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知三年展”的撤展风波已经成为日本今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除了言论自由与历史清算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其背后重重的社会环境背景，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扇了解当今日本的绝佳窗口。
撰稿 | 宋远程
8月1日于爱知县首府名古屋市开幕的“爱知三年展” （あいちトリエンナーレ２０１９），尽管到今年才刚刚举办四届，但已是日本当下最重要的国际艺术节之一。不同于濑户内海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设立于日本中部工业都市名古屋的三年展，从一开始就强调与时局、社会现状的紧密联结。本届三年展以“‘情’的时代”为主题，在全球范围内保守主义回潮的当下，进一步探讨关于“情报”（信息）的诸多复杂议题，并试图以“感情”作为回应。
不自由的“表现不自由展”
在所有企划展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企划展“表现不自由展·其后”。早在2015年，就曾在民间的美术馆举办过“表现不自由展”，旨在收集围绕慰安妇、天皇与战争、宪法九条、殖民地和政权批判等议题，却无法在公共文化设施展览的作品。而本次在展名后附上“其后”，也正是为了延续先前的思路，将那些2015年后无法纳入公立美术馆的作品进行集中展览。
然而，仅是开展当天，组委会就接到了近200个投诉电话和500封抗议邮件。而参展作品里首当其冲的便是由韩国雕刻家金運成、金炅夫妇所创作的“和平少女像”。在预想中的展出计划中，身着朝鲜传统服饰的少女表情平静地端坐在一张椅子上，她的身旁放置着另一张空白的座椅，可供参观者坐下。艺术家旨在通过这样强调互动性的装置，试图让观众对这一段讳莫如深的历史产生共情。
和平少女像
“慰安妇”话题立刻激起了右翼团体的强烈反弹，甚至对会场的安全状况提出威胁。在三年展开幕翌日，名古屋市长视察展厅后要求即刻中止展览。随后，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提到了官方对三年展的资金补助问题。三年展实行委员会很快便迫于压力中止展览，而事件也在逐渐发酵。各级官员因政见或党派不同纷纷站队，警方象征性地抓捕了一名可能的袭击者。
当其最终被定性为“战后日本最大的审查事件”时，已有许多其他单元的艺术家主动选择退出展览，有的甚至附和“言论自由”的主题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临时改造。一场风波不断、意外连连的艺术节最终因为种种失控，而成功将自身也置于当代艺术的场域之中。
“抗议”及其前史
事件爆发后，因事关言论方面的问题，立刻在知识界掀起轩然大波。原本担任本届三年展顾问的学者东浩纪在事发后立即提出辞任，并直言“言论自由vs审查/恐怖袭击”是一个伪问题。纪录片导演，同时也是活跃的时评人想田和弘在《艺术与公共》一文中提出，艺术的意义原本就是向社会主流价值提出挑战。而三年展作为公共项目，只考虑右翼团体的诉求显然是忽视了其他的意见，从而与“公共”一词相悖。
无独有偶，早在本次三年展之前，也有一件因被右翼抗议而中断的展览。2012年，韩国摄影师安世鸿以慰安妇为题材的个展“重重——中国に残された朝鮮人元日本軍『慰安婦』の女性たち”原定于六月在位于新宿的尼康沙龙举行，但自五月开始就不断有右翼团体组织抗议活动，甚至利用外泄的个人信息，威胁摄影师家人的生命安全。主办方不得已通知安世鸿本人，令展览提前终止。
安世鸿摄影作品
根据记者安田浩一的说法，自2000年以后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行动的保守主义”团体。不同于仅仅停留在口舌之辩的保守主义论者，或被批判“有损国格”的传统“街宣右翼”，他们大多采取游行、募集签名等市民运动的方式，进行言行一致的保守主义实践。其核心诉求则体现在对在日朝鲜人的排斥与反感，并且构成反韩游行的主力，在当今的右翼谱系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同摄影展一样，三年展官方对此事件给出的中断理由也包括对恐怖袭击的忌惮。实际上，随着2020年东京奥运会日渐临近，日本国内恐袭防范标语也越来越密集。其风声鹤唳之势甚至让日本出现了些许警察国家的苗头，由此引发的“共谋罪”相关争议也在公共舆论空间层出不穷。而就在不久前发生的京都动画纵火事件更是为此雪上加霜，让展厅仅仅开张三天就不得不匆匆闭幕。
“表现不自由展·其后”的中止通告
安倍政权下的日本政治
而本次中止事件的另一重背景则是当下紧张的日韩关系。2013年以降，身处东北亚敏感的政治背景下，有着复杂历史纠葛的日韩两国之间关系愈发微妙。围绕领土争端和慰安妇问题的示威游行层出不穷，让民众间的对立情绪日渐上扬。
2018年，韩国要求日本必须为战争期间被强制劳动的征用工个人做出赔偿，日本方面以违反双方于1965年签署的《日韩请求权协定》而拒绝，两国关系由此交恶。2019年7月，日本宣布将对韩国实施严格的半导体出口限制，贸易战正式打响。尽管其背后隐含的地缘政治、全球电子产业链的新秩序等因素错综复杂，但尚未清算的历史旧账依旧是一般民众间难以消弭的隔阂。
实际上，针对本次“表现不自由展·其后”的投诉信件中，虽然有一半都是与和平少女像有关，但也有四成左右是抗议艺术家大浦信行的作品《拥抱远近》（遠近を抱えて）。这部以天皇为主题的作品早在1986年就曾于富山县立近代美术馆展出过，当时同样遭到了右翼团体的抗议，并最终被撤下。
由此可见，三十多年后，对艺术家自由表达的威胁依然存在。而此次媒体只报道和平少女像而选择性忽视大浦，除了对近期日韩的紧张关系推波助澜，也说明围绕天皇的议论在日本公共舆论空间仍属禁忌。
本次展览中的争议作品里出现了被点燃的天皇相片
自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由2013年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和特定秘密保护法开始，进入2014年后重新解释宪法第九条，逐步解禁自卫队的集体自卫权，并于2015年9月，成立安全保障关联法。2019年7月刚刚结束的参议院选举中，尽管修宪势力并未如愿，但安倍的政治部署却始终思路清晰。
与此同时，针对媒体方面的管控也日渐增多。安倍政府一方面安排坚定的右派、《永远的零》《日本国纪》的作者百田尚树担任NHK的经营委员，另一方面又对民方的新闻取材多加限制。可以说，本次展览中止事件是全面右倾化的“安倍政治”之下言论自由遭遇弹压的一道缩影。
2012年圣诞节，摄影师安世鸿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尼康赔偿因撤销展览而造成的损失。整整三年后，东京地裁判定摄影师胜诉，并命令尼康履行赔偿责任。截至目前，要求“表现不自由展·其后”再开的呼吁已经唤起了越来越多的响应，只是官方的暧昧声明让展览的去向依旧悬而未决。
无论结果如何，本次展览已经用一种荒诞的方式向世人宣告了它自身的主题。而作为“战后日本最大的审查事件”，有关艺术何为、言论自由的界限、对历史的反思态度等等经其所引起的社会争议，即便在外部政治环境沧海桑田的多年之后，也仍旧会有继续讨论的意义。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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