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中国文化已经只剩皮毛、不见血肉、没有灵魂

以美呼唤自由

中国文化到了今天已经是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

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基本上存在于书皮上，也存在于穷乡僻壤的旮旯儿里。文化影响百姓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在文化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受追捧程度差得太远，昆曲永远不能进入流行歌曲，像样的书卖几万册就了不起了，低俗的书卖一两百万册。娱乐的杂志、时尚的杂志、小道消息的报刊，销得好得很。换句话说，今天要说中国的文化庸俗，不算冤枉。

2008年张艺谋导演北京奥运会

文化利用大量的资源，在表面上形成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艺谋的作风，奥运开幕式，全是声、光、颜色，没有内涵。他只是抓书上常提的中国四大贡献，这些贡献是历史上的贡献，不是今天的贡献，没有在文化内涵上提出好的音乐、好的文学作品，没办法找诗人来吟咏诗，没有找出自己谱的叫人永远纪念的歌曲来表演，对不对?凡此方方面面，是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不然，乾隆时代就是如此，当时的中国文化是没有内涵的，只是装扮的，没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文化到了今天已经是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

今天口口声声说“国学热”，在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其实没有真正的内容。像白先勇这样整理昆曲是极少的。我们本身也是百孔千疮，用尽了自己的资源，活力也光了，从精英流离到下里巴人，从内涵深厚变成表面肤浅，从有内容变成只有一个点缀。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无一不如此。不是今天，中国花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逐渐一步步往下走，真是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看见民主是好东西，教育普及是好事情，人权普遍被尊重是好事情。但另外一个方面，全面平等之后，应当有优秀、特异的东西，却变成了平凡。贝多芬不可能在平民里面出来，不可能一千个人就直接创作成贝多芬。文化的领域要有一部分精英，但原动力已经衰退，才到了这地步。这是危机之一。

危机之二，价值系统在崩溃。从三百年前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不再标榜“现代”的口号，现代是有实践性的，我们叫近代化。三百年前开始发展资本主义、民权思想、人权思想、科学精神，都有共同的源泉，是丢开天主教的外壳，捡回了人跟上帝的直接关系，人有了信念。神造人不是白造的，给你一定的权利，给你一定的智力。人类是平等的，所以不能压迫任何人，不能禁锢任何人，应当自由。另外一方面，神的律在科学家的脑子中转化成自然的律，自然是先天存在的，其实和神的律是同一个事情。一定假定有先天存在的这个律，我们才有科学的上下寻搜，不然一堆混乱的话，怎么寻搜?这个假设使得资本主义早期的人物，为了荣耀，为了彰显使命感，拼死拼命地干活，而且用“信用”这两个字来作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信用，银行没法借贷，没法投资，没法委托。这次经济风暴的病根子是因为内心没有价值观念约束行为，所以掌权的那些CEO，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以市场遮盖，大量地偷窃股东的财产，辜负股民的委托，以致股票买卖实际上变成虚假的赌博。股权已经分散到这种地步，流转这么迅速，股票本身不存在，变成赌局。掌握股权的无数小民，没有办法向公司行使主权，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股权在哪里，股民没有办法行使股权来指导或者监督经理人，经理人就无所恐惧，工作法规没有办法管他。在1932年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时候，有管束资本的法律，一整套法律保护劳工、约束资本。但是从二战后到今天，美国政权和财富结合，他们废掉了一条条法律，再也没有防止不合法、不公平的法律。公众无法约束他，股权无法约束他，良心无法约束他。

面对今天瞬息万变的时代，国家体制要改变，社会结构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最要紧的是，将来几十亿人共同拥有这一个地球，怎么活在一块，怎么相容，怎么再造一个互让、共存的人类社会?小到农村，大到全球，小到人员之间的争执，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用什么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个是最严重的课题，今天我们正在转移点上，蜕变已经开始，有两种蜕变法。蛇的蜕变是把旧的壳丢掉，变得更大更新，躯壳丢掉，蛇还是蛇，这是一种蜕变。这种蜕变不可能，这是大的崩溃，必须要有大的突破。突破应该是毛毛虫变蝴蝶，但蝴蝶是怎么出现，蝴蝶应当具有什么东西，我们大多数学术界人士往往不去管它。学术界绝大多数人忙着写小论文，忙着搞升职，忙着搞项目，民间文化界忙着去点缀打扮，都是交白卷。大家应当寻找共同生活的一套价值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丑，什么是美。这是最叫人担心的事情。

中国在这个时候，应当从传统里挖出一些东西填补这个缺陷。但是今天讲儒学的人，只抓其皮毛，不抓其精神。许多学究以繁琐来文饰浅薄，以表面的口号文饰没有内涵。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没有在这一部分精神的境界、文化的境界上下力气。尤其近几十年来的恐惧、余悸未定，还在胆战心惊的状态之下，没人敢动，所以，不能单纯地说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国的经济已经有动力。今天我们不算小康，但至少吃饱了饭，对抗饥饿已经不成问题。我对中国救济汶川的灾害是非常佩服的，不能说效率百分之一百，但是前所未有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工作，做到这个地步不容易。而在教育上，不是桎梏人的思想，不是圈住人的教条，而是要放手让大家自由思想。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所以，假如改革开放真有大义而为的政府，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资源鼓动民间的财富，也释放若干的资源，鼓励在学术界、文化界做寻找价值、重建价值的工作。而我的目标是希望重建新的价值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是真实的。你可以否认别的，不能否认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的他，你也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看见的自己，一层层投射，可投射到无穷。以这作为一个美好、善良、正直、公平社会的定义的话，谁也不愿意不公平出在自己身上，推己及人，也许由此我们可以重建新的价值观念。

文章来源：《许倬云谈话录》

作者简介：许倬云（1930年7月10日－），生于中国福建厦门，祖籍江苏无锡，历史学家，拥有中华民国与美国国籍，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学贯中西，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的多所高等院校，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其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许倬云不仅是中国历史学界的耆宿，也积极介入公共政治生活，他对台湾社会的民主政治转型颇有贡献，曾经大力鼓吹民主化的实现。他将中国历史上的文官制度，以管理学的观念，分析解释，开了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另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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