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MIT机械工程系主任陈刚：美国科研者自由度比中国更强

我们十分荣幸在春节前，对MIT机械工程系主任陈刚教授在北京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从MIT机械工业系本身、交叉学科的重要性、中美科研的现状、科技与投资的关系到中国雾霾问题等，在这场专访中我们谈及了许多问题。无疑，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专访。详细内容请见下：

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主任陈刚教授（照片由陈刚教授提供）

麻省理工学院的机械工程系在全球科研领域的地位非常高，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它挺神秘的，您能不能大概简要介绍一下这个系主要从事的研究，以及有哪些特别有代表性的重点项目？

陈刚教授：首先，我经常跟大家说，MIT的机械系跟国内大学的机械系是很不一样的，可能相当于国内大学的十几个系。说到机械系，一般都会想到设计和制造，我们当然也有设计制造。此外还有力学、控制、精密仪器、机器人。我们还做环境工程、海洋工程、生物工程等。

因此，我们系的特点是非常交叉，甚至还有教授做量子计算。所以也很难说哪个领域就是我们的重点。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特点，也是MIT的传统，我们有着动手动脑的优势，从研究到教学，大家都想把研究成果真正用到实际之中。

当然，我们也做非常多的基础性研究。令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很多研究成果产生真正的社会效应。至于说我们现在的研究方向，从一个大的宏观的角度讲的话，就是非常注重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全球变暖、人口增长。就这两方面来说，我们需要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包括能源、环境、食品等方方面面。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在这一点上大家是有共识的。

MIT机械工程系有70多位教授，500多名研究生，以及100多位博士后，研究方向包罗万象。研究成果也是大家有目共睹，比如说，2015年，机械工程系教授Ioannis Yannas就因为发明了人造皮肤而选入美国发明家名人堂（the National Inventors Hall of Fame）。目前世界上有很多烧伤病人都会用到他所发明的人造皮肤，真可谓救死扶伤。

MIT机械工程系教授Ioannis Yannas因发明人造皮肤而入选美国发明家名人堂

另外一个例子是，去年我们的一位教授Ely Sachs被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士，他发明了3D打印，而且3D打印就是他命名的，此外，他本人也开发了很多已经商业化的3D打印方法。

现在科技大规模爆发的年代，从刚刚结束的2017年CES的趋势看，也觉得像人工智能这一类的技术商业化的速度要比想象的快，尤其是像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等。从您的角度来看，如果50年后回头看，会觉得现在的科技发展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陈刚教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从现看过去的50年，集成电路、激光技术被发明，它们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巨大的。再近一点的比如互联网。AI当然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得到，但具体来说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就很难说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作为一个局外人来看，有时候还是感觉令人担忧的。美国的舆论对此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包括像伊隆·马斯克其实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

当前全球资本的运作机制事实上很难让真正的前沿技术很好的商业化，您是怎么理解的科技和资本之间的关系？

陈刚教授：资本对科技总的来说是个好事，做科研需要资本的支持。但我想这里可能有矛盾的地方就是投资人希望有尽快的回报，但搞科研的不一定知道回报是什么，而且需要很长的周期，这是从基础性研究上看。

但即使研究做到一定程度，觉得技术渐渐成熟，这个时候把技术带向市场也有很多陷阱。搞投资的可能都会知道“the Valley of Death”（死亡之谷）。我想，这里面有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做科研的人对商业化、对市场并不是很熟悉，而且对真正的把一个实验室的技术做成一个大家能用的商品，中间有很多的细节也不是很清楚。

因此，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合适的团队、用足够的资金把这个技术推向市场的话，技术创业也不是容易一下就做成功。

研究成果向商业转化时的“死亡之谷”

从科研的角度来看，我希望有资本的人也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和布局，就像沃伦·巴菲特，他的眼光就比较长远。所以，资本和技术如果找到合适的平衡，是可以达成双赢的。

就全球的技术投资来看，整体来说还是存在比较浮躁的迹象。对于资本的急功近利，MIT有没有一些有针对性的机制？

陈刚教授：MIT也在探索这个机制，比如刚刚由校长公布的The Engine，这就是MIT在扶植技术创业方面一个新的探索。我们自身也有现成的机制，比如Sandbox，实际上是也是通过集资，但并不像VC投资，也不要回报，而是大面积、小规模的，给很多本科生一点点钱，如果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不妨让他们去试试嘛。因此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探索，这方面并没有Silver Bullet。

现在就是说很多技术最后的商业化，或者说能具备一定社会意义，都不是一个单一技术，而是多学科的交叉。举个例子，最近比较热门的合成生物学，就可能涉及到AI技术。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融合在MIT或者美国，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中国目前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陈刚教授：学科交叉，是我认为中国目前比较大的缺陷之一。我们在美国做研究，学科交叉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比如刚才提到我所领导的机械系，已经相当于国内工程学院的十几个系。

同时，我们自己的教授和别的系的合作中间也是没有任何阻碍的。比如我领导一个美国能源部光热方面的能源前瞻研究中心。我的团队中就有机械系、物理系、化学系、材料系、电子系的等等。我们是一个比较松散的、非依附性的结构。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合作，可能在下一个项目上竞争，这种环境和分为非常好，大家也没有利益上的冲突。不会出现去争论文的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或者去争职称、经费这样的情况。因此我们的学科交叉发展起来就非常容易。

在交叉领域，从科研的推进到技术的发展，我觉得都潜力非常大，因此我个人是学科交叉的坚定支持者。我自己的研究涉及量子力学、电磁学、材料合成、能源系统设计，同时我们去跟很多人合作，这样出成果的机会会更大一些。

中国在交叉学科领域的差距还很大，大学的专业细分还比较传统。比如说我以前是在中国学热能动力，就学锅炉学电站，把它学得非常仔细，到电站工作就可以工作了。这样的好处是去了很快就可以开始工作，但坏处是，你一辈子基本上就是限定在这个方向了。这个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

陈刚教授与学生们共同完成“冰桶挑战”

中国科研所处的阶段跟美国相比的优势跟劣势，您如何看？

陈刚教授：中国的优势是现在的资金比较充足，很多学校的硬件环境很好，还有一个就是人很聪明。我觉得这是中国很大的优势。

美国的优势是整个竞争机制很好，在这个机制下，我们招一个年轻人进来，给他一笔启动资金，但是要求他独立的工作，要做到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我们的年轻人，不会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这样才能做到领军人物。就像我们系研发机械豹（Robotic Cheetah，如下图）的这个Sangbae Kim教授，他是去年才拿到终身教授,但他现在所做的工作全世界都知道了。

MIT机械豹（Robotic Cheetah）

所以，我们就希望教授们进来的时候，给他们一笔经费，给他一个实验室，学校领导在他有困难的时候帮他解决，但是不会告诉他去做什么研究，不会告诉他要找什么样的钱，大方向就是你要做到领军人物，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突破性的成果。

在中国的模式下，年轻人进来要跟一个团队。这种团队机制别的国家倒是也有（比如德国），优势在于可以做比较大的项目，比如建设项目。

而我们的团队相对来讲就比较松散，它不是一种隶属关系，而是合作关系，这样每个人都会是比较独立的。这种方式做科研的原创性很好，但如果需要把这些技术做成产品的话，这其实不是学校应该做的事。我们的技术一旦成熟之后，会把它分出去，让真正的企业里的工程师来发展成产品。我们没有商业化的任务。

创业教育我是鼓励的，这是大学教育的一方面，MIT的环境也非常有利于创业，我们鼓励大学生、老师们创业。但我们管理得也很严格，以避免利益冲突。我们的公司一旦形成，教授就不能把自己学生送到公司去，避免剥削学生。而且教授的公司也不能参与学校的项目了，也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我们的管理非常清晰，而且是很透明的。

MIT机械工程系教授Sangbae Kim和他的机械豹

在这种比较自由的机制下，年轻人出人头地的几率是否也比较大？

陈刚教授：出人头地的可能性大多了。在美国哪一个学校都是这个机制，给年轻人几年时间，做到终身教授。我们的期望就这个人应该是他的科研方向的前几名，如果他做不到自然也就离开了。我们的机制就是这样。

韩春雨事件最近在中国被炒的挺热，之所以说到这个，是因为这个事件引起了全球科研圈对实验可重复性问题的探讨。您对此意见如何？

陈刚教授：我并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去网上查了一下。我觉得这是个很简单的事，任何从事科研的人，如果你的东西不能被重复，那你就有责任去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科学是很严谨的，你发表是希望把这个知识公之于众，如果不能重复，那别人自然要问你问题。

撇开韩春雨事件真假且不论，从原则上说，每个人的工作，他自己要承担责任，如果他发表的成果非常重要，大家肯定要去实验室去重复这个工作。如果你不教大家如何重复，那就是个商业机密，既然是商业机密那为什么又要发表呢？

经常有人会问，MIT有什么技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您对大家所抱有的这种想法怎么看？

陈刚教授：这个问题很多人问。其实我们那边也快变成接待站了（笑）。我也不可能告诉大家那些技术马上可以用，因为我不可能懂所有的技术。发现可用的技术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现在做投资的人非常多，但哪有那么多技术给你投？这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

有些的投资者，他们经常到学校考察，当学生们准备好、技术也成熟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的比较早，从而在早期介入。这实际上是一个更好的模式。但对中国的投资者来说可能比较困难，毕竟在地理上距离太远。

所以谈到捐款，可能更多是一个心态问题。我们经常看到，美国很多个人或公司捐款完全都是无偿的，而中国会多少有点投资的心态。这一点您怎么看？

陈刚教授：我们当然希望，也十分依靠捐款用于奖学金、装修实验室、做某方面的研究，或者赞助教授、提供教学经费等。这些捐款要看捐款人的兴趣。捐款人之所以给捐款，是觉得我们的事业值得他（她）的帮助，并不期望回报。我们希望捐款人跟学校建立很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捐款人会有自己的预期。但从根本上，不能指望我捐一块钱，会有两块钱的收入。

另外，有一点MIT和其他学校不太一样，我们不搞传承，比如父母是本校毕业的，子女在录取方面会有优势。我们录取学生完全看个人能力。

MIT校园

最近中国也开始有些富豪为国外大学捐款，比如潘石屹和陈天桥，在做过一些调研之后，还是把钱捐到美国高校去了。国内舆论导向明显是负面的，而且中国的很多科学家也站出来说这是错误的决定。您如何看待这件事？

陈刚教授：这个事情本身很难评论，但国内好像比较喜欢评论这些。但在美国，比如比尔·盖茨的目标就是帮助全世界的穷人，帮助非洲的穷人，有人去评论他吗？这是捐款人自己的行为，他自己想要产生怎样的影响。我觉得，不应该去过多的评论这些，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MIT现在非常关注能源、环境等方面的问题，您觉得像北京这种严重的雾霾，技术能解决吗？

陈刚教授：这种巨大的社会问题都不可能是一个技术就能解决的。我们非常看重这个社会问题，雾霾对中国来说就是实实在在影响每个人的。但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首先你得找到源头。这样，才能有利与制定解决的方案。

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政策的支持和严格的标准，因为没有好的政策，人们就没有动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问题的解决是要花好多的钱的。像八十年代洛杉矶的雾霾，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加州制定了清洁空气相关政策和法规。当这些政策法规有效执行时，大家就会去发展技术。因此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个研究问题。从雾霾来源的研究，技术解决方案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要跟政策更好的配合。

MIT已经公布了一系列关于能源、环境、食品安全等相关的大型计划，而中国又因高速发展带来了很多这些方面的问题。MIT在未来会不会更多的关注中国？

陈刚教授：我们关注的这些方面都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MIT与中国的合作也在增加。当然，像雾霾，或者说环境问题属于中国高速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忽略造成的。我至少能代表MIT机械工程系，希望能为解决这些问题做贡献，同时也在找资源来做研究，毕竟，做科研都是要投入的。

但我们也不能说，一下子就能把这个艰巨的问题给解决了，但我们希望通过相关研究，至少能让环境问题得到缓解。

我们的学生教授们对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是很有热情的，我最近也在和很多人谈这个，比如污染物颗粒大小、组成成分等。但要先去了解它，才可能有对应的技术解决方案。

雾霾中的北京CBD

现在科技在中国非常火，感觉从去年开始爆发，普通民众也开始关心科技了。我们自己作为科技媒体对此是很有感触的。您对此有没有什么感受？

陈刚教授：实际上我觉得在中国，媒体相对来说更容易对社会产生影响。在美国，真正的这种对技术的关注，或者也可以说是炒作，实际上很难做起来，这个跟整个形势有关。因为现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府都在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如果你在美国喊这个口号，恐怕没人会理会。政策的大环境和媒体相互支撑，这确实也是像你们这样的科技媒体的优势。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留学生跟您当年留学时有什么不同？然后您对现在去美国学技术专业的学生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陈刚教授：中国现在的留学生当然是比我们那时多多了，而且像MIT的中国学生得都是非常优秀的。我经常跟人开玩笑说，现在的学生不像我们那时候，几年书读了从来不回家，从来不去旅游，从来不去度假。现在的学生条件更好，可以回家看父母，要度假，经济条件跟我们是很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选择性也更广了，并不是说每个人要去做教授。他们的确很聪明，想象力也更大了，脑子里想的东西更多了，非常活跃。如果说和当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至少在我看来，MIT的中国学生们读书时非常用功的，这个和我们当年很相似。

MIT毕业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