寇》（王耘庄著）一书，专供初中学生各科课外阅读之用。该书总结农民暴动产生的六大原因——1、天灾流行；2、赋税繁苛；3、政治腐败；4、外患频仍；5、兵变迭起；6、乡官虐民——可谓充满了同情，但作者仍以 “盗贼之祸”名之，而未使用“农民起义”一词。1933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蔡雪村著）、1935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薛农山著）等，也无“农民起义”之说，而多用“黄巢暴动”、“流寇之乱”、“农民战争”、“农民暴动”、“农民骚动”等词。值得一提的是，蔡雪村乃是留苏地下党、薛农山亦曾加入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俱属左翼学者。钱穆、吕思勉等非左翼学者，其著作中自然更无“农民起义”之说。

1939年12月，毛泽东于延安撰文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篇文章，是50年代“农民起义”一词在学术界和报刊书籍中井喷的关键。

1954年出版的《中国农民起义论集》，前言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论述作为指导思想

3、动机层面的正义，不足以抵消手段和结果层面的非正义。这是民国史家拒绝使用“农民起义”一词的关键原因

民国史家之所以一方面从原因上同情农民暴动，一方面在定性上又拒绝称之为“农民起义”，钱穆的解释很有代表性：

“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夫洪、杨为近世中国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然矣。然洪、杨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建设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国史大纲〉引论》）

简言之，动机层面的正义，不足以抵消手段和结果层面的非正义。譬如，李秀成谈太平天国起事初期裹挟民众的诀窍，乃是“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为防掳来之兵丁逃逸，严格控制士兵私财，甚至在士兵脸上刺字“太平天国”，以断其归路。这样的手段，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正义。太平军素有“打先锋”之惯例，“每至一处，即肆意掳掠，必招本地无赖为眼目，就富家大小，以次搜索。有预为埋藏者，亦十不免一。”苏州在1830年时有户口341万，经太平天国之役后，至1865年已只剩下129万，损失过半。当代人口史学者曹树基的研究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十余年，共约造成7330万的人口损失。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正义。这些都是钱穆感慨“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的缘故所在（钱穆曾评价太平天国“其扩大依然是恐怖裹胁政策的效用”）。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钱穆同情农民暴动的起因，但并未将其称作“农民起义”

4、帝制时代的中国，和中世纪欧洲相比，前者“农民暴动”多，后者“农民起义”多

“中国农民起义和欧洲农民起义有何异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来自于问题本身；或者说，来自“农民起义”这个词的定义。

并非所有的“农民暴动”都能被称作“农民起义”。一场“农民暴动”是否能够被称之为“农民起义”，不但要考察其动机是否正义，还需要考量其手段和诉求是否正义。从这个角度打量中国历史，即不难发现，很多以往被我们理所当然视为“农民起义”者，其实不过是“农民暴动”罢了，甚至很多连“农民暴动”都算不上，因为其“暴动”的利益诉求，并不是为了农民——如《天朝田亩制度》中，将“农民”视为下贱之人，涉及刑罚时动辄“黜为农”：

“官或违犯十款天条及逆命令受贿弄弊者则为奸，由高贬至卑，黜为农。……凡滥保举人者，黜为农。……凡滥保举人及滥奏贬人者，黜为农。……但凡在尚保升奏贬在下，诬，则黜为农。……颂赞天父上主皇上帝，讲圣书，有敢怠慢者，黜为农。”

中世纪欧洲的很多“农民暴动”，与太平天国的情形大不相同。比如：

“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人头税大幅增加。该税开征于几年前。人人都要缴纳。起义农民从肯特和埃塞克斯涌向伦敦。年轻的国王理查二世(1377--1399在位)和幕府没有及时采取军事行动。起义军在泰勒(War Tyler)率领下攻入伦敦城，捣毁了萨伏伊宫(Savoy)。该宫主人为兰开夏(Lancaster)公爵。起义军在伦敦城郊向国王递交了请愿书。国王似乎有意妥协，但起义军还是攻占了王廷要塞伦敦塔，并在城外的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再度与国王谈判。泰勒当着国王的面漱口并要了一杯啤酒，被伦敦市长杀死。国王夺回了伦敦，镇压了起义军。从起义军向国王提出的要求，可以看出他们的真正诉求，也可以理解伦敦之外的大修道院为什么会成为农民的攻击目标。起义军的主要要求如下：废除农奴制(仍存在于英格兰东南部)，废除黑死病之后制定的限薪劳工法，百姓有权参与乡村政务，消灭英格兰教会的世俗财产。最后一点并不算激进，当时威克里夫(John Wyclif)的教会改革思想已经广为流传，甚至得到了兰开夏公爵的支持。

“1525年德意志农民起义在德意志南部和中部爆发(包括现今奥地利和瑞士部分地区)。该地区的很多农民都属于农奴，早已不堪重负，而伯爵、修道院长和骑士等小领主却日渐增多。这些小领主名义上归德意志国王(皇帝)管辖，却享有自治权，通常占据几个村落，既当大地主，又作领主。这种双重身份引起了农民的反抗。德意志南部的农民不仅发起暴动，还展开了宣传攻势，为自己辩护。起义源头在士瓦本北部，起义者用简洁的语言归纳了自己的主张，并作为宣言四处印发。《梅明根十二条》(Twelve Articles of Memmingen)就是一个范例，明确提出：农民有权选举乡村牧师，废除农奴税，削减什一税，农民自主决定公共林地、牧场和水源的使用，要求地方法庭尊重当地习俗，不采用领主们强加的夹杂着罗马法的法规。”（维姆·布洛克曼彼得·霍彭布劳沃/著，《中世纪欧洲史》，花城出版社，2012，P277-278。）

如果布洛克曼和霍彭布劳沃的《中世纪欧洲史》中的以上描述无误，那么，“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和“1525年德意志农民起义”，确实可称作“农民起义”——其动机（不堪重负）、手段（对抗压迫者和剥削者，而非如李自成、张献忠辈所过之处“凡有身家, 莫不破碎”）和诉求（基于自身利益）均具备正义性。

中世纪的欧洲乃是一种“领主分封制”。农民（奴）暴动所反抗者，多是直接对其施加压迫和剥削的中小领主。这种反抗多数无法发展至类似中国的赤眉黄巾、黄巢、李自成张献忠式的规模——不同领主下的农民很难同步串联起事；领主相对于郡县，镇压的意愿和能力也更强。同时，这种反抗在正义性上，也往往大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中国郡县制下，小规模的“暴动”，往往更乐于落草为寇去侵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而非直接对抗国家机器。如民国年间，因军阀混战，河南“农民暴动”频繁，但多走盗匪路线。大规模的“暴动”，如赤眉绿林、黄巾、黄巢、李自成等，在力量足以分疆裂土之前，亦更乐衷于“掳掠州县”伤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而非代表民众利益与国家机器对抗。换言之，帝制中国“农民暴动”多；“领主分封制”下的中世纪欧洲“农民起义”多。这是二者最大的区别（相同点太多，也很明显，如起因多由求生，结果多被镇压等，就不讲了）。

这种区别，与“民族性”之类的命题无关，更与“东西方农民的觉悟高低”无关，而只是一种不同现实环境下的不同的“理性选择”：郡县制下，地方州县官僚大多既无意也无力镇压暴动者，暴动者掳掠州县普通百姓的风险，要低于直接对抗国家机器（中央军队）；领主分封制下，暴动者掳掠其他领主治下百姓的风险，却不一定比直接反抗自己的领主更低。此外，因“大一统”和“分封制”的区别，暴动者与统治机器有效对话的机会也相差甚远。进入近代之后，因国家机器对基层的控制力大增，上述区别其实已不存在。如1922年，列宁曾承认：“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没有了的原因，是中央政府用略宽松的“新经济政策”取代了严苛的“粮食集中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