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生活在新中国的大清摄政王载沣

文 | 刘大胜

摘自《重读摄政王载沣》，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本文已获授权

1948年底，载沣从儿女们口中得知，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随时可能打进来。城内一片乱象，不安的情绪笼罩着整个北京城。为了彼此有个照应，载沣让家人们都搬进西侧花园的益寿堂。

隆隆的炮声从城外传到醇亲王府，载沣有了新的担心。为了防止炮弹打进王府，载沣命人用厚棉被将后窗户遮住。屋子里透不过一丝光线，变得非常黑暗，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家里人认为白天时应该把被子撤下来，载沣却坚决不同意。

载沣的这些怪异举措，在旁人看来很奇特，也很不可思议。炮弹打进来，又岂是几床棉被能够挡得住？就像他得病，不相信医生也不吃药一样，科学和事实统统顶不过王爷一句威严的命令。

载沣一家人忐忑不安中等待着命运的安排，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国民党的宣传，充满着意识形态，一直妖魔化共产党。似乎共产党总在杀富济贫，天生是权贵和贵族们的克星。载沣并不完全相信这些。

他看过太多的政权更迭，看过太多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当年宣统皇帝逊位时，那些相信共和的人和既得利益者把明天描述得无比美好。似乎一旦实行共和，大清国的弊政就会消失，政治清明，贪污肃清。中华民国转眼实现国家复兴，帝国主义束手惊叹。可是，除了没有皇帝，民国和大清国一样，甚至比大清国还糟糕。北洋军阀倒台了，新的军阀又起来。蒋介石没有统一中国，日本人还是打进北京城，国民政府比北洋政府更腐败。

无论外边的世界怎样变化，自己都只关起门来做优哉游哉的寓公，用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构建一处世外桃源。日本人那么坏，可却拿自己的儿子做“皇帝”。虽然不认同这个状况，但依然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当没落的贵族王爷。现在共产党快要进城了，事情会怎样变化？自己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平静生活？载沣在心里琢磨着，不禁有些担忧。

最让载沣不安的就是“共产”两个字。他听说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分配给贫下中农和雇农，还要批斗不听话的地主。在已经解放的城市里，也有很多有钱有势的人被抓起来。这些都是真的么？为什么那么多的权贵富户往北京跑，或者往南方逃呢？他害怕在城市里也发生没收财产的事，那样王府的房子将会不保。

正在这时，一封传单送到竞业小学，署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单是一份油印的宣传材料，上面写着解放军的“城市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机关、学校、企业在职人员各安岗位，无须惊扰，也无需逃跑。载沣静静地听着溥任念完宣传材料。他特别注意的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毁坏东西要赔”这几条。在城市政策里面，规定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城市的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在他看来，这表明不要“共产”。解放军还保护私有财产，载沣紧张的心顿时轻松了许多。

从那时起，不管谁动员到王府之外去“避难”，载沣都予以拒绝。作为一家之主，他镇静处置，消除了家人的惊慌情绪。

1949年1月，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起义，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每天，载沣都要打开那个美制“飞乐”牌收音机，尽可能地了解相关资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广播他都听，希望能对共产党作出一个清楚的判断。他早就没有了政治野心，一心向往的只是和平，满心考虑的唯有自己和家人的平安。1949年2月3日，载沣在日记中写道：“正月，北平局部开始和平矣……解放军入城尚俱安靖。”

载沣感到这个政权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政权。无论是与清朝、袁世凯、日本人相比，还是与国民政府相比，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都让他感到一股新鲜的气息。自解放军围城起，他就没有出过王府的大门。这一次，载沣雇了一辆洋车特意在鼓楼大街转了一圈。他看到一张张兴奋的笑脸，听到学生们的激昂歌声，到处是建设者们奋发的口号。

淹没在人群中的载沣，无需怕被人注意到，无需担心有人谋害他的性命。他从鼓楼坐车一直到地安门大街，又从地安门大街转回到鼓楼前。在烟袋斜街口，他让车夫把车停在小摊前，亲手买了几串山楂糖葫芦。

这趟“游京城”非常快乐，让载沣对新政权有了真切认识。共产党进入北京初期，努力引导着社会风气转向良好，很多人都感觉国家朝气蓬勃。

面对时代的变革，载沣也有了自己的新想法。一天，他突然向家人宣布废除沿袭了几十年的请安礼节。

王府的旧礼，男的请跪安，女的请蹲安，从北京到天津、从王府到花园，不管外界形势如何变化，王府内的请安之礼从没间断过。这是大清王府内百余年的规矩，是尊贵的象征，是祖宗的家法。

新社会提倡人人平等，代表尊卑贵贱和等级之分的请安明显落伍，宣布取消这些繁文缛节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儿女们和仆人们都衷心欢迎。小女儿韫欢听到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的父亲确实在时代的感召下有了新的变化。他的家人告别了旧时代，成为新中国互相平等的公民。

韫欢赶上了新时代，尽心尽力地参加新中国建设，还结识了一个从解放区派到北京参加接管的年轻干部。两人因工作关系接触日多，渐生情愫。

这个年轻人个既不是王公贵族，也不是清室大臣的后代，在载沣眼里门不当户不对。几经韫欢的解释和哀求，载沣终于同意婚事，1950年2月，韫欢举行简单的婚礼，载沣派溥任作为代表参加，表达衷心的祝福，这真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皇家和贵族子女的婚姻向来由皇帝或家长包办，基本出于政治的考量，毫无自由可言。现在载沣同意韫欢自由恋爱，可以说他已经开始以一个父亲的角度为儿女幸福考虑，尊重她们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载沣仍然面临着王府是否出售的问题。当时中央部委纷纷成立，需要在城内寻找好的办公地点。1949年秋天，一位身着干部服的同志进入王府花园，说有要事与载沣相商。载沣让儿子溥任出面接待，来人开门见山地讲他是一个部门的高级干部，现在部属的“国立高级工业学校”需要购置房产作校舍，所以问询是否出售王府。溥任听完后不敢自作主张，回答说要与父亲商量，请过几天再来听回信。

国家宗教事务局，曾是王府的一部分

宋庆龄故居，曾是王府的一部分

载沣思考了很长时间，最终下决心把王府出售。这中间有对时局变化的无奈，也有在时代变革中的顺势而为。本来在他的头脑中，王府属于皇上御赐，是家族的象征，他和子孙要永远守住。为了保住王府，载沣得罪过日本人，也惹恼过国民党的高官。现在改变主意，当然不是心血来潮。新国家呈现着一种朝气，各大部委急需房屋作为办公或者生产基地，很多单位都中意王府。载沣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也想为国家做些贡献。同时王府原有仆人大量离去，空闲出大批房子，维护费用占去很大一部分支出。出售王府不但减少开支，还能得到一大笔钱补贴日常开销。

几天以后，溥任代表载沣把醇亲王府售给“国立高级工业学校”，价钱为九十万斤小米。载沣和居住在府中的儿女们商定，将售房款的一半留给他自己另购住房，另一半由八个子女即溥杰、溥任、韫龢、韫颖、韫娴、韫馨、韫娱、韫欢平分，让他们到外面买房或是租房住。溥仪已经过继出去，按规矩不能分得醇王府财产。当时正值秋天，几个儿女到载沣跟前辞别，王府花园里争奇斗艳，无限美景成为最后的留恋。

载沣的新家在东城魏家胡同46号。这是一套三进院子，共有四十多间房。全部现代装修，很实用也很雅致。迁入魏家胡同后，载沣将不少文物捐赠给了北京大学。作为退位的王爷，载沣家里值钱的文物古籍还算蛮多。他也卖过一些古董，但从不卖书，一些他视为有纪念和回忆意义的文物，如和硕醇亲王金印，朱批谕旨（十四包）一直保存着。现在看来这些都极具历史文化价值。

载沣以金静云的名义捐给北大的文物共十种：大清实录一百一十二函、大清会典八十二函、畿辅通志二十四函、爵秩全览四十八函、金石拓片两包、大理石插屏一件、大铜炉一件、大铜瓶一件、大瓷瓶一件、海琛号军舰模型一件。1949年12月6日，北京大学收到载沣捐赠的文物，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复函表示谢意。

在魏家胡同才住了八个月，这所房子又被收归政务院。1950年夏，载沣搬至离魏家胡同不远的利溥营11号居住。

同年冬天，天气出奇的冷，整个大地一片清寒。载沣的双腿已经萎缩得很细，整个人总是团缩在一起，非常虚弱。冬天过后就是春天，载沣却没有度过这个严冬。

一天，载涛过来探望，请他去吃“菊花火锅”，以祛寒气，补一下身子骨。载沣静极思动，也想活动一下，享受久违的宫廷美食。“菊花火锅”流行于晚清宫廷之中，属上乘餐饮。据宫廷菜谱记载，“菊花火锅”以鲜鱼为主，有“四生”和“八生”之别，取白菊花洒入汤内，芬芳扑鼻别具风味，有祛寒解毒、强身壮骨的功效。载涛更是一位出了名的美食家，对菊花火锅进行了独到的改革。载涛将鱼片、鸡片、鹿肉、海参、鱿鱼丝、粉丝等依次放入鸡汤火锅中，接着投入白菊花瓣，花味浸入食材，持久地道。

吃火锅就是图热闹，一家人围坐在一口火锅旁，上下尊卑的分别自然淡去。载沣晚年疾病缠身，也很想与家人团聚，享受温馨的家庭之乐。可惜长子溥仪与次子溥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只有溥任在身边。这顿火锅似乎让他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年轻时。外面呵气成冰，屋里却热气腾腾，每个人都吃得满头大汗。弟弟载涛酒量很大，以酒助兴，谈兴大发。两位老人回忆起前朝的风风雨雨，时而唉声叹气，时而开怀大笑，餐桌上气氛非常活跃。

也许受了风寒，载沣回家后便一病不起。感冒，发烧，出虚汗，咳嗽不止，后来又并发尿毒症。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载沣早就看淡了生死轮回，没有拒绝家人请医诊治的心意。京城里有数的国医圣手诊脉之后都摇了摇头，说身子骨太弱了，用猛药怕身子抗不住，下得少怕缓不及急。没办法，中医西医只好一块上。打针、注射、汤药都用上了，载沣的病还是一天比一天重。

儿女们隔三岔五地来看一看载沣。1951年2月3日，旧历庚寅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眼看就要春节了，载沣却没熬过去。他平静地死去，没有什么痛苦。溥任和六个女儿都在身边。如果真有什么遗憾的话，也就是长子溥仪和次子溥杰仍在关押改造，没有办法见上最后一面。

丧事由溥任和载涛出面料理。载涛是位礼仪专家，对前清典制尤为精通，与北京“红白口”行业也有一些交情，伪满皇妃谭玉玲的葬礼便是由他一手承办。

载沣的侧福晋邓佳氏于1942年7月过世，用上好的棺木成殓，按照清朝旧制用64人大杠抬到墓地。王爷本身的葬礼，肯定不能低于这个规格。载涛和溥任寻遍北京，终于在东城宽街恒茂材厂发现一口金丝楠的重材，在王府大街仁顺材厂找到一口水楠重材。经过主管白事的狄恒业鉴定，前者是打着灯笼也难寻的上品。载涛和溥任毅然用高价买了下来，作为载沣的寿材。

棺材分量重，先以32人抬运空棺到家里成殓。次日，移灵于西皇城根嘉兴寺殡仪馆，停柩于二院的第三层大殿正中。旧时，嘉兴寺以停灵暂厝、承办丧事而闻名，多主办富豪或权贵的大丧。被慈禧太后立为大阿哥的溥儁，死后曾长期停放在这里。寺门口扎花牌楼的杉槁架子，以铁箍固定，一直不拆不卸，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景象，可见业务繁多。

1950年春天，新政权取消停灵暂厝的业务，规定在此只能停灵七天，之后必须办理出殡事宜。当时的北京处在社会转型的时期，丧事礼仪新旧并行。“五老”之一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任弼时于1950年病故，成殓后即移灵嘉兴寺，举行吊唁仪式。前清监国摄政王的葬礼在此举行是当时的一件大事，馆方请示有关管理部门后，同意载涛提出的停灵二十一天的请求。

按照旧礼，王府办理丧事要请僧道等大办道场，为亡人做些身后功德，载沣的丧事简化了这个仪式。只是头七之日请本庙僧众念了半天经，后来又请了一棚喇嘛经，一棚本庙的禅经，做了一点功德。

作为曾经的摄政王，载沣出殡应该用“落地满黄”的80人字杠，即黄杠、黄绳、黄垫、黄罩、杠夫戴的荷叶帽插黄雉翎，跟夫执黄色“拨旗”，上书“王府奉安”字样。但这次只以一辆载重汽车拉运，扣上一卷扎制的黄罩，后边载重汽车拉着64个人，分作两班杠夫。汽车下到土路，两班杠夫以32杠轮流抬棺，这才应了黄杠大换班的旧典。

灵柩慢慢行进到下葬的福田公墓。临近中午时，载沣的灵柩换成了16人的“软杠”，下了已经修好的马道。当时，打头的杠头站着指挥整个仪式，在一旁主管白事的狄恒业马上用脚轻轻踢了他一下，打响尺的才如梦方醒，“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原来，按照王府的旧礼，杠头必须跪着指挥王爷下葬。这是清代典制所规定的，也是长久以来的“祖宗家法”。载涛和溥任对整个丧葬仪式很满意，事后叫账房给负责人大笔赏钱。

载沣风风光光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葬礼办得非常隆重，吸引很多百姓前去观看。随着新中国对旧习俗的改革，此类风俗渐渐被废除，前清遗老的葬礼最终被时代抛弃。

国家人文历史

长按二维码关注（微信号：gjrw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