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是谁提出来的？ “不抵抗”命令确实发自张学良

二　“不抵抗”命令确实发自张学良

杨天石

在公开的函电中，最早出现“不抵抗主义”一词的是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报。他们于9月19日上午8时左右致电张学良，报告说：“日兵至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又称：“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糜烂。”张学良接电后，即于19日发表通电，中云：

副司令行营效日（19日）来电云：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

20日，南京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我未抵抗日军轰击”的标题下，发表了张学良的上述通电，“不抵抗主义”五字遂首次公之于文字。张电所云，虽系转述臧、荣二人来电，但是，臧、荣二人不会也不敢杜撰“不抵抗主义”一词，它一定出自9月18日深夜张学良的口头指示。关于此，荣臻报告说：

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日军行动任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镇静。

“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当然就是“不抵抗”。“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云云，说明张学良的指示是立即做出的，并未经过请示或研究。

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曾说：

我那时在北京，在医院养病。当时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立刻回到家里下命令。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形，我不明白，所以我当时是……（此句听不清。作者注），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情。

张学良承认，是他“回到家里下命令”，至于“命令”的内容，很遗憾，在关键的地方“听不清”。不过，张学良在他的自传体著作《杂忆随感漫录》中讲得很具体：

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

张学良要荣臻“切戒我军勿乱动”，自然就是“不抵抗”的意思。其实，关于和荣臻的通话内容，张在事变后的第二天，已经讲得很清楚、准确。9月19日下午2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

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可见，张学良和荣臻的通话主要内容，就是“绝对不抵抗”，而且，还有一句：“尽任日军所为”，赋予日本侵略者完全的行动自由。结合上引《杂忆随感漫录》所述“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等语，可证张学良对荣臻的指示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决定。

9月19日晨，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干部张学铭、于学忠等人会议，再次肯定“不抵抗主义”。报道说：

张皓（十九日）晨在协和召东北干部，开紧急会议，以日人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决取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并电顾维钧、汤尔和来平，向各使节说明日人暴动真相，一面电呈中央。

这样，“不抵抗主义”就不仅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而是“东北干部”的集体决定了。

张学良与荣臻通话时，“事变”刚刚开始，张学良只知道“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但是“事变”的发展很迅速，日军很快就占领营口、长春等许多东北城市，应该说，日军的侵略意图暴露得很清楚了。但是，张学良仍然坚持主张“不抵抗”。9月22日，张学良得悉日军有向哈尔滨推进之势，致电东省特区长官公署转护路军司令部说：

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维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保安全。

此电虽无“不抵抗”之词，但内容与“不抵抗”并无二致。当时，国民党大佬李石曾、张继、吴铁城在北平，都和张学良讨论过“事变”问题。9月23日，吴铁城致电蒋介石报告：

对沈阳事件，汉兄等主张始终不抵抗，但以急速解决为妥。

如果说，“事变”初起，荣臻刚刚以电话向张学良请示时，张学良以为还是“寻常性质”，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处理，但是，这时已经是“事变”后的第5天了。张学良却仍然没有改变“不抵抗主义”的任何表示，这就不是以判断失误可以解释的了。

12月21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辽西重镇锦州，张学良仍无坚决抵抗打算。同日，他致电第一军司令于学忠，电称：“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其后，蒋介石下野返乡，25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在此情况下，东北军曾与日军有所交手，但仍于1932年1月2日放弃锦州，退入关内。不久，蒋介石复出。同年6月，汪精卫、宋子文等自南京飞北平，会晤国联调查团。19日，汪、宋会晤张学良，动员张在山海关地区与日军“小加抗战”，但是，仍然受到张学良的坚决拒绝。关于这一过程，张学良回忆说：

见面之后，出示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

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本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绝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本作一个战争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也。”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拟牺牲将士之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

这时候，东北早就全境沦陷，日本已于当年3月成立“满洲国”，并且进一步觊觎华北。蒋当时的计划是，要求张学良撤换庸懦无能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派兵“占据热河，与东三省义勇军打成一片”，“威胁山海关，令倭寇使之不敢窥窃平津”。蒋认为：“救国御日之道，莫此为要”，曾在日记中表示：“致函汉卿，督促其实行之。”因此，蒋介石托汪精卫带给张学良亲笔信的内容，并不如张学良所述这样简单。即使如汪所云，只是要张“小加抗战”，“作一个战争姿态”，但是，对于一个渴望洗雪家仇国耻的爱国将领来说，不正是提供了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吗？至少，可以乘机要求南京政府发奋备战呀！然而，张学良仍然毫不动心。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 作者杨天石 重庆出版社 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