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掘其源必枯涸：国民党为何会丢失大陆？

文章选自季我努学社创办之电子杂志《近代中国》（微信公号jiwonu）之史坛新秀栏目，栏目主持人：王毅，南京师范大学2016级硕士生。编辑：袁航，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2013级专门史硕士研究生。军官团文字编辑范国平。

作者：四川大学 硕士研究生 聂春燕

导语: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占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是看到了中国的这一国情，发动广大农民，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终于取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反其道而行，致广大农民于生死线上不顾，故也就很快失去了其统治的最坚实的后盾和最可靠的源头，致使其失败的命运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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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国，亘古的信条“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一直根植于中国人的心中。而且，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一直是贯穿于中国历史之始终，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政局，纵观中国历代王朝，有多少王朝不是因土地的最终失策而致使农民问题尖锐化而被农民战争推翻的，从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到李自成起义再到太平天国运动，一篇篇农民运动的血泪史占去了中国历史长卷的大量篇幅。正如美国学者易劳逸所说“农业是中国人之经济和生活方式的灵魂，大多数中国人是农民，或者通过与农业直接相关的职业而获得起重要收入。农业大约占了国民总值的65%；而相反现代化工业生产在三十年代中期大约只占国民收入的2.2%，这就是中国人生活的实质；而在这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弊端最为危急。”[1]清王朝到了后期也走上了中国历代王朝末期的必归路——土地兼并剧烈，农民问题日益尖锐，人口问题欲显突出，即人口的增长使得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从而使人地关系日益紧张，再加上近代以来衰落的清帝国被西方殖民主义者一步步蚕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而使饱受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压榨的中国农民身上又增添了两座大山——帝国主义与买办地主阶级，正如有位学者所说“中国农业作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和任意宰割的对象，他的发展已处处受到帝国主义的羁绊和打击，例如帝国主义对中国农产原料的不等价掠夺以及对中国进行的剩余农产品倾销，都已沉重地破坏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再生产条件，使中国近代的农业经济日益陷于衰落崩溃的历史过程中。”[2]这样就造成中国的农业危机日益加剧。如此发展下去，势必导致一场更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而20世纪20到30年代的中国是属于一个极度动荡的时代，政治危机、经济困顿、文化的传播等种种因素都在酝酿着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而就在这个火山欲喷之时，无数中国时代精英都开始抛出自己的救国方案，试图找到中国革命成功之源头。发轫于20世纪初中国政局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了中国农民问题，即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真正之源，但前者自决其源，难逃失败的命运，后者则精心挖掘，终于将黑暗的中国带向了光明。

2“无本治标”的土地政策

蒋介石的土地政策理念

国民党党、政、军权集一身的蒋介石，其关于土地政策的思想理念贯穿于国民党土地革命之始终，故在此我们先探讨一下他的土地改革思想。首先应指出的是，国民党在早期解决土地问题时，国父孙中山先生曾提出过“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且他也意识到农民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他说“农民都联络了之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成功”[3]蒋介石虽也很重视土地问题，但他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实施孙中山土地革命思想，而他“完全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说话”[4]甚至认为“不患地主、资主之压迫农民，而反恐农民之转而压迫地主、资主，此也造成社会之不平，为本党主义所不许者也”，[5]在解决土地问题上，他“主张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方法，只是就现有土地私有制基础上加强经营和管理，而不是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6]他说“须知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并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即人口繁殖之内地省区，只绝少数百亩与亩之地主，而三亩十亩之中小耕农，却占半数以上，职是之故，中正对于土地政策，认为经营及整理问题，实更急于分配问题。”[7]这完全是地主阶级利益的言论代宣者，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农民的悲惨境况，且对于中国土地占有状况缺乏正确的估计。据毛泽东同志在1928年对湘、赣边界井冈山地区的土地占有情况作了调查，其结论是：“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60%以上在地主手里，40%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占80%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70%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占60%，农民占40%；湖南方面，茶陵、丽县两县的约有70%的土地在地主手中。1930年12月，毛泽东同志对全国农民的阶级成分有这样的估计：中农即能‘自己自足’的自耕农占农村人口中的‘20%左右’；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70%，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农民群众。”[8]而这些事实蒋介石根本不了解，所以他也根本不可能从农民利益出发而真正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他拒绝重新分配土地，完全是不想改变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现状，并坚决视之为“国民党的一个基本原则”。[9]故其根本出发点不可能是农民利益，所以其土地政策永远都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和保护他们的土地私有权。而且，蒋介石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并非是为了使农民摆脱无地少地的贫困状况，而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即有助于其“剿共”，他说“至于如何处置土地，不一定要有呆板的方法，应当以补助剿匪进行为前提，因地制宜的去办，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或者地归原主，或是实行二五减租，都是可以的。只要于剿匪进行有利，都可以斟酌处理。”[10]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之出发点及动机根本就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基础而生，根本未考虑农民的利益，如果说他考虑了，那只是形式上，表面上的处理日益尖锐的农民危机而不得不做出的虚伪的傅衍，如他所谓的减轻农民负担，“二五减租”，及30年代进行的乡村建设等一系列的虚晃运动，但实际上这些仅仅是一个个换汤不换药的把戏而已，是经不起时间和人民的考验的。

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大陆统治时期实施的具体的土地政策

国民党政府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在1927年——1937年间，颁布的“地政法规及各省市地政单行章则不下240余种，”[11]在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的土地政策的总特点：一是“清党反共镇压农民，支持地主豪绅的政策；二是“注重财政收入和土地赋税之政策”。1930年6月初，南京政府立法院通过的《土地法》的更多内容严重背离和背叛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在土地所有权方面，仍是维护私有土地；在征收地价税方面，其规定“同一比例税率征收地价税，不但不能抑制大地主兼并土地，相反，却给大地主兼并土地提供资助”；[12]在征收土地增殖税方面，此《土地法》在计算增殖的实数额是“用法律来保障地主侵占土地涨价得益的规定。”[13]土地增殖税的对象“为地主以所谓自主地及自耕地的名文永远免交土地增价税提供了法律的依据。”[14]而《土地法》关于不在地主定义的规定，“无疑地是给大量的不在地主（其中主要的是与国民党党、政、军各界关系较为密切的大地主）不劳而获，坐享地租而不课以重税以法律的保护。”[15]而在保护人田农权益方面，它是“承认地主利用土地的剥削农民为合法的前提下，来讲减租和保护佃权的”。[16]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其根本上始终没有触动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一种改良而已，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是以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为其支柱 ，故其赖以统治的经济基础必然是封建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且地主阶级是其阶级基础中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注定其《土地法》必难以实施。而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土地问题上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许多措施，如1938年4月通过了《战时土地政策》。此时土地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增强抗日力量，争取最后胜利，达到‘足食’，‘足财’，‘恤功积安定社会’”[17]的目的。故其实施后，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好景不长，由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政策改为政治诱降为主，致使国民党反动派动摇了彻底抗日的决心，从而在1939年，又炮制了一个《中国战后土地政策》，避谈战时最迫切的保障佃农，减轻佃农负担的减租办法，而空谈战后土地实施问题，从而使本已严重的农村土地问题更加恶化，而在1941年12月15日至23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九中全会，此会在土地方面，针对当时日趋严重的土地问题和粮价、物价的暴涨，军粮民食短缺等问题，通过了蒋介石提交的《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其基本精神却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重，而不是以解决中国国计民生中最根本的问题——农民土地问题为重”。[18]其具体措施有“二五减租”的实施，及地籍整理和扶植自耕农等政策，但由于这些措施缺乏制度上的保障，故结果只是给农民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从整个国统区来看，这些政策不仅未能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反而使其进一步恶化，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如土地兼并之风愈盛，租佃关系更加恶化，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就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国地政学会理事长萧铮在考察农村后，也承认“国力耗竭，农村破坏已甚，尤以中农阶级之沦落，足为国家前途之担忧。”[19]国民党于1945年5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其政治报告决议案中不得不承认“自民国23年公布土地发及25年公布实行法迄今已及10年，多未见实施”。[20]而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党的威望因抗战胜利而升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影响与蒋介石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蒋介石成了国家与正统的化身，善良质朴的中国老百姓把他当作神来顶礼膜拜”。[21]但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并没有使这种威望继续，在农民土地问题上，他仍固守维护封建地主所有制，丝毫不肯动摇其统治基础——地主阶级的利益。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其内战财源而上演了一场“豁免田赋一年和减租四分之一”的骗局，且迫于农民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分得土地及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的影响，在1946年4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土地法》，以其取代1930年颁布的《土地法》，但“修正《土地法》和旧《土地法》一样，都不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就连国民党内也批评它“处处仅有形式，都不彻底”，“没有具有平均土地政策的精神”。[22]后来推行的《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和《农地改革法草案》也都没能实施下去。综上所述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颁布的各种土地法令和政策，其种类虽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即自始至终都是维护大地主阶级利益，一概以“为政不得罪于巨室”的原则对付，“甚至比较缓和的许多的限田办法，在政务会议中还有人反对，认为不宜如此得罪地主，失掉地主对于政府的拥护。”[23]结果只能是国民党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

3“水深火热”的农民境况

我们看一个政权的统治长短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统治下得人民的生活境况，即 “一个国家国民生活的好坏，与国家的最高首脑对国民的态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先要看看国民党最高统治者的民众观，因为“对待国民持何种态度，是臧否国家最高首脑的一个最基本标准。”[24]

蒋介石的群众观

蒋介石把人民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基本上将商人和知识分子当作统治阶级，而工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则被视为被统治阶级。蒋介石认为工农阶级没有知识，故只能是被统治阶级，此外，所有其他阶级都是知识阶级，他说“现在无论是党、政、军的人以及学界上界的同志，个个都是国民中的知识分子，都负有教导一般国民的责任。”他们才是‘领导民众’的统治阶级。”[25]从这一点看，蒋介石从骨子里是“轻民”的，但从其许多言论中却又表现“重民”论，如“我们因为产业不发达，而人口偏是很多，并且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现在已到了国困民穷的时候，人民的生活，都是每天以全副的精神来工作，甚至从事过度的劳动，来求最低标准的生活”，“ 一般农民时常在天灾人祸之中，以度其饥寒交迫的生活”。[26]显然，他是看到也意识到了农民的困苦，但他只从“天灾”和帝国主义入侵方面找原因，却避而不谈国民党恶劣的统治是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最终根源。在大革命期间，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已使蒋意识到群众力量的强大，于是他多次号召国民党官员要关心群众疾苦，与群众打成一片，而其阶级本性决定了这些口号只是其利用民众为其独裁统治的虚伪幌子而已，国民党根本不可能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而最能揭穿他的虚伪面目的是他用“礼义廉耻”来衡量民众，对灾难深重的广大劳动人民表现出极大的鄙夷和轻视，痛斥广大人民群众已“变成一个不死不活的半死人”。但他根本不去想想造成中国广大群众如此堪破境况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让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故他言论中表现出来的“重民”思想，其真正目的并不是为广大人民利益着想，而是想利用民众巩固和维护其统治而已。所以他的“重民”论根本就是缺乏诚意，也不可能落实到行动上。此外，蒋介石深刻知道“寓民于兵”的重要性，强调好好的“用民”来“御侮”和“剿共”，于是他便采用“保甲制度来将民众组织起来。但此保甲制弊端丛生，不但没将民众组织起来为其利用，反而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将其推翻。由于蒋介石位尊处优的高高地位，他根本就不明白广大人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解决温饱，分到土地，而蒋介石只是一味地一厢情愿地用他那套“礼义廉耻 ”等与人民要求毫不相干的伦理道德来“教民”，以达到“用民”之目的。这就注定其“用民”会遭到彻底失败。

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民境况

虽然国民党政府不辞辛劳地试图解决土地问题，但广大农民生活不但没得到改善，反而日益恶化。首先是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广大农民仍分不上土地，“据毛泽东在1931年所作的江西兴国调查表明：占人口数不过6%的富农，却占有80%的土地；而占人口20%的中农，只占有15%的土地；占人口74%的贫雇农及其他劳动农民，则仅占5%的土地。”[27]又如1945年有人估计，“十分之六以上的土地，而且都是比较肥沃的一部分，全在占人口不到3%的地主手里。”[28]其次是繁重的苛捐杂税，由于国民党政府剿共内战频繁，军费开支庞大，加上国民党政府内部贪污腐败，故加大对农民的征税负担，据统计，“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村的地租是吓人的50%——80%，高利贷是吓人的30%——100%，苛捐杂税全国有吓人的1700余种之多，而且，押租日益加重，如江苏省宝山县1923——1932年，每亩押租11.5元增至13.5元；预租更加盛行，宝山县扬行、刘行一带预租田占全部租田的比例由1923年的20%到1932年上升为60%—70%，不少地区原来没有押租预租的现在反而有了”。于是，农民抗租抗捐斗争此起彼伏，“据上海《申报》、《新闻报》的报道，在蒋介石统治的头四年（1928——1931年）江浙一带就发生了112起有22万人参加的抗租、抗捐斗争”。[29]再次是沉重的差役和徭役，在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政府为了其军事需要大修铁路，“在1927——1938年间，这个国家的铁路增加了将近一倍，新筑36592公里铁路”于是，大征劳役，但“他们的劳动没有报酬，而且政府对公路所占的土地只有强占或（完全不足的）只给少的可怜的补偿。”[30]而且所修的铁路和公路几乎没给劳动者带来好处，且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许农民使用新公路，此外，国民政府为了“剿共”扩充军队而大征兵役，如“1946年额定为50万人，1947年改为150万人，1948年在其反动统治行将覆灭的情况下也还征集3100万人以上”。[31]但南京政府的军队“薪水不足并缺乏良好的供给”，[32]因此，这些士兵就在广大劳动人民身上横敛暴索，使得广大农民更加赤贫，这就造成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纷纷背井离乡。“20年代日本学者田中忠夫曾对苏、皖、鲁、直、浙等省的农民离村率作过估计，他认为，在上述省份中大约有4.6%的农民离村。”[33]又如“30年代初，有人分析过广大农民的离村情况：广东各县的农民离村率，30年代普遍高于20年代。如1934年较1929年，信宜、茂名、德庆等县的农民离村率一般增加35%——40%。”[34]这种现象仅是国民政府带给中国农民的生活境况的一角，但却反映出国民政府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彻底失败。

4“源失必败”的历史命运

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而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反动势力的力量异常强大，仅靠少数先知先觉者们的微薄之力要想摧毁他们，简直是蚍蜉撼树，以卵击石。故要最终取得民族独立就必须动员全民的力量，而占人口80%的农民便是改变中国命运的最终力量源泉。而关于这一点，自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起，就意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如他说“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35]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十分重视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曾说过“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36]国民党政府也已深刻地认识到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如1932年蒋介石曾说过“中国历来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所赖以增殖财富者，首推农民，国命所托，实在农村，政象的康宁与变乱决定于农民的安乐和农村的安宁与否。”[37]因此采取了一系列土地政策，但蒋介石始终不肯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得其纷繁的土地政策纷纷破产，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38]终于自断其源流，将自己逼近失败的“荒漠”。连蒋介石自己都承认“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39]毛泽东曾形象地将人民群众喻为“铜墙铁壁”，共产党将这个“铜墙铁壁”建的坚不可摧，最终取得了全中国，而国民党却一直在挖墙脚，最终将自己埋在“铜墙铁壁”之下。

参考文献：

[1][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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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同4，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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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朱子爽：《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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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同12，第205页。

[14]同12，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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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同12，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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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中国现代史》（人大复印刊），2002年第4期。

[22]黄振钺，《土地政策与土地法》。

[23]《土地改革》，第1卷第5期，第8页，1948年6月1日。

[24]同4，第79页。

[25]《先总统蒋公全集》，转引自同4。

[26]《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62页，转引自同4，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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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金德群：《民国时期农村土地问题》，红旗出版社，1994年，第15页。

[30]同1，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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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王仲鸣：《中国农民问题与农民运动》，上海：平凡书局，1929年版，第185页。

[34]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中山文化教育官印，1934年版， 第66页。

[35]《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55页。

[36]毛泽东语，转引自《斯诺文集》第一册，第208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37]刘海燕：《30年代国民政府推行县政建设原因探析》，《民国档案》，2001年第1期，第78页。

[38]《毛泽东选集》一卷。

[39]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