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大泽乡起义：压垮秦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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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从诸侯到帝国》，北京出版社2016年10月，经北京出版社授权转载。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公元前210年之后秦帝国的社会环境：在此之前，投资过热和围绕封建制复辟运动，就如同一条水位在不断上升的大河，秦帝国的国家机器，则好比是拦住大河的一道大坝，而始皇帝则是这道“大坝”上最主要的一根支柱。从公元前210年的那个夏天开始，这根核心“支柱”没有了，河水依然在上涨，与此同时，胡亥和赵高则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不断地拆毁“大坝”剩余的根基——秦廷由上至下的政治清洗运动以及对法律的肆意变更，大大弱化了政府对于基层的控制能力。

为了彰显自己登基的“合法性”，胡亥延续了始皇帝时代所有仍在进行的大型工程，并且在原基础上大大强化，特别是象征秦始皇权威的骊山皇陵。至此，这些工程的意义已经从强化帝国统一的物质基础，蜕变成了一个个政治任务，对于底层民生和政府财政而言，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胡亥

另一个坏消息则是，秦代的社会文化，对于君王错误的容忍度远低于后世，这其实是战国时代的遗风——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无论是对于国君还是国家，都不存在无条件忠诚的问题，合则留，不合则走。所谓利心互换，国予我利，我予国心；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国损我利，那么我也不会拿一套“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来搪塞自己。对比后世，这种简简单单、干净利索的行事风格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天下大一统之后，虽然人们已经没有他国可以逃亡，但人心的离散则是无法避免的。

公元前209年秋，发生在今天安徽省宿州市的一场戎卒暴动，最终让整个帝国越过了那个临界值——这就是出现在我们历史课本上的“大泽乡起义”。

陈胜、吴广起义

作为这一事件中的主角陈胜、吴广，可能并非是我们印象中那种“贫苦农民”的形象。陈胜，字涉，吴广，字叔，两人应该都生活在今天的河南省南部，也就是前楚国故地。仅从二人都有字来看，他们就不该是一般意义上的黔首，要知道，普通百姓的姓名是不可能如此复杂的，举个例子：刘邦这个名字其实是在汉高祖登基之后才改的，在他做泗水亭长的时候应该叫刘季，这个名字其实是按“伯仲叔季”的顺序排下来了，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刘四儿。所以单从名字来看，陈胜、吴广就都属于“高大上”的那一群（譬如：项羽，字籍；张良，字子房），至少他们所受的教育，应该是要高于一般平民的。此外，按照《史记》中的说法，这二人都是戎卒中的屯长，而按照《商君书·境内》中的记载：“（军爵）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这也就是说，屯长应该是一个常设的职务，而非临时指派，因此准确说来，陈、吴二人在当时很可能是属于基层军官。

这场暴动与其说是一次偶然性的“官逼民反”，倒不如说是一次有预谋的反叛行动。首先要明白，秦汉时代征发戎卒戍边和现代小说、戏曲中描写的拉壮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秦汉一直到隋唐，军人的社会地位都非常高，这和宋明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对于黔首而言，从军并且借军功受爵，是改变人生轨迹最便捷的途径之一。再则，一般的说法是这900戍卒在赶路时突遇大雨阻断行程，按照秦法应当全部被处死，因此才被迫造反。但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却彻底否定了这一说法，《秦律》中《徭律》对这种情况有明确的规定：“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水雨，除兴。”翻译过来就是：征发徭役，如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二副铠甲。迟到3至5天，斥责；6至10天，罚一个盾牌；超过10天，罚一副铠甲。因大雨或洪水导致的耽误，可免除本次征发。显然，如果真是大雨阻断行程，这批人其实什么责任都无须承担。当然，如果秦二世胡乱修改秦法波及《徭律》，那就只得另说了。

而在暴动之前，陈、吴两个人还通过在鱼肚子里藏写有“陈胜王”的帛书，让吴广学狐狸声说话等手段，在事前做足了舆论铺垫。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这其实是一次计划已久的行动。在历史中一直不乏这样一种人物：在和平时代，依照常规模式生活，他们的上升空间非常有限，甚至远不如常人，然而在乱世中，他们却可以如鱼得水，那些平时被人视为“屠龙之技”的才智，在当时却可以让他们改变历史。而这种人，对于天下的变局，往往又具有过于常人的敏锐嗅觉。或许，陈胜就是这样的人。胡亥、赵高对帝国最上层的搅动，使得底层也随之出现了涟漪，而这些征兆，足以让有心、有能者感觉到，大势将至。

关于“大泽乡起义”的具体过程，由于我们早已耳熟能详，这里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如下几点：

首先，陈胜、吴广所带领这近千人绝非是“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秦汉时代一直施行兵民一体的社会体制，注册在籍的农民在农闲时都必须组织起来进行常规的军事训练，为战时的征招做准备。而这批戎卒是准备前往北地戍边的，军事素养想来应该不会差。当然，他们的装备可能会是问题，征发的戎卒会带有一些短剑之类的武器，但是像强弩、矛、戟等长兵器以及甲胄，这些都是政府集中管理的，队伍中即便有，数量也不可能很多。因此，这支造反队伍从指挥官到士兵其实都属于专业人士，所以他们在举事之后就开始向周边的县城发起攻击，而不是像刘季刘亭长那样，带着一帮兄弟躲进了芒砀山里。

其次，陈胜所托名的两个人也非常有意思：一个是壮烈殉国的楚国大将项燕，这个很容易理解，他们起义的地点就在楚国故地，这个名号很容易得到当地人的响应。另一个则是秦长公子扶苏，他和项燕显然没什么关系，陈胜以扶苏为旗号，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时人所憎恶的并非是秦制或是始皇帝，而是秦二世胡亥乱政，以扶苏这个人们所公认的始皇帝的合法继承人为旗号，可以让人们联想到过去的好时光；第二，陈胜的“鸿鹄之志”并非是复立楚国，而是要取秦而代之，因此必须用扶苏这个认同度更广的人物为旗号。仅以这一点来判断，陈胜的政治头脑就远胜于只会在关中烧杀劫掠的项羽，而能有这样的见识，也很难让我们相信他只是一个“贫苦农民”。

再次，我们在史书上会发现，这支义军所到之处，常常会有这样的说法：“父老”和“少年”们纷纷响应陈王的号召，杀掉咸阳派来的县令，然后加入义军，“共诛暴秦”。这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其实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秦政府已经丧失了对基层的控制，各个郡县这时已经如同一个个孤岛一般。需要强调的是，在秦汉时代，“父老”“少年”和我们现在的意思完全不同。所谓少年，并不是单指年龄，而是类似于现在混混、地痞之类的概念，当时对品行端正的年轻人的称谓一般是“子弟”；而父老则是指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物，说好听了叫作地方势力、绅宗，说难听了就是地头蛇。类似的称呼，在当时还有豪杰、游侠（在秦汉时期叫作大侠，首先不是要有功夫，而是要有钱有势力），具体到秦代，这些“父老”们中很多人还有另一层身份，就是原六国复辟势力。

依照秦制的常态，这些不事生产的“少年”，以及架空地方政权的地方豪强（“父老”）很自然的都是重点打击对象，所以他们确实是“苦秦久矣”。和今天一样，秦代“少年”们的主要日常活动就是偷鸡摸狗和打架斗殴，依照《秦律》，所偷盗之物如价值低于600钱，则需处于墨刑（在脸上刺字）并罚城旦（劳役）3个月，如高于600钱，则要处以劓刑（割去鼻子），如果所盗之物是牛这样关乎生计的东西，则要囚禁一年。应该说这个强度的执法还不至于让“少年”跟着造反，其实对比以前的山东六国，秦法最鲜明的特征并非是苛，而是严——违法必惩，没有法外之人。但是到了秦二世时代，由于高层的宫廷政变已经动摇了国家机器，所以不得已只能对这些刑事犯罪者加重处罚，以期通过对基层的铁血手段来避免社会秩序的崩溃。于是一时间，众多“少年”被拉上刑场，让原本就已经热火朝天的刑场更加热闹。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背景，才有了后来义军一到，“少年”“父老”就纷纷杀官献城的现象——这其实就和行人闯红灯一样，只要有一个人先走，后面呼呼啦啦就会走过去一大帮人，而城下的义军，就是那个第一个闯红灯的人。无论是最初的陈胜、吴广，还是后来的项梁、刘邦，他们起事往往都是一个标准模式：携带一笔启动资金（少量兵马），一路走下去，各个郡县的潜在资本（“父老”“少年”）就纷纷被盘活。正是在这种裂变式增值的模式下，陈胜、吴广的义军从千把号人在几个月时间里增加到数十万人。后来攻入函谷关的周文（陈胜麾下的将领），所辖的军队仅战车就有千乘。

但事情也并非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假如第一个“闯红灯”的行人马上被戴红袖箍的大妈给揪住，那么一般来说其他人也就不会动了。可是当时的秦廷却偏偏没有这么做。楚故地发生大规模武装暴乱的消息很快被递送到了咸阳，胡亥的反应同样非常迅速和明确——这一事件被定性为了群盗。按照《秦律》，5人以上偷盗、劫掠的犯罪团伙便可定义为群盗。换句话说，秦二世把楚故地的事件定性为刑事犯罪。在赵高的怂恿下，所有认为这件事是“叛乱”的官员和博士都被以造谣惑众的罪名下了大牢。

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还是要彰显政权合法性。在胡亥看来，二世继位仅仅一年就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叛乱，这容易让人联想到是继任者的责任，进而再次牵扯出“得位不正”的问题。此外，一旦派兵平叛，在军功受爵体制下必然会产生一批不受赵高控制的新贵，这也是后者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大泽乡事件只能是群盗，并且只能按照刑事案件来处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原本驻扎在百越和北方的两支秦军精锐部队都没有被调回内地。

各地纷纷响应陈胜吴广的起义

在短短几个月里，义军的兵锋就从楚故地延伸到了函谷关，山东六国故地纷纷有人立王复国。然而陈胜的这种快速增值模式的弊端也开始慢慢显现了出来：这并非是自己的原始资本再增值，而只是盘活了别人的资本，进而使后者加盟，随着项目规模的扩大，最初的发起者在这其中的话语权反倒不断被稀释了……而这也就意味着秦帝国的回光返照即将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