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人如何将支那变成中国的蔑称

著名世界史专家 世界知识杂志前主编 徐波

进入近代，东西方开始发生大规模交流。但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只在长崎与荷兰商人交往。正是通过与荷兰人的交往，日本逐步学习了欧洲近代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这种学问被称做“兰学”。正是从荷兰人的著作中，日本人第一次知道了西方对中国的称呼——China。

1713年，日本学者新井白石在译介一本荷兰语地理书籍时，当看到对中国的称呼China的时候，联想起古已有之的“支那”一词，遂将China译为“支那”。这一时期，一些来华日本人写的中国游记也采用了“支那”这个名称。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把这个古老的名称看做一个从西方来的新词汇。但这时的这个词汇也尚未带有贬义。

一个叫做佐藤信渊的人，可能是给“支那”一词加上贬义色彩的始作俑者。

佐藤信渊（1769～1850年）是个科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西化的早期倡导人。早年学习“兰学”，了解西方科学、历史和军事等等，写过不少著作。他建议日本加强海防,防止俄国侵略,并拟定了使日本称雄世界、推行帝国主义的计划，声称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本”，他最早提出了系统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进而统一世界的计划，后来的日本侵华和发动二战的计划方略，正是受此影响。

1808年佐藤撰写《海防策》一书，还认为“大清国既强大又绵密”，不管付出多大牺牲，也要同清政府保持友好关系。但到1823年他写出惊世奇书《宇内混同秘策》，宣称日本兼并亚洲各邻国是上天赋予的使命，“以此神州（日本）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他声称，日本应首先“征伐支那”，如果措施得当，“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 “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佐藤信渊倡导以“海外雄飞”论为核心的“征服支那”论，上承16世纪丰臣秀吉大陆扩张的思想，下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之行动，备受日本军国主义者青睐。佐藤信渊书中口口声声称中国为“支那”，由于其思想的侵略性，“支那”一词因此带上蔑视的色彩，并广为传播并。

几位对日本明治维新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对“支那”一语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吉田松阴（1830-1859年），日本江户幕府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通过兴办村塾、传授兵法、宣讲“尊王攘夷”主张，培养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扩张主义思想。主张侵略中国和朝鲜,“控制南洋而袭印度”,甚至梦想“并吞五大洲”,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有较大影响。他也把中国称做“支那”，主张“培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

福泽谕吉（1835-1901年），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脱亚入欧论”（即日本要脱离亚洲、加入欧洲列强行列）鼓吹者，也是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他写了40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其后辈全都付诸了行动。

1885年，福泽发表《脱亚论》一文，称日本不幸有两个近邻：支那和朝鲜，不知国家改进之道，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对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而且败坏了日本在西洋文明人眼中的形象，因为西洋人总是把“日支韩”三国同样看待。“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一文中把中国社会比做“一潭死水”，断定中国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可见其从内心里充满对中国及中国人的鄙视，在《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一文中，甚至极端地主张凡是“有支那色彩的东西都应该摒弃”。

但福泽又清楚地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在许多方面是日本这样的蕞尔岛国不可比拟的，并时时在文章中流露出对中国的复杂心情，羡慕嫉妒恨。他说，中国的名声在西洋很响，西洋人对日本相对不够重视。“日本不能被支那所遮蔽”，要进一步不断地采用西洋文明的利器，扩大贸易，伸张国权。而他艳羡、垂涎中国的地大物博的富足，所以对中国充满不屑和厌恶，另一方面却又主张日本人“到支那去应受奖励”，因为“支那是天兴的富国，大河直达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银铜铁，矿脉历然，沃野千里，可谓东方田园”， 日本人要大胆西渡，将“支那的四百余州”作为经营事业的地方，“大至国权扩张，小到一身荣华，都有好处”。但以经商等和平的方式到中国去搞“国权扩张”，毕竟不能尽速，也不能尽兴。所以，福泽谕吉最推崇、最力主的，还是武力侵华。

福泽谕吉为尊奉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明治以来直到1945年战败的80多年间日本所走过的历程，基本上就是福泽所设计的脱亚入欧、以欧洲列强的方式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所谓“近代文明国家”的道路。福泽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在中国大陆领土中首先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他的后辈全都照样做了。

福泽的这些言论都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因而影响甚大，其对“支那”一词的传播也就更加有力。

这些思想家们用古已有之的“支那”一词称呼中国，因为往往与对中国的蔑视和入侵中国的著作相联系，因此带上了贬义色彩。但仔细想来，这样称呼中国，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过去日本与中国一样，常常以朝代名号称呼中国，如古时的“遣隋使”“遣唐使”之类。19世纪日本也称中国为“清国”，尤其在针对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本就被称做“日清战争”。但朝代号不等于国号，而中国此时并无正式的国号。中国虽然自古自称为“中国”，但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也并非国名，而此时的日本人已经知道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中央之国”称呼名不副实，而且此时日本已经意识到中国正在衰落中（福泽谕吉甚至夸张地描述这种衰落），再也不堪像过去千百年来那样成为日本的老师，因此滋生对中国的蔑视，不再想用过去那种e充满崇敬的唐、汉等名称，再加上滋生了侵略甚至吞并中国的野心，因此也不愿再用“中国”这个称呼。正在此时从西方舶来了China一词，日本人联想起古已有之的“支那”，因此就开始这样称呼中国了。这又与当时强烈的崇洋心理正相一致。而且西方人也并不像中国人自己或日本人过去那样按照朝代名称称呼中国，而是一概称中国为China。这一点也显然影响了日本人。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更让他们感到自己进入了“文明”行列，更加不堪与“野蛮落后”的中国、朝鲜为伍。这样，“支那”一词就被糟蹋变质了。

甲午战争，日本竟然一举战胜了千百年来的老师中国，这使日本人又惊又喜，满街充斥着“日本战胜，支那败北”的欢呼。“支那”这个称呼充斥日本社会。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接着清朝覆灭，民国建立。此事一时使维持君主政体的日本感到惊惧，担心民国风潮危及日本天皇政体，也不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共和国，妨碍其侵华利益。1913年日本迫于大势决定承认中华民国，鉴于在公文中使用“清国”名称已不合时宜，与中国政府在条约国书中理应使用“中华民国”名称，但又密告内阁各大臣和军方首脑，“在帝国政府内部及与第三国之寻常往来公文中，今后一律废除‘清国’之称而以‘支那’代之”。以“支那”称呼中华民国，意味着日本只承认中国地域上暂时存在的某个政权。而非中华民国政府。为其日后侵华扶植伪政权埋下伏笔。1929年那个暴露了日本侵华野心的《田中奏章》，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这两句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许多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也借用了日本的方式，管自己的祖国叫“支那”。原因也在于，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国号，“清朝”是一个朝代的名称，不是国家的名称，尤其是对于那些革命派来说，他们正要推翻这个朝代，不可能以“清国”称呼自己的国家。“中国”、“中华”这样的名称他们不想用，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中华”还容易使人想到自古有之的华夷之分。所以，他们就借用了支那这个名称。

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支那”来称呼中国的情况比比皆是。梁启超有一个笔名就叫“支那少年”。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流亡国外，有段时间住在印度，他的女儿康同璧万里探父，走的完全是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道路，她为自己的壮举自豪，作诗记述自己的这次行程：“若论女子西行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接见康同璧，还盛赞他这句诗。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建立，中国有了自己的国名。但是又有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连许多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南方革命政府和北洋政府到底谁是中华民国。直到1927年以后，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中国”、“中华民国”名称才逐渐普及开来，“支那”这个名称在中国逐渐地消失了。但这时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的时期，日本以“支那”称呼中国，当时中国的爱国人士和中国政府坚决予以拒绝和抵制。

1913年9月，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奉命拜访日本外相，要求废除“支那共和国”称呼，改称“中华民国”。但日本政府以已有此种先例为由予以拒绝。尔后，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时，中方都对日方坚持“支那”称呼进行过抗议，但均未获理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实现统一，日本依然沿用“支那”称呼。1930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并责令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以断然拒绝接受。”

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引起日方注意和日本媒体的强辩。中国几大媒体同时发表同名的长篇连载评论对其强辩予以批驳。迫于中国强大压力，此后日本对华条约或公文里大都改称了“中华民国”。但是日本社会长期形成的蔑华仇华心态没变，“支那”称呼在其他公私文件、文章和口语里依然充斥，一些政界要人坚持“支那”蔑称。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团到日本，专门照会日本政府：今后在任何出版物、媒体、公文上一律不能以“支那”称呼中国，必须以“中华民国”或者“中国”称呼。再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事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中国国际形象大为改变，“支那”这个名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