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污点的胜利：200万德国妇女沦为战利品

对数千万欧洲人来说，二战胜利日并非噩梦的结束，而是这片土地陷入原始蛮荒状态的开端......

请设想一个所有秩序都被破坏的世界，那里没有权威、没有法律、更没有制裁。在城市废墟中，衣不蔽体的流民艰难地搜寻食物，为一块手表乃至一双靴子大打出手；每个夜晚都有妇女会遭到强暴；街坊邻居反目成仇；“不适当的”姓氏或口音同样意味着杀身之祸……一切听起来犹如梦魇，而事实上，这正是欧洲在二战结束后一段时间里的真实情况。

“我根本就没有安全感。他们确实是无情的胜利者……我注意到了这一切，无论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我看到来了一个新的希特勒。”——维克多 克伦佩雷尔

1945年，即在接管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数周之内，苏联人便用它来关押他们自己的政治犯。

从此团体和个人的自由却被剥夺了，东欧集中营不过是更换了一套新的管理体制而已。

维克多 克伦佩雷尔回到了几乎只剩下残垣断壁的德累斯顿，他依然对极权主义的语言记忆犹新，察觉到解放者和那些刚刚获得解放的人之间那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他注意到：

苏联占领当局“单调的”无线电广播和“政治化的”新闻报道，与前政权有许多共同点。“我必须慢慢开始有系统地注意，第四帝国的语言。有时，在我看来，它与第三帝国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他很快就发现“纳粹语言和布尔什维克语言的诸多相似性”。在克伦佩雷尔看来，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将是苏联式的 真正民主 的结果”，只不过是用一个新的缺乏自由的政权“取代了一个旧的缺乏自由的政权而已”。

当苏联军队来到柏林时，部分红军让人联想到南京大屠杀的场面。德国妇女不仅仅成了战争的性战利品，而且是进行野蛮报复的目标。

当前线的红军部队和已经绝望的德国残余军队之间的战斗在周围肆虐时，豪斯达尔勒姆的孤儿院、达勒姆郊区的妇产医院里，女修道院院长丘恩岗德斯和其他姐妹们只能退缩在地下室里祈祷。炮弹落在孤儿院内。

连日来，修女们和病友们“就像住在墓穴中的第一批基督徒”。

4月26日

十名苏联人冲进了房子，并要求她们交出十字架、戒指和手表。这是第一次有人破门而入，也是非常糟糕的一次，后面还会有更多次。

29日晚

苏联军官及其部下在夜间追捕和强奸妇女。修女们竭尽所能地将怀孕的妇女、当时住在孤儿院的新生儿母亲以及年轻的待产姐妹们藏了起来。但喝醉了的苏军官兵并不会尊重修女，那就很难说了。女修道院院长在试图保护孤儿院的乌克兰厨师时被枪杀。

30日晚

一群醉酒人员冲进产房，强奸了正在分娩或者刚刚分娩的妇女。对于修女们来说，这一切都很清楚：“我们的人都犯下了滔天原罪，我们赎罪的时候到了。”“这就是德国人在苏联的所作所为。”伊尔莎 安特斯在被一名苏联人强奸后，听到有人这样说。就像在南京一样，性欲与杀戮夹杂在一起。汉内洛蕾 冯 克姆达被醉酒的苏联人轮奸了三次后被枪毙了。其他人的头部都遭到了连续的猛击和殴打。在首都，两个主要的柏林医院估计受害者人数在9 5万—13万之间。德国更东部的波森、但斯克和布雷斯劳，也发生了这种暴行。波美拉尼亚战争中的一名英军战俘说：

“红军士兵……强奸每一名年龄在12岁—60岁之间的妇女。”苏联士兵总共强奸了200多万德国妇女。从数字上看，这大大超过了美国军事法庭所审判的1942年至1946年之间所有战场上发生的925宗强奸案件。

在这种氛围中，自杀的浪潮席卷着柏林和德国其他地区。无数普通德国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战败的前景。许多身上配备了钾氰化物胶囊的人——或者被派发了胶囊的人，就像柏林爱乐乐团举办的最后那场音乐会的那些观众一样，他们选择吞下，而不是面对那即将来临的惩罚。 1945年4月，在柏林，有记录在册的自杀为3881例，接近3月份的20倍。最常见的动机，是“对苏联入侵”的恐惧。像波美拉尼亚的席兰克和席威伯恩村，“多个信仰宗教的家庭都全家自杀——溺水而亡，上吊自杀，割脉或纵火，将自己与自己的家园一起烧毁”。

12月12日，前进中的苏联人，在但泽城外附近打开一扇掩体的大门，就发现了16具尸体，其喉咙和手腕都留有刀痕。他们是三个家庭的剩余人口，全都是被欧文 施瓦茨谋杀的。这个人认为“宁可死，也不同苏联人在一起”。无数被强奸的受害者也自杀身亡了。露丝-安德烈亚斯 弗里德里希，一个柏林女学生，在日记中记录了她的老师是如何教育她们的：“如果苏联士兵侮辱了你，别无选择，只有死路一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的同学中有数百人自杀，男的女的都有。“失去了名誉，就失去了一切”曾一直是一位心神错乱的父亲所说的话。他在女儿被玷污了12次之多后，将一根绳索交到她手上，而她乖乖地将自己吊了起来。

没有什么比这样的事实更能令人震惊地说明1945年夏季正在发生的事，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欧和东欧各地

……

……

并非每个德国人都支持希特勒，随着同盟国特别是苏军的滚滚铁流而来的，却是针对全体德国人的无差别报复。尼莫斯多夫村是最先被苏军攻占的德国领土，所有老人、女性和孩子都被残忍杀害。据不完全统计，战争结束后几个月内，约有700万德国人被赶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驱逐了300万人，其他中欧国家驱逐了约200万人。无论怎样看，这都属于种族清洗范畴。不过在当时，波兰和捷克都认为，“驱逐”是避免另一场战争的、最仁慈的方式。

有人会说，法西斯军队曾在入侵苏联期间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所以德国人罪有应得。即便如此，大量细节依然叫人不寒而栗。因为不想失去公众支持，同盟国领导人明知真相，依然对此听之任之。却在波茨坦和随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表现出令人瞩目的伪善。他们承诺，会“给予每一个战犯，包括那些残酷对待战犯的人严格意义上的公正”。

读行者

态度

如果说二战是欧洲乃至人类近代史上最黑暗的篇章，那么，战争结束后滥觞于各国的复仇狂潮，则说明了这种黑暗的根源——以地域和血缘区分敌友的思想，其实一直潜伏在普通人灵魂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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