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符经》全称《黄帝阴符经》,旧题黄帝撰。学界通常认为,《阴符经》属后人伪托之作,不会真的出自黄帝之手。要知道,根据现代考古学,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是直到商朝末期才有的。这跟黄帝所处的年代,远隔千年之久。没有文字,又如何著书?至于有些盲目崇古派,全然不管这些,坚信黄帝为《阴符经》的作者,那也只好听其自便。
也许有人要问,古人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为什么要把署名权拱手让人呢?而且是让给漠不相干的更古的人?对此,我们看一下《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训》的一段话,就明白了:“通于物者,不可惊以怪;喻于道者,不可动以奇;察于辞者,不可耀以名;审于形者,不可遁以状。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通达事物的人,不能被怪事所惊;明白大道的人,不能被奇事所动;明察言辞的人,不能被名状所眩惑;审察物形的人,不能被假象所欺骗。(但是),世俗的人,多尊古而贱今,所以宣传自己学说的人,一定假托神农、黄帝的名义,然后才能让他们的主张被接受。
说白了,就是俗话讲的“远香近臭”。这里的远近,不仅指空间上的,也指时间上的。比如,老子追慕结绳记事的原始社会(“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孔子梦里都要去见一下周公(“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鲁迅借九斤老太之口感叹说,“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到了21世纪的网络时代,还不时有人宣扬旧时代的好,说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其实很有情致,并非想象中那么糟糕……这种厚古薄今的社会心理学现象,几千年来没有改变。
既然大家心理上都认为远的好,近的不好,那些本身没有什么名气的作者,为了方便学问的传播和传承,就只好献出署名权,冠上一位大有来头的人物。《阴符经》的作者自然也是深明此理的,他说:“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而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的始祖,又被后来的道教奉为神灵,理所当然地,被伪托最多。有人统计,书名被冠以“黄帝”二字的,《汉书?艺文志》录有15种,《隋书?经籍志》26种,《旧唐书?艺文志》18种,《新唐书?艺文志》30种。大名鼎鼎的《黄帝内经》,就属此类。《阴符经》自然也难以免俗,所以就变成黄帝的作品了。
感谢《淮南子》,为我们记录下两千年前学术界的这种现象。我国不像西方重视知识产权,看来也是古已有之的,但这样做显然自有它的好处。所以,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今天我们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有其时代的必然性,但站在知识共享、国民文化素质教育的角度,未必是有利的。
讲了半天,《阴符经》的作者究竟是谁呢?答案五花八门。朱熹《阴符经考异》说:“河南邵氏以为战国时书,程子以为非商末则周末。世数久远,不得而详知。以文字气象言之,必非古书,然非深于道者,不能作也。” “《阴符经》恐是唐李筌所为,是他着力去做——何故只因他说起,便行于世?”“筌本非深于道者也。是果然欤?吾不得而知也。”朱熹说,关于《阴符经》的作者,邵雍、程颐的说法各有不同,而他自己觉得“必非古书”,疑心就是李筌本人所作,但也并无把握,总之一笔糊涂账。
现当代研究《阴符经》作者问题较出名的,当数我国著名道教研究专家王明先生。王明在他《试论<阴符经>》及其唯物主义思想》(见《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书)一文中,对有关《阴符经》作者的诸种不同说法加以辨析之后,说:“推测《阴符经》成书的年代,约在公元五三一至五八〇年这段期间……作者大抵是北朝一个久经世变的隐者,对于天文历算、易老阴阳百家之学多所该涉,对历史事件及当代事变亦能研综……”这个结论,并没有给出《阴符经》具体的成书年代及作者姓名,但相对而言最有说服力,所以得到最多认可,就连台湾学者也予以首肯。本人同样赞同王明先生,但有自己不同的考证思路。
首先,从文体特点上看,《阴符经》常用四、六字句,属于标准的骈体文。骈体文也称“四六文”,起源于汉末,形成并盛行于南北朝。入宋之后,随着欧阳修等人掀起第二轮古文运动高潮,散文大家迭出,骈文渐衰。而《阴符经》的首次出现是在唐初,编修《艺文类聚》的欧阳询最先引述该书经句——《阴符经》初现的这个时间点与骈文的发展轨迹吻合。至于李筌在嵩山得《阴符经》,并为之作注,使之闻名于世,已经是中唐时期了。所以,《阴符经》不可能出自李筌之手,而很可能出现在汉末到魏晋南北朝这个时间段。
任何作品都不可避免地要留下时代的烙印。正如现代人写不出正宗的唐诗,古代人也不可能写出现代的白话文。因此,从文体特点推断作品年代,是很可靠的一条思路。正如朱熹说:“以文字气象言之,必非古书”,黄庭坚也曾说:“熟读其文,知非黄帝书也”,可惜现代的研究者竟然无人对此加以注意。有人说《阴符经》“文字奇古”,这有一半是瞎扯。“奇”是真的,却一点也不“古”。《阴符经》没有生僻字,用语也相当直白浅近,其字面含义,高中生就足以读懂,“古”从何来?至于真正的“古文”,不必去读多么深奥的书,看看《诗经》就明白了。
其次,从思想内容上看,《阴符经》的很多独有特色,为他书所不具备。具体表现在:
第一,《阴符经》里有浓厚的杀伐之气,最明显表现在对“天”的态度上。依照我国古人的观念,“天”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一切的主宰:“天地之大德曰生”,“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只有到了老子那里,“天”的规格才稍有降低,变成仅次于“道”的存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可是在《阴符经》里,“天”变成不只“生”,同时也“杀”万物的“贼”、“盗”,而且天、地、人彼此之间也相贼相杀——“天有五贼,见之者昌”,“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站在封建统治者的角度,这些思想简直大逆不道,颠覆三观。要知道,古代皇帝自称“天子”,如果“天”竟然如此不堪,沦为“盗”、“贼”,叫掌管万民的“天子”又如何自处?况且,人发杀机的时候,竟然可以让天地反覆,这不是鼓动造反吗?这样一本近乎忤逆的书,“天子”不会乐意看到它在世间大行其“道”。正如清代吴名凤指斥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此则曰杀机;阴疑于阳必战,而此不嫌无阳,此乱世之书耳。奈何欲上污古圣也哉!”这是代“天子”说出了心里话。《阴符经》在道家的地位,虽足以比肩《道德经》,但知名度却远不及后者,原因大概就在这里。总之,《阴符经》是一本具有先进思想的革命性的书。它不可能是远古之作,远古时代不可能有这么先进的思想。
与杀伐之气相应的,还有刀兵气:“三盗既宜,三才既安”——争战各方力量达到一种平衡,天地人就可以相安无事。老子生于春秋乱世,所以《阴符经》的刀兵气,我们在《道德经》也能看到,比如,“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依此类推,我们可以断定,《阴符经》是乱世时书,而魏晋南北朝正是典型的乱世。
第二,《阴符经》里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阴符经》里没有神仙气,没有怪力乱神:“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知其神之神,不知其不神之所以神也”——“我”认为无论做什么事,都应以尊重时机和条件为先,而不能像那些愚人,要择什么吉日良辰;别人认为天地万物的运行,是受某种神圣力量的支配,“我”认为没有这种力量,只有顺应事物背后的“道”,才能做到“不神而神”,也即“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从而“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一反古书中常见的消极的宿命论。
古代无神论主义影响最大的,当属南朝杰出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范缜。参考范缜的生活年代,我们认为,《阴符经》作者很可能受到了范缜“神灭论”思想的影响,他俩是同时代的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阴符经》的作者身处乱世,极可能就是南北朝时期某位历经朝代变换,而冷眼观世的智慧的隐者,跟王明先生的结论一致。其实,我们学习《阴符经》,研究《阴符经》的智慧,目的不外乎学以致用,其字里行间的奥义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它的作者是谁这样一笔糊涂账,本没有必要去追究。只是为了后面叙述的方便,我们才在本文略加探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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