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故事——白纸坊的那些事

1955年12月白纸坊成立“北京市第一造纸生产合作社”，一家一户的造纸作坊都合到一块了。第一任主任叫马朝海，是纸房的人。转过年，1956年春，上级派来了新主任王昌，部队复员的，是部队文化教员。通州人，是个孝子，上任不久，就接来老母亲。租社员杨殿元一间房，娘儿俩住。他二十七岁，单身。那时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是男二十女十八。二十四五结婚算晚的，他得算当时的剩男。也许在部队耽误了？或者是他自身条件，老被人家相不中。按时下说，他得归到“残疾”一类：身高不足一米五！五官端正，光看“大头照”，除了额头宽些，也称得起一表人才。往下看，则略欠均衡。上半身匀称如常人，双腿不般配，短。相书说“下身短上身长，必是人间可相郎”，富贵相。还举刘备作实例。可姑娘们不看相书，更不关心刘皇叔。反正看小短腿儿不如意，大概这是王主任“被剩”的主因。

王主任高中没毕业就到了部队，当过文书，搞过宣传，也给战士上文化课。爱看书，知识丰富，脑子好使。因为当上领导，难免有时板着脸。在人生地不熟的新地方，也有点局着。不是死性，也不是不好说话儿。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深入生产第一线，跑遍了白纸坊。社员干活的地方，井台、抄纸的“陷房”、晒纸的墙道都去。没多少日子，人熟了；造纸的流程也知道了。

造纸社三百多号人，男的多女的少。妇女不足一百，大妈大嫂占九十多。没结婚的姑娘没几位。抄纸的，丁家大菊子、晒纸的，张家小琴、刘家小英，就这数得过来的三几个人。小英的父亲没了，跟着母亲、哥哥过日子。单干的时候是小业主，纸房的活，一家三口都得忙活。妈妈是河北农村人，闹日本以前，嫁给在北京开纸坊的爸爸。北京解放那年爸爸去世，十七岁的哥哥刘武当了纸房掌柜。小英十五岁已经是晒纸的一把好手。入了造纸社还是晒纸。晒纸，一个人独“挑儿”的活。头天抄的纸，夜里压去水分。成了一百张一块的湿纸坨，晒纸的搬到木架子的独轮车上，推到墙道里。一张张揭开，一张张用大板刷刷贴到墙上，晒干。干的纸，一百张一叠，叫一刀。一天任务七刀。墙道是纸房特有的，东西走向的土墙，两米高，二十米长短。石灰抹光。在纸房集中的地片，墙道比房屋占地还多。晒纸在纸坊是轻体力活。天气好，太阳足有点小风儿，四五个小时就能干完。受罪的是大太阳晒着，孤零零一个人在野地里的土墙下。几个小时不见人。最多自己哼个小曲儿，解解闷，打发打发寂寞。有人凑到跟来说几句话，喜出望外的快活。女孩子更怕孤独。喜欢有人说笑。

造纸社的几个姑娘，数小英长得秀气。圆脸盘，红扑扑的。常在阳光下干活，不显黑。双眼皮细眉毛，“双眉不须画，天教入鬓长”。一条大辫子垂到腰。不到一米六的个头，在那时的女孩中算高个子了。那时女孩子还束胸。十三四岁，要穿自己缝制的紧身小背心，日夜不脱。紧束双乳，不使隆起。未婚就双峰高耸，被人耻笑。而今是观念相反了。小英胸平平，腰细细，真正的亭亭玉立。胸耸臀翘，曲线凸显。虽然玉立，可没了亭亭的韵致。小英走在路上，会收到不少注目礼。但守旧的风气厉害，男女间的爱慕只能深藏心底。

王主任和老母亲住白纸坊街67号，小英家64号。北京的旧礼儿，新住户要先拜访近邻，各户走走，说句客气话：“搬到一块了，断不了给您添麻烦”。“新来的人儿，摸不着门儿。”有老住户指点关照，方便许多。新的家，东西不凑手，免不了临时借用。认识，说过话。比生人好开口。礼尽到了，老户更热心。“敬人者，人恒敬之。”

王老太太照顾儿子的生活，事儿不多。刘老太太不参加造纸社的劳动，比单干时清闲多了。俩人认识了，又都有闲工夫。一来二去，走得近乎。

王主任串晒纸墙道，到了小英的墙道。小英初次单独见领导，有点紧张，局促慌乱。脸红着，不敢多说话。低头紧着干活，掩饰那种不自在。平时盼着有人来，见了人话多直呢。“头儿”来了，说不出话来了。不是怕，是羞涩和拘束。小英回到家跟老妈说主任上墙道去了，还问咱家几口人什麽的。老妈说“他妈来过咱家。我也去过他家。在街上碰见也聊。人不错，没架子。随和。娘儿俩都实在。”这番话叫小英觉着主任他妈跟自己妈是朋友，不算外人。再见面就不生分，敢说敢笑了。她的变化，使她晒纸的的墙道，成了领导深入群众的“基地”。她把小车推进墙道里，往墙上贴不了几张纸，王头儿掐着点儿准到。他高中生，爱看书，念诗、读小说。她没上过学，解放后在崇效寺扫盲识字班才认识些字。连蒙带猜的看故事书，懂个大概意思。不认识的字，不懂的词儿，不明白的地方，找不着人给讲。现在王头儿是不要钱的老师。刨根问底，他也耐着性讲。他呢，一肚子杂货，正没地方显摆。有漂亮姑娘爱听，那多难得？不讲得绘声绘色，岂不有负芳心？二人互补，都感到快慰和满足。

造纸作坊的晒纸墙，只用向阳的一面。常是三面有墙，西面留口儿的大院子。两道二十米长墙平行，相距十米。墙下一米多地面，人推小车，往墙上贴纸，往返走动，用脚夯得平整坚实。余下的空地，离家近、手头勤，种菜种庄稼。住的远，身子懒。就荒着。长野草，有的还埋死人。在这空旷的大院子里，虽然日头高照，一个人也显冷清。两个人说无话不说的话，冷清倒更相宜。小英操作熟练，边干边聊两不误。王昌抄着手站在小车外侧，慢条斯理的讲说。说得兴致高时，就比划开了。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甚至喊小英：你看，你看看哪！小英笑了：我这不看着呢吗？感情的萌发，不一定花前月下，草地阳光也一样。“咱们主任老扎在刘小英的墙道里。”社员们眼尖、嘴快，有了传言。

他俩的“墙道会”，不好继续。改去公园相会了。之前，小英对逛公园没兴趣。只逛街，还只认大栅栏劝业场跟西单。王府井都去的少。離白纸坊最近的是陶然亭，怕遇见熟人。相约去北海，门口见。小刘先前去过，没觉着多好。可和小王来，北海变了，一步一景。每一景小王都能讲出个故事。她抱怨：“这么好，怎不早带我来？！”小王笑了：“你也没提过呀。”他们也去中山公园，偷着约，分头去。人不知鬼不觉。隐蔽就神秘，神秘和幸福成正比。神秘约会一多，就难遮众人眼。风言风语的成了当地新闻。

刘小英比哥哥小两岁，哥哥当家主事。小英尊敬他，也怕他。哥哥的话不敢不听，不愿意的也不敢驳。跟小王的关系，瞒着哥哥。不瞒着妈妈。妈妈认可：识文断字有知识，老实巴交不滑头。个儿矮不是毛病，心好要紧。不知哥哥怎么知道了，那天中午他回家吃饭，一进门就冲小英来了，指着她鼻子：“你要跟他，我就不认你这个妹妹！你别再登刘家的门！我不跟着你丢人！”怕外人听见，声音不高，口气严厉。小英端着的饭碗撂回桌上，低头，没吭声，眼泪下来了。妈妈知道闺女委屈，也知道儿子，脾气暴；认死理儿，一条道走到黑。他在火头儿上，说硬的，准“翻车”。就说：“得了得了，先吃饭。回头慢慢说”。“不吃！”“干嘛那么大火儿？好好说！话匣子里老讲新社会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我都想得开，你还封建？”“我不是封建。她搞对象我不管。就是不能找他！”“为什么？”“咱靠手艺、卖力气挣钱吃饭!巴结官儿？挣八万紫金子，不伺候！”“咱没巴结呀。不是好换好吗？人敬咱一尺，咱敬人一丈。这事，能上赶着吗？”“那也不行！您跟她过，我走！”一摔门，出去了。老太太追上去，一把拽住儿子的胳臂：“你跟妈说清楚，你听见什么闲话了，发这么大脾气？回家说！不能让人看咱的笑话。”儿子最要面子，乖乖的回了屋。

小英在原地坐着流泪，没动筷子。娘儿俩回来，老太太还是说先坐下吃饭，吃了饭该干什麽干什麽。晚上再说。儿子等不了，说：“人家挖苦我，我都不知道哪儿的事。他们说你是国舅爷呀。在白纸坊拔头份儿了。这不是骂人不带脏字儿么？在白纸坊还有法儿待吗？！瞧上当官儿的，就巴结人家！靠巴结人过日子，脊梁骨让人戳烂喽。小英明儿退社！我养着你!“老太太说：“嚼舌头的多了，听那个还有完。听拉拉蛄叫唤，就甭耩麦子了！这事咱慢慢商量。”“不行！明天我去找姓王的，给小英退社！我不吵不闹，就是小英不干了。”小英说：“我这么大了，不能让你养活着。”刘武说“咱可以找别的事儿干。有两只手饿不着！干嘛非一棵树吊死。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小英不再吭声。娘儿仨闷头吃饭。

第二天刘武到主任办公室找王昌。造纸社开始就三间北房一个小院儿。财务一间、供销一间、生产计划一间。王昌来了，西墙扒开，人们出入。北房东边的街门堵死，压了间棚子当办公室，又矮又小。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木头脸盆架子。屋子就满了。有俩客人就转不开身。刘武一进门，有个客人在。面熟，区里手工业办事处的曹干事，常来造纸社。王昌问刘武“找我有事儿？”刘武说“刘小英退社。不干了。”王昌说“我调走了。正跟曹主任交接工作。你明天找曹主任办，好不好？”刘武只好说“行，行。”刘武回家挺高兴的跟母亲说“姓王的调走了，去块心病。”不再提退社的话头。

王昌调到永定门那边的“北京市第一食品厂”当厂长。也是几家作坊合并的，属市生产联合总社合作系统的单位。王老太太跟儿子一块搬到永定门了。给刘老太太留了新住址。

王昌和刘小英的联系没断。刘武和妹妹吵闹也没断。刘小英调到食品厂上班，在食品厂和王昌办了婚礼。刘武好几年不认这门亲，刘小英不敢回娘家。只能刘老太太瞧闺女。刘武结婚也不情妹妹。别扭到刘武生了儿子，大办满月。王昌两口子，姑父姑姑参加侄子弥月之喜，才化干戈为玉帛。兄妹和好如初。

食品厂在木樨园盖宿舍楼，刘小英一家是头一批住户。和王昌生了两儿一女，美满和谐，直到白头。

（文转自老北京网：pangong 画：冯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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