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将军阁下，您觉得您一个人能代表法国吗？

1940年5月10日，法西斯德军实施“黄色作战方案”，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42天以后，号称欧洲最强大的法国与德国订下了城下之盟，签定了投降协定。法国的败亡超出人们的预料，整个军队几乎在瞬间被彻底打垮，只剩下零星游击队。

时任法军准将、曾指挥第4装甲师作战并担任法国国防部与陆军部次长的戴高乐于6月17日出走到了英国伦敦。他对他所服务的那支旧法军痛心疾首，认为是军队的保守葬送了国家。他要在国外领导抵抗运动，争取尽快重新登上法兰西大地。然而，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
戴高乐到英国后，就与英国广播公司商议，准备向全体法国民众发表讲话，呼吁他们起来反对法西斯德军的占领，将敌人从家园赶出去。一个外国人要利用广播发表讲话，英国广播公司做不了主，于是向丘吉尔做了报告。

丘吉尔是典型的英国人，或许是由于文化的不同，或许是由于大英帝国的情绪非常浓烈，他对法国人并不是十分友好。他见到戴高乐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将军阁下，您觉得您一个人能代表法国吗？”
尽管这句话有开玩笑的成分，但是戴高乐脸上已表现出了不快。他思考了一会儿，从容地说：“当然能！没有一个政府有权合法地出卖它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法国遭德国入侵，政府成员中只有我坚持抵抗。一旦现任政府宣布投降，我就将代表法国人民执掌战时政权。”

丘吉尔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因为丘吉尔担任首相不久就曾向全体英国人表示：“我不能给大家许诺什么。我所能付出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你们要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竭尽一切可能投入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你们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
丘吉尔要战胜敌人，就不能没有同盟者。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哪怕是做露水夫妻也是必要的策略。他刚刚接到情报：贝当领导的法国当局已宣布放弃抵抗，与德国人停火了。这就等于说，欧洲大陆已全部沦陷于德国之手，英国成为欧洲唯一的抵抗国家。丘吉尔认为，必须结成同盟，而且不能有选择。

于是，他在听戴高乐介绍完大概要讲的内容后，非常郑重地对戴高乐说：“明天，我让您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里讲上几分钟，等明天早晨内阁开完会，我再通知您具体的直播时间。”
6月18日18时，戴高乐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了著名的《6·18呼吁书》：
许多年来指挥法国武装力量的领袖们已经成立了新政府。这一政府断定我国军队失败，已经开始和敌人进行交涉，以便停止敌对行动。……但是，这是最终的结局吗？
我们是否必须放弃一切希望？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数而无法挽救了呢？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我是根据事实的充分了解在说话，我说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我请求你们相信我。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终有一天会使我们转败为胜。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发出号召：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的抵抗火焰都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这是一篇号召法国民众参加抵抗运动的檄文。戴高乐特别看重这篇檄文，他把这份用蘸水笔写的演说稿交给自己的妻子，说：“好好地保管它，这是我留给孩子们的一份遗产！”

戴高乐与丘吉尔的这次对话，既是这两个伟人正式合作的开始，又是他们为国家利益而产生分歧与争吵的开端。
戴高乐从这次谈话中深深感到，国家没有实力为依托，就不可能有地位。然而，自幼不畏压力的戴高乐，要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捍卫国家的荣誉。
1940年9月，英法联合远征非洲西部的达喀尔，结果却遭到失败。就战败责任问题，双方出现意见分歧。1941年，戴高乐组织的“自由法国”的米瑟利耶少将被英国人逮捕，他被指控向法国维希傀儡政府提供了有关远征达喀尔准备情况的情报。
戴高乐认为英国此举是想将达喀尔的失败归咎于“自由法国”，他极力捍卫米瑟利耶的荣誉（尽管这位将领后来背叛了他），甚至威胁说，如果不立即释放米瑟利耶，就断绝“自由法国”与英国之间的一切关系。最后英国人认错，把米瑟利耶放了。这一事件成为双方的第一次严重分歧。
戴高乐的不妥协态度和独立姿态让丘吉尔感到厌烦。英国档案显示，1940年9月，丘吉尔曾经考虑过打发戴高乐去跟意大利人打仗。同样，戴高乐也经常指责丘吉尔，认为他过于卑躬屈膝地依附罗斯福。

1943年3月，流亡英国的戴高乐要求回法国视察“自由法国”武装部队，遭到丘吉尔拒绝。戴高乐抗议说，自己受到的待遇与战俘无异。丘吉尔则回应道，必须“直截了当地”告诉这位法国人，叫他怎么做他就得怎么做，他必须留在英国。
1945年4月，丘吉尔断言，戴高乐怀有“无理性的野心……除非我们摆脱他，否则英国无法与法国建立值得信任的关系”。
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戴高乐与丘吉尔的合作充满了分歧与矛盾，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合作。因为，两位伟人都知道谁是真正的敌人。丘吉尔非常需要戴高乐及其领导下的抵抗运动。他曾给安全机关下达了一份极为特殊的命令：如果戴高乐打算离开，比如搭乘法国驱逐舰出海，就逮捕他。应该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阻止他离开英国。
丘吉尔还尽一切可能让戴高乐参加战争期间重要的国际会议。1943年1月，美英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召开会议，协调两国的战略方针和军事行动。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是确定了盟军进攻西西里岛的作战行动，以及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近期的作战目标。美国总统罗斯福原来并不打算让戴高乐参加，他主张让法国维希政权的将领参加。可是丘吉尔想让戴高乐参加这次会议，为此他曾同罗斯福交换过几次意见，最后终于如愿。戴高乐领导的抵抗组织是一个流亡政府，当时在英国的流亡政府有好几个，能获得这样待遇的流亡政府，仅此一个。
1944年8月，罗斯福、丘吉尔正式代表本国政府宣布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有资格执行法国的行政权力，并可以发行本国的货币。
除了矛盾，他们之间更多的还是相互敬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两人的命运大相径庭。丘吉尔在本国大选中败下阵来，当时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他被迫中断会议回国。他感到无比羞辱，满脑子都是著名作家普卢塔克的名言：“对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一切强大民族的特点。”
而短短几个月后，戴高乐却得到法兰西人民的顶礼膜拜，以100%的赞同票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统。丘吉尔立即给戴高乐写了封祝贺信，上面有这样一句：“普卢塔克错了！”
看完丘吉尔的贺信，戴高乐笑着摇了摇头——这个和自己并肩战斗了5年的老朋友啊！

尽管在流亡英国的日子里，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利益，他在丘吉尔面前始终保持着高傲、倔强的姿态，甚至多次与之激烈地争吵，但在他孤独的内心里，丘吉尔仍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可以称为“朋友”的人，除他以外，都是敌人、对手和下属。戴高乐说：“如果没有丘吉尔，我的努力将会是徒劳的。”
一个是按法律程序组阁的首相，一个是流亡政府的首领；一个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个是狼狈不堪扼腕叹。然而，短短的5年后，一度春风得意的丘吉尔被民众请下了台，而一度狼狈出逃的戴高乐却被民众以迎接英雄的礼节拥戴回国。二人的命运定律般地说明：政治就是这样奇妙，功劳不在大小，怎样做人才是关键！戴高乐具备做伟人的素质，他的成就理所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