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贪史：古代皇帝的巡视组是如何工作的？

作为皇帝的中央巡视组，监察御史分巡地方、风闻奏是、纠察百官，是中国五千年反贪史的精华所在。但若是监督他人的御史自己贪腐，皇帝又该如何处置？

文/王戡
<<新周刊>>第419期

“巡视组”是当今热门名词，中央每开展一轮巡视工作，都有一批省部级高官落马。在河南，还出现了当地官员在中央巡视组外“截访”的新闻，可见民众和官员都认为巡视工作的效果非同寻常。

官方媒体指出“建立巡视制度并开展巡视工作，是实施党内监督的一项创举”，网络舆论中更有人认为巡视组是现代版的监察御史，视其为解决贪腐的灵丹妙药。

古代御史制度高度依附于中央权力，或者说皇帝的权力。但无论哪个朝代，那些来自监察院，被称为御史，或者在戏剧里被称为八府巡按的监察官员，都很难真正解决贪腐问题。

御史制度是中国五千年反贪史的精华所在。

孔子的“中国梦”，是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社会，“为人君”要“止于仁”，“为人臣”要“止于敬”，这样才不会“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但，君臣相得只是理想状态，更多时候，皇帝只认为自己是仁君，却不相信臣子都会爱岗敬业、清正廉洁。汉代选拔官员以“孝廉”为标准，但乡间很快就有“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的民谣打孝廉的脸。

朱元璋严刑治贪，扬言“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官员贪污六十两就要剥皮实草，还是未能刹住明王朝驶上腐化的快车道。

历史学者吴晗曾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此话固然不假，但是五千年的贪污史也是五千年的反贪史，中国人还是发明了许多反腐惩贪的制度，监察御史制度便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法制史学者张晋藩认为，“御史”原本源于史官，原本是从事记言记事、掌管法令图籍的秘书工作。从春秋时代开始，御史的监督职能逐渐强化，到战国时代，已经成为各国普遍设置的监察官员。秦灭六国后，更是建立起从中央的御史大夫到地方监郡御史全套监察系统。

汉武帝时代，为了监督各郡太守、诸侯国相等“二千石长吏”，将京畿之外的各郡、国分为十三个州部，设秩六百石的刺史来“周行郡国，省察治状”并“刺举不法”。这种以低级官员巡视监督高级官员的做法，两千多年来形式虽然多有变化，但内核精神薪火相传，成为中国监察制度的一大特色。

御史监察制度在明清两代达到成熟，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皇帝下令“遣御史分巡天下”，监察御史在都察院任职时为内差，外出巡视则称外差。以所巡事项命名的，分为清军御史、提学御史、巡盐御史、巡关御史等，类似今日的“专项巡视”。

专门巡视地方官员者，则称之为“巡按某处监察御史”，约略等同今日的“常规巡视”。明代全国巡按御史的分派是：“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清朝制度沿袭明朝，没有太大变化。

周星驰在《九品芝麻官》里被封为八府巡按，貌似威风八面，实际上就是一省的巡按御史，像广东这样有十个府的省，御史还是“十府巡按”哩。但甭管巡多少个府，御史官秩很低，仅为七品，跟知县同级，可说将汉代刺史制度“以卑察尊”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御史固然能查办贪官，但查谁、不查谁还得皇帝说了算。

包公是市井百姓“青天大老爷”情结的现实折射，在传说中，他能智斩作歹国戚、刀铡负心郎君，却从没反过贪。

另一位以清廉著称的名人海瑞，倒是做过右佥都御史这样的监察官员，可惜反贪事迹依然乏善可陈。历史上是否真有敢于打老虎、办大案的监察御史？答案是肯定的，清代的钱沣便是一位。

钱沣的一生与乾隆一朝相始终。他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入仕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死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亲眼目睹了这个时代的繁华极盛，和隐藏在背后的腐败丛生。

作为监察御史的钱沣，出道第一案就弹劾了一位封疆大吏——陕甘总督毕沅。这个案子的源头还要追溯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钱沣刚刚从翰林院散馆（翰林院考试）的时候。

那年三月，时任陕甘总督勒尔谨上奏朝廷，称甘肃前些年灾荒不断，各地粮仓都缺少存粮，近年粮食丰收，民众家有余粮，请求皇上准许该省实行“捐监”，也就是买“监生”的学历。但勒尔谨提出，这次甘肃捐监不用钱，而是用粮食来换，以充实粮仓，备不时之需。乾隆觉得这个建议好，很快准了。

谁想开“捐监”不久，甘肃又连年报告闹旱灾，开仓放粮了。这样折腾了七年，甘肃闹出民变了，朝廷连忙派大臣和珅、阿桂赴甘肃镇压。结果两人汇报当地雨水连绵不断，军队行动至为困难，才让皇帝起了疑。

派人一查，发现勒尔谨等人一边实收捐纳粮，一边虚放赈灾粮，把粮款全都吞到自己的口袋里。皇帝大怒之下，涉案官员自勒尔谨以下被处死刑者达56人，史称“甘肃捐监冒赈案”。

就在案件将结之时，新任监察御史钱沣挺身而出，上疏弹劾现任陕甘总督毕沅，指责他在任陕西巡抚时曾多次代理勒尔谨的总督之职，且陕甘两省接壤，对此事安能不知，而七八年来竟然隐瞒不报，实属欺君，要求“比照议处”。毕沅虽百般辩解，仍被处以降为三品顶戴和停俸的处罚。

钱沣虽然一战成名，其实只是捡了个尾巴。乾隆四十七年，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一案，才是他真正经手的大案。

此案源于当年二月钱沣上疏弹劾国泰、于易简二人“贪纵营私，遇有题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为开始。在乾隆皇帝准许立案之后，钱沣会同和珅、刘墉等大臣前往山东查办。

查案过程按部就班：讯问各级官员，盘查核对钱沣掌握到证据的历城、益都、东平、章丘等州县的钱粮帐目，确定全省亏缺达200万两。而在民间传说中，国泰乃是和珅的同伙，钱沣查案中不仅要与涉案的山东官员斗智，还要与一同查案的和珅斗勇，甚至要微服出行，亲手截住为和珅与国泰送信的仆人以掌握证据，最后才堵住了和珅的嘴，使国泰、于易简得以绳之于法，双双送命。

只是，钱沣虽能连连查处封疆大吏，却对朝廷的大老虎和珅无可奈何。毕竟，上疏弹劾官员是御史的权利，但是否查处、谁去查办，又如何惩罚当事官员，全都取决于皇帝本人。钱沣不仅对圣眷正隆的和珅无可奈何，对曾被他弹劾过的毕沅很快被皇帝恢复了品级、俸禄，也不敢多说一句。

民间传说，和珅因惧怕钱沣查到自己的头上，借后者升为军机章京的机会，屡以繁重公务相委派，终于将其活活累死。而钱沣死后，家人才发现他枕头底下藏有弹劾和珅的奏章草稿。

这与其说是百姓对惩治贪官的期待，不如说是对皇权之下御史对查处受宠贪官有心无力的同情。

官员拉帮结派，御史往往沦为党争工具。

御史以“天子之耳目，朝廷之腹心”自居，原本该做的是“彰善瘅邪、整纲饬纪”的事，要“私惠勿酬、私仇勿报”，要“言出如山、心情似水”。但是在清末，当传统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候，御史也变了质。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作乱，一批军功官僚因而崛起，结成湘、淮等派系互相提携的集团。进士出身的御史言官阶层，对没有正经功名却盘踞总督、巡抚高位的军功官僚自然心怀怨念。在这种环境下，名为“清流”的御史言官群体逐渐形成壮大。

这个团体，以“李鸿藻为青牛头（青牛为清流谐音），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其余还有“四谏”、“十朋”等种种分类，从同治到光绪年间，薪火相传，日益壮大。他们弹劾的范围上至军机大臣，下至知府知县，尤其认为“湘淮军帅、皆守重镇、政荒吏嬉，民滋不安”，特别予以“关照”。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淮系领袖李鸿章。

光绪五年（1879年），清朝全权大臣崇厚与俄国擅自签订《里瓦基亚条约》，丧权辱国，李鸿章认为俄国实力远胜清国，一旦废约势必变本加厉，从而主张对该条约隐忍接受、徐图补救。

此议一出，就遭到清流的阻击。后任右副都御史的黄体芳弹劾李鸿章“将帅之臣，恝国事如此，怯强敌如此，亦与白面书生何异”，还不忘补上一句“李鸿章以汉臣拜首揆，为五十年来所仅见”，提醒满清皇族多加提防，实乃诛心之语。

六年之后，中法战争以议和告终，黄体芳继续攻击李鸿章“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乃至于“自办洋务以来，造机器，广招商，置兵轮，购枪炮，由李鸿章奏办者几十年，糜国帑以亿万计，百弊丛生，毫无成效”。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力主避战的李鸿章更成为清流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战事不利，翰林院35名翰林联名折参李鸿章，说他“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要求予以罢免，提出“故李鸿章一人之去留，实于宗社安危，民生休戚，大有关系”，后来的状元企业家张謇更是说“二十年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当战局无法支持，清廷派人议和之时，监察御史安维竣上奏折称“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北洋以自重……日夜望倭寇之来”，直指李鸿章有叛国的野心，甚至说他“若能反，则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犹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太后”，甚至说“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御史言官在履行职责，甚至不只是派系斗争，而是界限分明的站队表态了。甲午战争战局危急时，清流领袖翁同龢跑去见李鸿章，问以兵舰等事，李鸿章怒目而视，说翁师傅您总理财政，平时我请求拨款买军舰，总被您驳回，这时候问军舰有什么用？

翁同龢回答自己是尽本分而已，事情这么急，为什么不多请几次款？李鸿章答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可见，当御史但言无论的特权变成派系斗争的工具，他们的目标已经不是惩腐治贪、整纲饬纪，而是要治政敌于死地。天威难测，伴君如伴虎，皇权专断之下，即使得宠权臣如李鸿章，也对御史言官的交相弹奏心有余悸，更不用提普通大臣了。

监督他人的御史，自己贪腐又能如何？

御史作为皇帝反贪的防线，在某些时候的确能起到作用，但假如连御史都利用手中权力行贪腐之事，谁又能钳制他们？

明代对于御史出巡曾有明确的律法限制，《出巡事宜》规定，不得泄露机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擅自离职、不得买货物和铺张浪费、不得携带家属和枉道回家、不得因私受谒等等，其中伙食标准是日廪五升，一菜一鱼。交通工具先是骑驴，宣宗朝开始方可骑马。御史与地方官员如何相见、如何对拜作揖等都有细文，这些规定多为清朝所继承。

尤其是《大明律》和《大清律》都规定，风宪官贪赃，比其余官加二等治罪，并且受赃的类型十分广泛，包括受财、索财、借贷人财物、买卖多取价利、受赠送等。但是，你有你的严明律法，我有我的鲸吞之术。

天启年间，著名的阉党崔呈秀巡按淮扬，对大强盗，“每名得贿三千金辄放”；对地方大恶，“得贿千金辄放”。“不肖有司应劾者，反以贿得荐，不应荐者，多以贿荐。”他倒是明码实价，但当地士民民怨鼎沸：“淮扬士民无不谓自来巡按御史，未尝有呈秀之贪污者。”　

按明代规定，巡抚与按察御史查获赃贿，都贮放州县作为公费。但万历时，都御史李采菲就打起了赃银的主意，“预灭其籍”，销毁起赃记录，然后中饱私囊；沈汝梁巡视下江，“赃贿数万”；祝大舟巡按江西，“临行票取多赃”；巡察云南御史苏酇也“贪肆赃盈巨万”。在这些被揭发的大案中，犯案御史分别遣戍卫所或免为庶民，处分远较嘉靖朝为重，却已难挽御史贪污的狂澜。

及至崇祯朝，御史贪赃纳贿已登峰造极。御史史范最为彪悍，巡按淮扬，把库中赃罚银十余万两都装入私囊；而后又兼摄巡盐课，他利用这份肥差又把前任贮库的二十余万两赃银收入囊中。他还为吏部尚书田唯嘉受贿八千金从中居间，自己向富人于承祖勒索万金。事发之后，首辅薛国观极力庇护，但证据确凿，无合法来源财产太多，实在说不清楚，最后下狱“瘐死”（因伤病死于狱中）。史范的“瘐死”是不是看上去非常眼熟？

到了清朝，监察官员的贪腐更加严重。如乾隆十三年，山东省遭受自然灾害，出使查办赈务的御史及其家人、吏役等却不顾“民食艰难”，借机勒索，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嘉庆年间，御史广兴两次出使山东审案，“擅作威福，赃使累累，声名狼藉”，而与其一同前往的长官左都御史周延栋竟然听之任之，其本人也是每日所费白银十余两。于是有民谣说：“周全天下事，广聚世间财。”

对于御史自身贪腐，在帝制时代，除了继续用锦衣卫、东厂之类的人层叠监视，更无它妙法。同样的，属于皇帝家奴的厂卫拥有权力后，还是会向下伸手，这便是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