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论黄兴对武昌首义的态度 为啥推出旧官僚黎元洪1

论黄兴对武昌首义的态度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张海鹏

一

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没有那一次像武昌起义那样具有戏剧性的了。一个本应属于被推翻的人，一夜之间，成了起义后新成立的政权机构的长官。从此局面变得复杂起来，以至于影响到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这就是清新军第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被强迫做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湖北军政府，不久便演化成了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数十年来，人们对此议论纷纷。1954年12月，一些武昌首义的亲历者聚首武昌，回顾这一事件时，仍唏嘘不置。 又过了将近四十年，晚出的研究者仍对此指指点点，说明这个问题，还有可以值得研究之处。我的看法是，造成这个戏剧性演出结果，与黄兴等革命党人对武昌起义的认识有关。

二

众所周知，黄兴是辛亥革命的元勋。黄兴的名字与孙中山并列，成为照耀辛亥革命那一段历史的双星。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他们有关，辛亥革命的弱点当然也与他们有关。

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薛君度先生研究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时说过：“孙黄合作，是最理想不过的。一个是兴中会会长，一个是华兴会会长。一个是珠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是长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在海外奔走，鼓吹筹款，一个在内地实行，艰辛冒险。一个受西方教育，一个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薛君度还写道：中山先生的“十次革命”，最初两次，发动于同盟会成立之前，地点都在广东。其余八次，发动于华南与西南，计广西和云南各一次，广东六次，大都由黄公主持，几乎是无役不与。中山先生亲临阵地者，仅广西镇南关一役而已。在海外奔走，固然重要，组织财源，均实赖之，但如果无人肯在内地冒险，革命还是不会成功的。薛君度引黄中黄（章士钊）早年在《沈荩》一文中所说：“吾闻之：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不如在内地实行者得一人”，来证明他说的道理。他的结论是：“黄公是肯冒险和深入虎穴的人。”

黄兴不仅是同盟会领导的几次武装起义的实际主持者，在同盟会成立以前的华兴会时代，他就试图在他的家乡湖南发动反清武装起义。黄兴是一个主张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的坚决的革命者。说他是实行家云云，主要是指此而言。对此，所有的研究者似乎都没有异议。

三

问题在于：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中，只有武昌起义的策划最久远，规模最宏大，战斗最激烈，影响最深远，业绩最瑰丽。独独这样一次起义，黄兴不了解其发动底蕴，未参与直接领导，起义时不在现场—未亲与其役。对于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人们往往为尊者、贤者、亲者所讳，未于置疑。

人们已经知道：在组织武昌起义的过程中，孙中山无论直接或间接都没有参加。因此，武昌起义使孙中山感到意外。就是黄兴，在获知武昌起义的确报前，对迅速发展的湖北革命活动情况，显然也缺乏了解。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

黄兴是出身于武昌两湖书院的湖南士子，从日本归国后还同两湖书院有过联系。湖南、湖北的革命者中，有许多人是他的同学、学生和朋友。华兴会的发起者中也有湖北人。华兴会在湖南发动起义，约定湖北共同响应。黄兴在湖南、湖北的革命者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担负同盟会的领导工作后，虽然多年离开两湖地区，他应该对两湖地区的革命活动和潜力有所了解。但他与孙中山决策的八次起义，没有安排一次在两湖地区。他筹备“三·二九”广州起义时，曾于1911年初派谭人凤携款北上湘、鄂，组织援应，如他在“三·二九”起义前致函加拿大域多利埠致公堂书中报告的：“此间诸事已着实进行，规划以两粤为主，而江、浙、湘、鄂亦均为布置”失败后致加拿大同志书中所说：“当时以广东为主动，而云南、广西、湖北、湖南、江南、安徽、四川、福建、直隶数省为响应，各处皆有党人在新军中预备反正，拟广东一得手，则以次续起。” 可见对于湘鄂并未给予特殊注意。

这种未给予特殊注意的情况，适暴露了黄兴等同盟会领导人在反清武装起义的战略决策方面的失误。事实上，两湖地区尤其是湖北，对武装起义一直在谋划进行之中。自华兴会、科学补习所起义失败后，武、汉军学各界亟谋进行，的无少懈，且屡有表现。革命组织时加改进，且愈益严密，革命派的舆论宣传也紧锣密鼓，予以配合。尤当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湖北革命党人益感紧迫，起义准备工作加快进行。5月，湖北的两大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初步达成联合斗争的协议。7月17日和26日，汉口《大江报》连续发表《亡中国者和平》、《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的时评，鼓吹武装起义。9月14日文学社、共进会干部集会，正式决定放弃小团体名义，联合筹划起义事宜。与会人员同感缺乏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遂决定派遣居正、杨玉如赴沪向中部同盟会吁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莅汉主持大计。居杨二人于16日买舟东下。杨玉如回忆他们于旧历七月梢（即阳历9月20日左右）抵沪。据居正回忆，二人抵沪后，“初访宋钝初于《民立报》，次访陈英士于马霍路，再访谭石屏于北四川路，报告湖北近事……连日在英士寓所，召集上海机关部会议，决定南京、上海同时发动；令余详述事实，函报香港，托吕天民携往，请黄克强速来，宋钝初、谭石屏均准备同时赴汉。”但是上海中部同盟会诸公对武汉情势迟疑不决，相互推脱，竟不克及时启程。武汉方面连电催促，杨玉如只得在9月25日先期离沪。至于吕天民一路，据《黄兴与中国革命》记述于9月29日抵香港，过了三天，才获黄兴接见，到10月3日才能给中部同盟会一个肯定的答复。

从这个答复和黄兴几乎在同时写给冯自由等人的信中，可知黄兴对湖北情势已经有了较为真切的了解：“始悉鄂中情势更好，且事在必行” “即无外款接济，鄂部同志不论如何竭蹶，亦必担任筹措，是事成骑虎，欲罢不得”， “察看长江一带情势，有如骑虎，不能罢手。即无吾人提携之，彼亦将自发，有不可收拾之日”，“似此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多得之机会”。比较“三·二九”广州起义的准备来看，除未获大量资助外，武昌的群众基础、干部力量及新军内应的把握，均比广州好得多；在武昌发动起义，不像在广州那样有较为浓厚的军事冒险意味。但黄兴在广州起义时意气风发，积极主动，怀抱必死决心，一往无前。而面对武昌即将爆发起义，虽认识到了必须前往指挥的重要意义，却显出犹豫不定、畏葸不前，一则说“弟之行止尚不能预定”，再则说“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就是没有燃眉至急、立即束装就道的表示。直至武昌起义之翌日，宋教仁来电催促，又延迟一个星期，才于10月17日离港北上，24日抵上海，28日抵武昌。这时，湖北军政府成立已经18天，黎元洪发现湖北军政府已粗具基础、清廷未必能轻而易举把它打下去，因而愉快地履行起都督的职务来了。读史至此，不禁扼腕者再。由于黄兴的晚到，终于失去了由同盟会领导人直接掌握起义领导权的良机，从而使武昌起义后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试想：如果黄兴怀有像在“三·二九”广州起义那样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他的步调就会快得多。黄兴9月30日致冯自由信表明，他在此前已知道“今湘鄂均有代表来沪，欲商定急进办法”，可见中部同盟会已将居杨赴沪的情况及时通报了他。既如此，他就不应当对上海来使如此怠慢。吕天民并不是寻常流辈、普通信使。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吕天民是最早入会的云南籍留学生，被举为云南主盟人，1911年4月参加了黄兴直接领导的广州起义，7月参与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此番来港，必有大事，怎么能让他滞港三天而不见呢。吕氏9月29日抵港，黄兴应在30日与他把晤，以便及时了解湖北情势，这样至迟可在10月2日束装就道，驰赴鄂中。香港至武昌，按当时行程，10日可到（黄兴实际上走了12天，加上在上海的淹留）。如果那样，10月12日赶到武昌，被囚在湖北咨议局的黎元洪一定会十分乐意地把都督桂冠推卸给黄兴，起义将领们一定会举手支持，而不会像后来那样弄出许多周折。我甚至推想，只要黄兴能在10月17日以前（那天黎元洪正式宣誓就都督职，次日武昌军民开赴汉口刘家庙与清军作战）赶到武昌， 取黎元洪而代之的可能性极大。而黄兴在17日以前赶到武昌是完全有把握的。“是时革命军盼公到鄂，几成绝望”“大家对孙中山先生非常信任，把黄兴当作天兵天将”，只要黄兴在17日以前赶到，以他当时的崇高威望，一举统率鄂军政府，是在情理之中的。

黄兴动身迟缓的表面理由是等待外款。他在获悉吕天民消息后，确曾给孙中山、邓泽如、冯自由、伍平一及南洋、美洲各地同志致信筹款。但是邮路费时，筹饷不易。来款并非指日可到。据冯自由自述，他收到黄兴的筹款信，已在武昌起义后二十余日。事实上后来黄兴离港启程时，并未拿到多少外款。吕天民转交的居正信件说得很清楚，湖北即无外款接济，也是事在必行。黄本应不等来款消息立即就道，才是上策。此策不行，懊悔何及。

四

黄兴延缓赴汉的内在根据是什么？这是需要做一些分析的。

金冲及、胡绳武为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出版的著作中说：湖北革命党人“想迎同盟会的其他领袖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到湖北来主持大计。而黄宋等由于对湖北起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一直迟迟不来。”这里已说到了问题之所在，惜未加分析和论证。

黄兴在华兴会成立时，即发表武装起义的方策说：

若吾辈革命，既不能藉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 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移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为相顾而莫敢先发，正如炸药既实，侍吾辈引火线而复燃。使能联络一体，审时度势，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头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

黄兴所提出的这样一个方案，揆诸辛亥史实，大体是不错的。“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确是起义发难、推翻清朝的正确方略。问题在于：首先雄据那一省？这是革命实践中的最大难题。黄兴等革命党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黄兴首先选择的是湖南省。1904年华兴会在湖南发难的计划泄露，领导人四散逃亡。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秋瑾、徐锡麟皖浙起义先后被镇压。种种失败，在在说明“长江各省，一时不足有为”，黄兴乃“注重两广首义，愈益坚定。” 仅1907年，同盟会在广东组织了三次起义，在广西组织了一次起义；1908年又组织了一次广东起义，一次云南起义。左冲右突，不旋踵而败北。孙中山和黄兴总结了以往的教训，认识到会党不足恃，着重在新军中做工作，在1910年发动了广州新军起义；然后又在1911年4月集结巨资（约计19万元），集中精英，孤注一掷地再次发动了广州起义。

两次广州起义都失败了。黄兴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几至不能自拔。他自责：“以前屡次革命，伤吾党人才，未若如是之众。今若聚闽蜀之精华而歼之，弟之躬虽万剑不足以蔽其罪矣。” 他痛苦：“悲愤交集，无可发泄。”“感情所触，几欲自裁，”“呜呼！人生至斯，生不得自由，并死亦不得自由，诚可哀矣！”黄兴的这种情绪，被写进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宣言中：“一以气郁身死，一以事败心灰，一则宴处深居，不能谋一面，于是群鸟兽散，满腔热血悉付诸汪洋泡影中矣”。在自责和痛苦中回顾以往的经历，黄兴几乎要放弃当初选择的武装起义的基本方策。他组织实行队，准备以暗杀行动，报死难烈士之仇。“不道珠江行役苦，只忧博浪锥难铸”。“弟本以欲躬行荆、聂之事，不愿再为多死同志之举”“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要放弃武装起义，这虽然是痛苦至极时的发泄，也的确反映了他当时的迷茫心情。

当失败的烦恼压在黄兴等同盟会领导人的心头时，湖北革命党人却在进行扎实而细致的起义准备工作。“时湖北同志猛勇进行，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尽管文学社、共进会的主要负责人及若干重要骨干大都是同盟会员，尽管两个革命组织的成员接受孙中山的主义，崇信黄兴的为人，但他们在武、汉的起义准备工作，似乎未达“天听”：孙中山奔走海外，不了解武、汉的革命情势；黄兴对武汉的情形似乎也知之不多。是否能在湖北造就雄据一省的形势，黄兴似乎未考虑过。1911年2月他致信居正，表示：“吾党举事，需先取得海岸交通线，以供输入武器之便。先钦、廉虽失败，而广州大有可为，不久发动。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谋响应。”这是为“三·二九”起义作准备。举事地点选在沿海交通线上，是便于款项和武器从海上输入。组织工作的重点不是放在内部，放在基本群众的组织和发动，而是放在外援上。这条策略路线的缺点是很明显的：华侨虽对历次革命发动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外援不总是那么得心应手；即便外援供应顺利，掌握外援的物质力量没有形成，其奈外援何？待至武昌临近起义，他对武昌起义是否能及时发动，还是怀疑的。9月他致函武、汉同志：“此次经营武、汉，要格外慎重。各省没有打通以前，湖北一省千万不可轻举。必须迟至九月（按此指旧历）初旬，与原定计划中之十一省同时举义，方可操必胜之券。希望武、汉同志暂行忍耐。” 此信原载蔡寄鸥《鄂州血史》，参加过武昌起义的人后来写的回忆中，都记述了这一情节。黄兴的密友李书诚在回忆录中说：“黄先生从香港复电说，须俟九月初（旧历）约十一省同时起义”如果说这些回忆的准确性尚有可疑之处，我们从黄兴在10月3日复同盟会中部总会书中，也可看出某种端倪。他“初念云南方面较他处稍有把握，且能速发，于川蜀亦有犄角之势”，曾致电谭人凤，电汇三百金，约谭同赴云南。后虽悉湖北的可靠消息，却在信中一则表示“行止尚不能预定”，一则表示“鄂事请觉生兄取急进的办法，如可分身，能先来港一商尤盼。”面对返鄂主持大计的迫切要求，不是立即部署起程事宜，反要居正来港一商，是否心中还存在这样一种块垒：湖北具备了雄据一省、四方响应的条件了吗？我想，这是黄兴面对湖北紧迫需要延迟不进的真正原因。

对湖北起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缺乏认识是同盟会领导人的通病，不独黄兴如此。孙中山恐怕比黄兴的估计更差些。9月25日，孙中山在美国复函美国人咸马里，分析国内形势：“近日四川省起大风潮，为民众与政府之间发生铁路争端所引起。我党在华南的总部诸君大为激动，因为谣传四川军队已卷入纷争。如所传属实，则我党人拟策动云南军队首先响应，而广东军队亦将继起。但我不相信此一传闻，因我们从未打算让四川军队在国民运动中起首倡作用”。这里说到了四川、云南、广东，对湖北，只字未曾涉及。孙中山是在10月11日从典华（丹佛）的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的。10月10日晚，孙中山甫抵典华，得悉黄兴谓武昌“新军必动”的电报，“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只是由于旅途劳顿，思虑纷乱，乃止，并“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复之”。到了“明朝”，已获武昌起义消息。

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领导人是否有明确的认识呢？人们说到此时多持肯定的态度。分析史料，却不尽然。组织中部同盟会的设想是1910年夏在东京由宋较仁、谭人凤、居正、赵声等人提出的，那是对武装起义在沿海屡遭失败的那样一种现实的反思，当时只提出在长江推进革命，并无进一步考虑。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总结同盟会以往武装起义经验教训，指出：“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哉？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这个针对孙中山和黄兴的经验总结，在后人看来，应当说大体上是正确的。他们把总机关设于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比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而其领导人四散在各地，对于了解国内情况并指导各地斗争确乎是前进了一步。他们把发难地域选在远离南方沿海地带的长江，至少是表现了对选择起义地点的重新探索。也应指出，中部同盟会诸公由于对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活动未作出全面调查研究和估价，因而并未提出长江革命的具体方案，对于湖北两派革命力量的团结和革命活动的开展虽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湖北是否应该成为首义省份，并未得出明确判断。

以谭人凤和宋教仁为例。据李西屏在《武昌首义纪事》中记述，1910年11月，东京同志集“经世学社”，商讨回国起兵地点，群议多主至西南边省，惟湖北人杨时杰力持非武昌不可，列举地理、工业、新军、饷源等为理由，结论是武昌“苟举兵，当可震动全国，推翻清室；即不然，亦可背城借一，以张吾之声势”。言未毕，宋教仁指为理想，谭人凤斥为梦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谭人凤与宋教仁在香港商议善后，看到黄兴、赵声、胡汉民的情绪，也颇怏怏。谭自述：“余乃心志俱灰，与钝初同返。钝初仍入《民立报》，予则决心归家，不愿再问党事也。”谭人凤在湖南故乡受到友朋“三秦亡楚”的鼓励，决议鼓起风帆，经汉口来到上海。在汉口，开始对焦达峰等湖南朋友“将乘湖南铁路风潮相继暴动”的打算，表示“力持不可，且告以灰心之故” 。后从湖北党人处了解到武、汉两派组织及准备举事情况受到感染。回到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被推为评议部议长。“旋南京支部亦相继成立，定宣统五年为大举时期，盖恐各处过于急燥，故有此宣告也” ，可见他们对长江革命、湖北革命的规定是并不急迫的，意在防止急燥冒进。及至9月中下旬，武、汉方面迭电请往主持，谭人凤适病重，商情宋教仁先去。宋教仁“三番两次心动摇”，先答应10月11日动身，后经会议责备，答应过了中秋（10月6日）即去，临期，又以难以离开《民立报》馆为由拒不启程。查宋教仁自9月14日至10月15日，在《民立报》发表时评和书评约30篇，对于推进革命不过隔靴搔痒。革命领袖抓紧革命宣传工作是正确的，必要的，在一定的际遇下是不可须臾或缓的；但革命领袖一旦发现革命的形势业已成熟，本应立即驰赴前线，亲临指挥，以求掌握全局，弃此不为，而以些须小事诸如办报为由不能离开，解释只能是：宋教仁对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无切实认识。黄兴以筹款为由迁延不进，其错误性质同此。

在1911年9月以前，同盟会领导人设想首先起义的地点是广东，还考虑过云南、四川，甚至湖南，就是没有考虑过湖北。是年6月，谭人凤对湖北党人说过：“武、汉深居内地，四面受敌，不宜首先发动。广州地处海滨，容易得到海外的接济，所以中部同盟会很赞成广州先动，长江下游各地同时响应。” 黄兴在10月初也作过检讨：“前吾人之纯然注重于两粤而不注重于此者（按指武昌），以长江一带，吾人不易飞入，往来输运亦不便，且无确有可靠之军队，故不欲令为主动耳。”这里把不考虑湖北为主动的理由说清楚了。无非是：一、地理条件不好，二、革命基础力量不好。但是这一理由，恰恰暴露出黄兴等领导人对湖北革命的准备情况太缺乏了解。当黄兴了解情况后，对武汉的看法立即大变。关于地理条件，黄兴说；“以武汉之形势论，虽为四战之地，不足言守，然亦视其治兵之人何如。贼吏胡林翼于破败之秋，收合余烬，犹能卓然自立者，亦有道以处之。今汉阳之兵工厂既归我有，则弹药不忧缺乏，武力自足与北部之兵力敌，长江下游亦驰檄可定。沿京汉铁路以北伐，势极利便。以言地利，亦足优为。”关于人员条件，黄兴说：武汉“各同志尤愤外界之讥评，必欲一申素志，以洗其不名誉之耻。似此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得之机会。”既然地利、人和均以武昌为优，黄兴对起义首发地点的选择立即改为：“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此即所谓“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可惜这种转变来得太晚，而湖北革命的发展又太快，黄兴等同盟会领导人对武昌起义的紧迫性的认识还是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

首义选择在哪一省，的确是革命实践中的最大难题。为此进行艰苦探索，付出必要的代价是应该的。只是当作出首义选择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革命的指导者们却未能及时认识它，并做出最必要的安排，从而影响了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则是历史的一个悲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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