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伐木工
随着春节的结束，广大未婚适龄青年们，总算从七大姑八大姨“催婚”的“腥风血雨”中幸存归来。大龄未婚，似乎已成为人生不完满、政治不正确的标签，然而回顾历史，古人们似乎生活在更加水深火热的“催婚”狂潮中。
“催婚”之礼
泱泱大国，礼仪之邦，“催婚”之礼，自古有之。《礼记?内则》云：“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年而及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谷梁传?文公十二年》有：“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许嫁。”《周礼?地官?媒氏》更明言：“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官方欲对古之男女的婚姻年龄进行更密切的监管，甚至唯恐大龄未婚青年不得着落，强制性举办“相亲大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
总之，经传关于古人适婚年龄的记载基本一致，皆认为男子三十、女子二十，是一个应当迈入婚姻牢穴的年纪了。
对此，诸家解读众说纷纭。郑玄认为此为男女结婚之最低年龄，必待男三十、女二十之后方能成婚；王肃主张此为最高年龄，最迟不得过此；杜佑则认为这指的是庶民之礼：贵贱有异，婚龄的礼仪规定也应尊卑有序，贵者年在十五六，贱者年在二三十。然而，无论哪一种说法都难与现实相符，故有人怀疑古礼不过具文而已，王充在《论衡》中说：“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张设，未必奉行……礼乐之制，存见于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举。”以今证古之说固然失之武断，然也可想见，男女婚姻的实际情况与礼仪全然吻合的可能性实在是很小。
（女子及笄，表示已发育成熟）
“催婚”之法
礼仪对于婚龄的要求，或者出于男女双方生理的成熟、心智的健全种种考虑，建议人们在合适的年龄进入婚姻的状态，以保证婚姻的质量。然而统治者们很敏锐地意识到了社会平均成婚年龄对于国力的影响。人口数被视为衡量国力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而成婚越早，越能充分利用男女具有生育能力的岁月，越有利于实现人口的自然增长
。
为了尽快复仇吴国，勾践不仅卧薪尝胆，而且颁布法令规定婚姻年龄，令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汉初百废待兴，急需蕃育人口，女子若未能赶在三十岁之前摆脱单身生活，便会遭到法令惩处。此法甚有成效，据学者统计，汉代早婚现象普遍，男子多在14-16岁之间，女子则在13-16岁之间。西晋武帝则颁布制令：若女子年至十七，父母还不嫁之，便使当地长吏为之许配婚姻。到了唐代，敦促适龄男女尽快成婚，减少辖区未婚大龄青年数量，增加户口数，也成为地方官员考课的重要指标。
历朝历代，以诏令定婚龄几成定制，只是根据国家需求，法定结婚年龄有所调整，然而如上所见，往往与儒家经典中关于婚龄的记载有很大差异，古代中国也成为典型的“早婚”国家。
男女之别
古代婚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同类相求，减少了自由恋爱和择偶中的偶然性，然而实际操作中仍有相当的困难。在这之中，女性承受的压力明显大于男性。一则，如上所见，法令对婚龄的要求主要侧重于女性，在一些朝代，女子未在法定年龄之前及时出嫁，不仅面临着罚款，甚至父母家人也会被连坐。二则礼法中规定的女性适婚年龄往往或多或少地低于男性，这也意味着女性更早地开始面临着“催婚”的危机。
一来女子生理生熟的年龄要略早于男性；二来妇稚于夫被视为通常之道；三则男子成婚之前常有姬妾，不少人未婚便已有子；四则男子奔竞于仕途，功成名就之后有更大的机会谋娶高门大户的女子，因而不愿早婚，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者也。科举制创始之后，唐人崇尚金榜题名者，家有明珠的显宦人家莫不视之为乘龙快婿，故而放榜之日，围观者中大概一半是翘首以盼的举子，一半是眼尖手快、“榜下捉婿”的老岳父们。这正是，书中自有颜如玉，榜下当有金龟婿。
此外，所谓“家贫人不聘，一身无所归”，女子们在议婚之时也面临着强大的经济压力。然而，正如白居易诗中所言：“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贫家女难嫁，嫁晚孝其姑”，早嫁的妇人老珠黄之后难免为丈夫轻视，晚嫁的女子则面临着守寡与侍奉婆婆的未来。
参考文献：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张国刚、蒋爱花：《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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