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为何对王阳明心学嗤之以鼻

本人电视系列讲座《东林沉浮》全本选读1

东林党为何对王阳明心学嗤之以鼻

顾宪成是个天生的精神领袖，因为创办了东林书院被人尊称为“东林先生”。东林先生主张知识分子要回归儒家道统、敢于直面现实、干预政治、关注民生。

作为在野士人领袖，顾宪成给予受众的第一要义就是“知本”。

何谓“知本”？就是正本清源，还儒家理学正统地位，摒弃王阳明虚夸学风。这正是为矫明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以来王学末流以无善无恶为性，以不学不虑为学的流弊而来的。

可见，东林书院继承的是儒家正统学脉，反对王阳明的心学。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阳明心学，到了晚明，已成流弊：造就了文人的不良学风——厌恶平淡，追求新奇，结果腹空而心高。

我们知道，中国有两千年封建史，这两千年中的大一统王朝自汉以降，一直是尊儒家为正统价值观。但是所谓儒家学说自孔孟之后，也是变化发展的。自从宋代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北宋五子开创的新儒学，在南宋成为朱陆两派，到了南宋末年，程朱理学逐渐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到了明朝则进一步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并通过八股取士和文化专制等措施，固定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要以。

而在明代中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江南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级的壮大，一股带有平民主义色彩的个性解放思潮，开始猛烈的冲击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纲常礼教观念。王阳明心学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一个官宦人家，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状元，官至吏部尚书。少年时期的王阳明就已表现出一般少年少有的豪迈。尽管天资聪颖，但仕进之路不算很顺。他二十一岁就中了举人，但此后两次参加会试都没有成功，直到二十八岁，才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接下来的宦途更不太顺。正德年间因为得罪宦官刘瑾被贬谪，嘉靖年间则因为受到在朝大臣的排挤而郁郁不得志，最后死的时候还不准其爵位世袭。

比起政治落寞，他的思想成就更令人瞩目。结果艰苦卓绝的现实磨练，他成就了自成一说的心学理论。“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后人因此也称王阳明哲学为良知之学。据说，有人请王阳明讲学，问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问话人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只讲良知，不要守着“致良知”不放。王守仁用了一模一样的话来反驳他，说：“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

但是，儒家的太宗《孟子》里说，良知是一种近似本能的本性，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人们通过性善所体现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都是先天固有的。而王阳明却把这个本能的道德感应变成了三观的核心价值观念。我们知道，禅宗就是把佛教中国化通俗化了，而王学与禅宗颇有些异曲同工，是将儒家学说也通俗化大众化了，不必拘泥四书五经教义，人人都可随心所欲地领会儒教，人人可以为圣贤。

阳明心学一直在民间流传甚广，但却无法取得正统地位。在不同阶段遭到官方打击，即便王阳明死后，嘉靖皇帝还这么评价他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此言一言以蔽之，心学即王歪理邪说。

王阳明死后半个世纪，突然火了起来，并得到官方承认，万历十二年，在张居正死后，一些阳明弟子进入了权力中心，在他们的鼓噪下，万历皇帝将心学当成了儒教理论发展创新，王阳明从祀孔庙。

但是，正统儒家士大夫依然对心学不以为然。尤其是对王学末流，不以为然。

东林党人顾宪成和高攀龙批判心学末流，称其空疏浅薄，流于禅学，形成了不正的空谈之风。 跟当时的社会脱节。

顾宪成等人高举的是接地气的实学，读书人不能与政治脱节。他创办东林，就是要打造出铁肩担道义的文人士大夫，改变拯救国家命运。这应该就是顾宪成的终极目标。

但是，仅凭品德高尚的官员，制定出一个君子标准，就能救国救民？

老道的朝中官员不以为然。

好在，那些真正的东林党人始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