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案、征税、教化、维稳：古代当官其实很忙！

文/杨津涛

首发于《新周刊》

灵隐寺在北宋时已是杭州一处名胜，寺里有个和尚叫了然，这厮不好好念经，却迷上了青楼女子李秀奴，渐渐败光了家当。李秀奴看了然没钱了，就要和他断绝来往。一日，酒肉和尚了然喝醉后找情人，却被拒之门外。了然一怒之下撞进门去，打死李秀奴。破了淫戒又破杀戒，了然被逮到了杭州官府。
　　

审理此案的是一位叫苏轼的杭州通判，苏通判一面找仵作验尸，判定凶器；一面审讯了然。当他看到和尚手臂上刺着两行字：“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时灵光一闪，立马了解案情，亲自提笔写下诗意的判词：“这个秃驴，修行忒煞，灵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最后判处了然死刑。

如此这般，苏轼这位古往今来的顶级文豪，干了一件古代地方官最常见的工作——审理案件。其实对于古代地方官员而言，审案是日常头号工作。就如戏剧里一样，惊堂木一拍，衙役一喊，官老爷的威风就出来了。
　　

除了审案，地方官的工作还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四样——征税、教化、治安以及上面提到的断案。对古代地方官员的考评，基本围绕这四项工作进行。

太守、县令也是法官
　　

在古时候县衙大门右侧，通常有一个大鼓，这叫鸣冤鼓。这面大鼓轻易敲不得，非命案或大冤情不可。一旦有谁敲起了鸣冤鼓，无论县太爷在干什么，只要不是病得爬不起来，都得迅速披挂整齐升堂审理。
　　

法官是古代地方官最主要的角色。清代湖南宁远知县汪辉祖统计过，他在十天之中，要用七天来审判，两天催征税粮，一天处理公文。甚至有的知县一年审理两千余起案子，平均一天五起有余。
　　

苏轼勤政而且懂法，常亲自审案，不过他办公不在府衙内，而是常常带着一两个老兵做护卫，让书吏背着公文、卷宗，坐着小船游览西湖。
　　

他们先到普安院吃个饭，再到灵隐寺散散步。等苏大人心情舒展得差不多了，就在飞来峰上的冷泉亭开始办理公务。只见他落笔如飞，根据案情写下文采熠熠的判词，谈笑间就把各种事情都处理了。
　　

苏轼是古往今来数得着的顶级聪明人，不可能每个官员都如他那样游刃有余。法律知识不在科举考察范围内，许多读圣贤书出身的地方官或许连刑事犯罪与民事案件都分不清楚，只能把这项工作扔给手下师爷或狱吏。由此，师爷狱吏就有了徇私舞弊之隙。在他们狡诈的笔下，判词中甚至“一点”之差就能决定一条人命。
　　

明朝时枞阳县有过这样一个案子，一伙大盗劫掠乡间，被乡民逮住送到官衙。大盗家属用赃款贿赂师爷狱吏，于是在判词上就出现了“一点”之差。狱吏将“由大门而入”的“大”字加了一点改成“犬”，变成“由犬门而入”。别小看这“一点”之差，大盗立马从明火执仗的抢劫犯变成了鸡鸣狗盗之徒，由是大盗得以逃过斩决。
　　

前面说的了然和尚，如果没有为女人耗尽家财，还能拿出钱打点衙门上下的话，也没准儿可以捡回一条命。依据刑律，犯人有自首或“非故杀”案情，是能减刑的。一些狱吏收了贿赂后就为案犯编造自首经过。同样，要是犯人吝啬不肯拿钱，那么即使真的自首了，也会被狱吏隐瞒下来。
　　

朝廷也会考虑到冤狱问题，从明朝开始便有了巡按御史，具有巡回法官职能，巡视各地有无冤狱，官员判案是否合格。这便是戏文中大名鼎鼎的“八府巡按”的原型。

征收粮税——县太爷的经费来源

　　

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各地仓禀开门，管理仓库的官吏献上祭品，祈求今年的征粮任务顺利完成。县太爷大手一挥，地方官员一项重要的工作就开始了。这事一直要忙到年底，完不成定额，县太爷必然遭受差评。
　　

通常一个官员上任后，首先要去衙门府库核对账目，当地的税簿上写着户口、田地数量，每年各家要缴纳的税收额度。税吏下乡，鸡飞狗跳的情形是有的，但更多时候收税也是平常事。数目每年大致差不多，乡下也有乡绅、乡约长主持工作，他们负责向乡民征收，然后再与税吏对接。
　　

征粮工作不仅事关地方官的考评，还和他的收入有关。除了正税，还有“加耗”，在收税中增收一些运输损耗是合法的，但地方官吏时常不顾朝廷规定的“加耗”标准，随意加收。

依照宋朝法律，百姓纳米一石（担）本来只需加一斗，却被要求加两斗。加耗名目繁多，有所谓明会耗、州用耗、土米耗，等等，百姓实际缴纳的税款有时能比正常额度多上一倍。
　　

征粮用规定容积的“斛”（北宋一斛为一石）作为容器，实际操作中，百姓将粮食倒进斛里时，收税官员会不断摇晃斛，以使斛内能装进最多的粮食。有的地方，官员甚至采用比大斛征粮。
　　

“加耗”某种程度就是地方的税收截留，用作地方衙门的办公经费，再有富裕自然进了地方官的腰包。
　　

苏轼第二度到杭州时是当知州，却赶上大旱，爆发了饥荒和瘟疫。他发现原先的地方官为了政绩，不仅隐瞒灾情，还想上缴更多的粮食。苏轼一怒之下，洋洋洒洒地写下一封奏章，告了这些不知体恤百姓的官员一状。他同时请朝廷赦免了杭州当年三分之一的税收。苏轼还动用府库中的储备粮，平抑粮价。
　　

征税有大学问。苏学士规规矩矩地该收多少收多少。但并非所有人都是道德完人。官员贪污时会通过“簿书脱误”、“簿书欺弊”等手段，帮人逃税或侵吞税款。大丰收的时节，官员们就谎报灾情，将一部分税收截留下来，中饱私囊。
　　

到了年底，粮食都收上来了，在仓库里堆成粮垛，这时还要经过胥吏一层盘剥。只见胥吏们咬牙切齿，使尽全身力量飞起一脚，这一下必须扎扎实实正中粮垛。只见堆满了的粮垛会哗哗啦啦震落不少粮米，这些粮食便成为了胥吏们这一年征税工作的奖金。

教化百姓责无旁贷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春寒料峭，一位文质彬彬的半百老人行走在穿越南岭险隘的官道上，一个月前他因为一篇《谏佛骨表》的奏疏得罪了皇帝，唐宪宗震怒之下把他贬到了岭南的潮州。他是韩愈，中国古往今来写文章最好的人之一。
　　

韩愈被贬的官职是潮州刺史，就是地方一把手。作为贬官，他在潮州不过八个月，但却给此地留下极其深刻的烙印。
　　

以韩愈之大名，他的文章随着被贬的消息，早已被潮州人传诵。来到潮州不久，韩愈就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对于当时还属于边远不毛之地的潮州，这算经天纬地之功。具体工作上，韩愈做了两件事，举荐地方大儒赵德主持州学；另一方面花大力气兴办乡校，办学缺资金，韩愈甚至拿出自己的俸禄，“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
　　

两百多年后，追随先贤脚步被贬惠州的苏轼承认，是韩愈在潮州开启了当地儒学兴盛的大门。
　　

韩愈在地方的所作所为，时至今日仍被人们广为传颂。实际上他做的是分内事——推行道德教化，这是每一个地方官员不可或缺的工作。
　　

教化地方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办学。自韩愈以降，潮州历任地方官都会兴办学堂，宋代有40余名知州主持过州学或学宫建设。
　　

除了直接介入教育，地方官员另外一个重要的举措是树立榜样。首先是对活人，贞洁烈妇、孝子贤孙、仁人义士进行表彰，政府给予荣誉和奖励；另一种就是给死去的忠孝人士修墓、立祠，让老百姓能见贤思齐。地方官很多时候还亲自上阵，写文章劝谕百姓，宋代大书法家蔡襄的《福州五戒文》，就是此类文章的代表。

维稳一直是地方官员的头疼问题
　　

自古以来，江西南部以赣州为中心的赣、粤、湘、闽四省交界山区，都是让朝廷极其头疼的地区，这里山高皇帝远，民风剽悍，百姓时常聚而为匪劫掠地方。明朝正德年间，此地再度发生山民暴乱，地方一片糜烂。
　　

朝廷里的大佬们盘算了一下，一致认为，只有那位讲学多过做官的王守仁阳明公才能摆平赣南之乱。于是，一道旨意下来，迁王阳明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军务一职。命他处理棘手的地方治安问题。
　　

王阳明的官职上马可掌军，下马要管民。这位天下闻名的大儒来到赣南，四记重锤迭出，一为进剿，集合四省兵力，分路进剿盗寇；二为整肃，官府民间多有与盗寇勾结之人，重则法办，轻则规劝震慑，斩断盗寇的地方联系；三曰安抚，颁发十牌法，以十户持一牌，互相监督，连坐互保；四为教化，推行《赣南乡约》，兴办书院，推广“心学”。
　　

王阳明治大国如烹小鲜，困扰朝廷十几年的赣南地方治安问题，被他用一年时间轻松搞定。这还不算，在平定赣南一年之后，王阳明又完成了一件惊天大事，他仅以一省之力旬日功夫便扑灭了宁王的叛乱，凭此大功被朝廷封为新建伯。以文臣封爵，王阳明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王阳明的事迹是古代地方官一项重要职责的缩影——绥靖地方。自宋以降，历朝均以文御武，地方巡抚、知府、知县便负起了地方维稳的重任。他们必须剿灭盗寇，保境安民。
　　

但，王阳明这样文武双全的顶级牛人，古往今来也难找出第二个。更多的文官于维稳职责实在难以胜任，甚至常有性命之忧。如崇祯六年，流寇入郧阳（今十堰），几天功夫，破三县，杀两个知县。明清两朝，在地方维稳工作中丢了性命的官员海水斗量，数不胜数。
　　

古代官员维稳压力很大，但作为父母官不就是要维护一方百姓平安吗？几百年来老百姓纳税，买的就是政府这点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