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葛优扮演的陆先生并没有讲明就是杜月笙，但我们从他身上却无处不看到杜月笙的影子。尤其是结尾处打出的“人生有三碗面最难吃:情面、场面、人面”。
上海对于杜月笙来说是经营多年，纵横驰骋的舞台，他一旦离开了上海，他也就失去了自己手下的大批门徒，不但离开了自己的舞台，也失去了他背后支持的洋人以及政党方面的利用价值。
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杜月笙就被迫离开上海，他完全知道自己不离开上海的后果。他在上海曾多次组织抗日活动，日本人显然是不会放过他。就算日本人假装大肚原谅了他，那么他必定会拉他下水，让他成为日本人的傀儡，这样的话不但国民政府不会答应，他手下的门徒也显然不可能答应，于是杜月笙不得不选择远走香港。
在香港期间杜月笙还可以为上海抗日工作提供不少支持，国民政府也还对他颇为倚重。虽然比起自己在上海滩的呼风唤雨逊色不少，但也尚可勉强维持。
当到香港沦陷，杜月笙再前往重庆后，便真的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表面上杜月笙依然是风光无限的上层名流，但他在经济上几乎完全靠向银行透支来维持，即便与戴笠的合作也对他的经济上改变不多。让杜月笙感觉更难受的是，人情冷暖的变化，因此失去了上海这块舞台，杜月笙完全被边缘化，不得不由衷的感叹“一日无权，人人都嫌。”
等到抗战胜利，杜月笙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熟悉的十里洋场一展拳脚的时候，租界没有了，杜月笙赖以生存的土壤消失了。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完全不再需要他及他的门徒来办事，可以直接使用军队和警察来直接处理，属于杜月笙的时代消失了。
解放战争时，杜月笙为了讨好国民党，公开的站在反动立场上摇旗呐喊，一时间又颇受国民政府的器重。但这时候的杜月笙已经完全成为了国民党宣传需要的一枚棋子，当需要拿他开刀出气时，也毫不手软。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杜月笙便成为了首当其中的“榜样”。尽管杜月笙早知风声，但他的三儿子杜伟屏还是被蒋经国给抓起来关进了监狱，还登报大肆宣传，杜月笙才知道自己给脸给打得多疼。
国民党让杜月笙伤透了心，杜月笙曾不无感慨的说道：“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五公道”。
在上海解放前夕，共产党也曾做工作希望杜月笙能够留下来，参与以后的建设。但杜月笙毕竟多年来一直从事反动活动，出卖了不少共产党人，又深得国民党和洋人的器重。他不相信自己能获得共产党的谅解，也知道自己一旦跨出这步，国民党也绝不会放过他。
最终一直拖到1949年4月27日，杜月笙如葛优扮演的陆先生一样坐上了去香港的轮船，坐上了前往香港的末班车。再次之前他一直都在挣扎，似乎还在算计和考量什么，但最终国民党的兔死狗烹让杜月笙终于下定了决心。
退居香港，不问政治，最终杜月笙在香港做起了寓公，直到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再香港坚尼地台公寓中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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