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穿越题材都挺火的，尤其是关于王莽这个人，正所谓火中之火。
他是开国之君，又是亡国之人，他所建立的新朝（创新？），前后不过15年而亡国，因此新字绝非一个吉利的字，反而预示着不安与毛躁。王莽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动不动就创新，完全脱离现实与历史经验，政策缺少连续性，于是国家很快就灭亡了。
看看王莽的所作所为吧，是不是似曾相识？
1，土地国有，平均分配。
2，废除奴婢制度。
3，修改官制和地名。
4，政府参与的计划经济和国企专卖。
5，改革货币。
6，政府建立贷款体系。
7，强迫劳动，消灭不劳动者。
8，将一天100刻的古计时法修改为一天120刻的新计时法。
9，修改与周边异族的关系，尤其是灭高句丽，将其改名下句丽……（实在忍不住想吐槽一句，您以前和韩剧多大仇？）
然而并没有多久，国家就崩溃了。但是不得不说，因为政策实在太像了，我们也许能从王莽“改制”中看到某些规律。
其中，新莽实行的经济垄断政策，为“六管”之一。《周礼》有赊贷之法，《乐语》有“五均”之官。
王莽托古改制，以为管理物价、负责税收及赊贷。其法于长安东、西两市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大城市设均输官，改原来的市令、长为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司平衡物价，设钱府丞一人，司税收及赊贷。
然而在实践之中，所谓平衡物价实为贱买贵卖，从中渔利，收税范围遍及各业，凡工商渔采畜牧，以及医巫卜祝等无一或免。换言之，全社会征税，甚至连乞丐（公益？）都不放过，于是让很多本来生计就很难得行业，疲于交税。
官府赊贷虽取息略轻（即数字普惠金融），但过期不还（坏账），罚作罪徒。实行的结果是“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
换言之，奸邪之徒携手政府腐败官员大搞“普惠金融”，其实却是发高利贷，把业务的风险边际扩大到了无能力偿债者（普惠金融用户），与此同时在征信等环节上做手脚，导致借贷人还款困难，真实还款成本高企，然后再以国家法律为理由，却大肆开展他们征信、催收等创新业务和司法处罚（考虑当时的教育状况，借贷者一般不可能有较好的经济状况，处于社会底层）。
本来属于民事纠纷的民间借贷，竟然成为国家政府背书的组织化行为。造成本来可以通过计提坏账可以解决的问题，不得不变成残酷的国家刑罚。不但无助于债务的清偿，更迫使借贷人走上犯罪极端。
此外，从政府角度，如果官营借贷资金来自于政府国库，那么收益权也被政府所享有，那么风险同样为政府所拥有，然而个人借贷与民间借贷，风险需要释放，政府却兜底风险，而借款人无法完成刚性兑付，那么政府投资必然经营不善和难以避免巨大的风险与亏空。
而官营背景，扩大了借贷业务的信用背书，使得广大的借款人过分的估计个人偿债能力与信用能力，大肆借贷，发展风险投资实业，最终却面临投资失败后的政府强制力逼债。
从民间借贷来看，不论是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还是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存在无法及时偿还都是非常合理的，这就是所谓的借贷风险。借款人并不一定有能力完全履约，因此，出借人在享受出借投资回报的同时，也享受投资失败的风险，本来就是出借人难以避免的投资风险。而出借人通过建立风险备付金的模式，实现风险的系统性分散，这已经超越了出借人概念，而接近于银行的权限。导致系统性风险在系统间聚集。
换言之，“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贷的关键在于风险可以被覆盖，可以被释放，理财者有责任评估出借风险，也必须承担风险，借款人有责任评估个人偿债能力，此外纵然欠债不还，也不能过分承担刑罚责任。这才是具有可持续性的民间借贷。国家不应该明确支持债权（恶魔）的膨胀，应保持自己作为司法裁判者的公正性，而不能过度干预其中。
包括民间借贷等很多灰色地带通过国家机器完成规模化膨胀，成为国家官僚机器压榨的新领域，本来可以通过坏账模式完成矛盾化解的问题，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砍头坐牢，把民法规范的范畴之中，加入过度的刑法刑罚，于是社会矛盾激化，加速新朝灭亡。
结合今天情况看，要不要发展金融创新，怎样发展金融行业，稳健，还是慎重，这还真的需要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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