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那些独特的中国式关系

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一部名为《中国式关系》的电视剧刷爆了不少人的社交圈，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大家似乎都颇为热烈的发表着自己的意见。

那么，当我们谈起中国式关系，我们到底在谈论些什么，而中国式关系，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形式呢？

师徒：

师徒，往往通过某种安身立命的本事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建立在一种一对一培养的模式之上：师父传道授艺，为徒弟所学到的技艺负责，帮助徒弟在圈子内和社会上立足；与此同时，徒弟在学艺的过程中，也为师父的事业尽一份力。如此良性发展，虽未必能保证技艺的长久流传，但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的师徒情感确实是极深重的。

随着社会发展，从古代中国相传下来的一些师徒传统，或许已经不再适用于今日的师徒关系，比如，徒弟不可私自接外活、学徒期间以及出师后收入都要拿来孝敬师父等等。这些沿袭早已不适合当今社会。在利益牵扯之下，难免会出现师徒之间反目的情况。

说到底，师徒关系的存在本身是合理的，也是有利于技艺传承的，只是其中仍夹杂的一些古旧的伦理约束，应该及时被抛弃。

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关系之一，师徒这一特殊的落脚点无论是在文艺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之中都极为常见。

《百鸟朝凤》中动人的不只是焦三爷对唢呐传承的坚持，还有他与天鸣之间的师徒感情。当焦三爷病重之时，他对天鸣说，我死了，给我吹四台就行。而后来在师父墓前，天鸣一个人为师父吹了百鸟朝凤。百年朝凤是吹给德高望重之人听的，在天鸣心里，他的师父当得起这样一个词。

德云社一向为师徒制，郭德纲与曹云金的矛盾也恰恰在此。郭德纲认为，曹既然已经拜自己为师，那便就要按照惯例，将收入的一部分全权上交，而曹云金不满的也正是这一点，既然他在拜师时已交过钱，为何后来收入仍要上交，而他又为何不能自由选择演出活动， 遂引发后来二人间的骂战。

2002年曹云金拜郭德纲为师，自2010年开始传出两人不和传闻。在8月30日郭德纲公布的德云社最新家谱中，曹云金已经被德云社除名。

婆媳关系：

母亲在未成为婆婆之前或许是善解人意的，女友在未成为妻子前或许也是温婉贤淑的，可这二人碰撞到一起，完成身份上的转换后，就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我们似乎能从这种关系中，看到传统孝道与个人情感的冲突。

母亲对孩子有很深的联结，这种联结从情感上到生活中，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但这样的状态在儿子结婚之后就会被打破——他的生命中出现了另外一个女性。此时如果母亲不能够接受这种变化，就很容易把“失去”儿子的情绪转嫁到媳妇身上，媳妇若无法良好应对，便很容易引起从情感到家庭地位上全方位的争夺。

家族裙带关系：

裙带风缘起于夏朝宗法制，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人们的家庭观念很强，家法、族规使人们逐渐形成家人优先的习惯，因此在社会上裙带风盛行。而这一现象似乎并未随时间推移而淡出人们的视线，反而越演越烈。当谈及大学生工作问题时，时常可听到社会上的不少人关于“找工作没有熟人可不行”“某某单位没有亲戚是进不去的”之类的言论。无论是官场，又或是商场之中，这种家庭至上、荫蔽思想维系的裙带关系，都可谓是屡见不鲜。

十八大以来，中央查处了一系列腐败大案要案，其中多是窝案，背后往往存在权力个人化、家族化、部门化（简称“三化”）的权力运行、使用异化现象，其中家族化最为严重。又据《新京报》报道，三门核电有限公司招聘高管122人，其中51人来自原系统内部，占比达四成，且这些“空降兵”多数低文凭，央企可谓“近亲繁殖”。

亲子关系

自古以来，中国人在情感表达上都以含蓄自居，在亲子关系中也仍是如此。在这种缺乏情感表达的环境中长大的 “中国式家长”自然也秉承了该特点，他们羞于对孩子表达自己的感情、极少说爱。除此之外，他们努力的将自己认为好的东西捧到孩子们面前，却从不问孩子的意见，强迫孩子接受，这不仅是父母控制欲的体现，更透露出亲子间沟通的缺乏。

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及西方较为开放直白的感情观的流入，越来越多为人父母的年轻一辈都可以坦率的通过语言或是肢体动作来对孩子表达自己的爱，也越来越懂得了沟通的重要性。

商场关系：

当我们谈及商场，头脑中自然浮现的场景，便是商人们在酒桌上的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不知何时，人们都倾向于通过酒桌来建立商业上的合作关系。究其原因，让人不禁想起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种“熟人社会”。商业合作，从根本上来说要建立信任，而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熟人和酒桌，便是使人们相熟最好的催化剂。不得不承认，很多公司的生意都是在饭桌前谈成的，很多事也都是泡在酒里面办成的。

我国的不少电视剧往往会将需要谈生意的地点定在酒店。作为一部在生意往来上倾注了不少笔墨的电视剧，《中国式关系》更是如此。

师生

韦伯曾说：“美国人对站在自己面前的教师的观念是，他卖给我他的学问和方法，为的是赚我父亲的钱，就像菜市场的女商贩向我母亲兜售卷心菜一样……”这句话似乎也适用于中国——由于西方学科体系的传入，我国当代高校的导师与学生关系事实上已变得非常西化，建立在师生之间的关联从古代兼具授业解惑与德性塑造的形式转向了如今疏离的、契约式的师生关系。这意味着，教师之所以与学生发生联系，原因在于他以向学生出售知识从而获取回报，更多的是自我利益的满足而非提升学生的灵魂德性。

就在去年的9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家洲通过某公众号发布了题为《中國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为断绝本人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的文章，表示要断绝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该学生随后在微博发出了道歉信。此事本是历史圈内的师生“私事”，却使得大众在网络舆论场中你来我往，辩得不可开交。

官场关系:

官场，在大多数远离此处的百姓眼中，似乎从来就不是个干净的地方，其中充斥着有关政治立场的站队与勾心斗角，但最常为人们所诟病的，似乎还是从古至今都难以根除的受贿现象。在西方国家，官员财产多是公开的，例如在瑞典，公民有权查阅官员直到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而中国政治程序的不透明化恰好为官场送礼创造了条件。这种行为似乎也逐渐从桌面下转移到明面上，成为了人们都司空见惯的获取方便的手段，甚至更有其人专门开课来向大众教授送礼的学问。

简单的谈了上述的几种中国式关系，你我不难发现其中有的在纠缠在利益之中，有的围困在情感之内，无论是哪一种关系，细数起来都是利弊兼有，甚至弊病更多。在这个吊诡的时代，在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之中，我们不由自我怀疑，这现实凶猛如斯，到底该居于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