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的“王道思想”：创于隋朝兴于唐朝，为唐太宗统治指明了方向

王道思想作为一种以仁政为基础的政治主张，由儒家提出。到了隋朝时期，出现了以明王道为己任的王通，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及荀子等人关于王道思想的内容。

在唐初，统治者选择了以“王道”为主的政治路线，贞观之治时期的各项政策与王道思想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早期有关于王通思想中王道思想的研究，主要是整体王道思想对唐初政治的影响，特定于王通的王道思想之影响涉及较少，虽也有考察王通的王道思想与贞观之治的联系，但主要是从王通门下弟子及学者这一角度进行探讨。

王通与王道思想

王通，字仲淹，隋朝河东郡人，出生于官宦和儒学之家。长期的儒学熏陶和他本身政治的志向，使得王通在隋文帝时期，便“诣阙献太平十二策”。

隋文帝虽然没有采纳这一上书，但当朝丞相杨素对其重视起来，并劝王通入仕，王通拒绝了这次机会。

之后，王通便开始潜心著述，并于河、汾之间讲学，他的著述有《续六经》，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经》《易赞》《元经》等，今大部分已经散佚，留存完整的著述为记录他与弟子对话的《中说》。

因此，《中说》成为现今研究王通思想的主要依据，王通有关于王道的思想，也主要存在于其中。

“王道”一词出现于《尚书》之中，最初用来描述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古代圣王时期的治世之道，后王道经过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等人的发扬与深化，演变成为儒家学说中关于国家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儒家的一种治世思想，其基础在于“以民为本”，实现王道的途径在于君主是否能够施行“仁政”。

除了继承孔孟的王道思想，王通的王道思想还有发展的成分，如先秦儒家一般，王通也倡导君主施行仁政、德政，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

王通认为终日议论政治而不谈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天下礼制便难以兴起，社会秩序便难以稳固，何以谈王道的实现呢?

同时，重视道德教化以及仁政的施行，在封建专制社会，需要圣王明君的出现，王通通过谈论若杜如晦能遇见明君，这样各项政策能够得到实行，天地万物都能各得其所，不仅表明了圣王明君的重要性，也表露了自身对于明君的渴求。

在封建君主的统治下，要能以道德教化百姓，以仁政作为基本的政治政策，这一切都离不开明君的出现。

除施行仁政与德政以外，“以民为本”作为孔孟王道思想的基础也为王通所承继，古之做官者目的在于“养人”，在于为百姓为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而今之为官者，则只为一己私欲而做官。

透过对这一现象的批判，反映了王通以人为中心、以民为本的思想。但在王通生活的社会背景下，二世而亡的隋朝未能采用这种“王道”思想，王通的政治理想也无法实现。

直到唐朝时期，在唐太宗的统治之下，“贞观之治”的出现，为最接近于王通所憧憬的“王道”社会。

贞观时期实行王道政治的社会背景

炀帝暴政

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乱以及二世而亡的隋朝之后，唐朝统治者面临着如何稳定社会秩序，重建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的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的统治者开始寻求新的治国之路，首先便对二世而亡的隋朝以及动荡不安的魏晋南北朝进行了反思。

短祚的隋朝使唐初统治者决心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在唐高祖时期，唐朝尚未完成统一之时，秦王世民便在隋宫殿前发出感叹:“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前代君王的穷奢极欲无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李世民便认为统治者醉心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作风，在古代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中，无疑是导致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在王通的思想中，仁政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君主个人的政治修养，如其《中说·王道篇》就表明对尧舜此类圣明君主的追求，一直都贯穿在王通的政治思想当中。

除此之外，在太宗当政之后，曾与魏徵等侍臣议论刑狱，“魏徵曰:‘炀帝时尝有盗发，帝令于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考讯取服，凡二千余人，帝悉令斩之……’”。

因为一次偷盗，而导致上千人死于无辜，炀帝时期的滥施酷刑、严刑峻法，对于新兴的唐王朝来说，不仅是一个鉴戒，也是遗留下来的必须解决的问题。

空谈误国

除了对隋朝灭亡进行反思之外，魏晋时期凸显的一些问题，也引起了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在高祖时期，太史令傅奕上书请除佛法，认为“西晋以上，国有严苛，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髠发之事”。

而五胡乱华之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齐襄，足为明镜。”佛教发展到唐初时期，“今天下僧尼，数盈十万。”佛教寺院经济的不断发展，势必会对社会经济、国家税收带来不良影响，同时，佛教的大力发展，也会动摇儒家地位，对此高祖下令对于精通者迁居到大寺观，而对于一些浑水摸鱼的人就要勒令回乡种地。

除此之外，魏晋时期虚华无实的政治作风也给唐王朝带来了警示，当时魏晋时期玄学发展很快，导致整个国家风气虚浮，玄学家们整日不务实事，乃至于空谈误国。

这使得唐初统治者以“空谈”为警示，摈弃当时无实的政治作风，而转向“务实”，转向王道思想中的“以民为本”。

河汾之学

除了唐初统治者本身对于前朝的反思与纠正，还有一些客观的社会背景，也迫使他们制定新的政治路线，以扭转当时不安的社会状况。

隋唐正处于儒道释三教碰撞的动荡时期，儒学地位衰微，其正统地位也受到了威胁，不仅如此，儒学自身也出现了各种问题，对此，王通也提出了多方面关于振兴儒学的内容。

除这些客观的社会背景外，王道政治路线的确定，与主观因素也是分不开的，王通在向隋文帝献策失败后，转而在河汾地区讲学，宣扬儒家思想，希望能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之中，实现儒家所期望的“王道政治”。

在王通于河汾地区讲学的时期，慕名前来求教的人多达千余人，在这千余人当中，就有许多贞观年间的名臣——“一代名相”魏徵以及被称为“房谋杜断”的房玄龄及杜如晦，贞观年间能实行王道政治路线，与这一原因也密不可分。

贞观时期“仁政为本”的王道政治

以民为本

民本思想进入唐代，儒道释三家的冲突逐渐加剧，唐初统治者虽以扶植道教为主，但在统治思想上是离不开儒学的。

包容性是儒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到了唐朝，儒学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其中关于“王道”的思想也更加的系统化。

这一时期的统治者也逐渐抛弃了殷周时期的“天命论”，意识到人事在统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民本思想是王通有关王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通否定了自汉代以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他提强调了人的理性和认识能力。这也使得唐初统治者能够认识到百姓在统治中的重要地位。

因此，唐太宗在统治时期，执行节约以及轻徭薄赋的政策，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也能够稳定经济秩序。

身先垂范

王通的王道思想中还提出了对道德修养的要求，不仅仅是针对文人儒生，更是对帝王自身的要求，强调帝王要注重道德修养。

贞观年间，太宗身先垂范，保持节约简朴的生活习惯，贞观二年，中书舍人李百药上书称宫人过多，“宜皆出之，任求伉俪。”太宗于是谴戴胄及杜杜正伦于掖庭西门出宫“前后所出三千余人”。

不仅如此，太宗还践行着与民同利的政治路线，于是接下来二十年间，上到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以朴素的生活作风为荣。

这种简朴的作风从帝王自身开始，更有利于以民为本的统治政策，也是太宗时期能够形成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

君臣一体

王通强调王道首先要“正主庇民”，正主自然是强调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强调明君的重要性，纵观古代政治清明的时代，都离不开明君的出现，同时王通也强调了忠臣的重要性，唐太宗时期著名大臣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当时闻名的忠臣，特别是魏徵的犯颜直谏，在太宗决策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与太宗的从谏如流也有不可切分的关系。

在王道社会中，要求君主不仅要有善于纳谏等各方面的个人修养，还需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孟子认为“以德行政者王”，在社会治理方面，“德”即为“仁政”，这也是王道思想的内核。

虽然王通的王道思想在隋朝没有实现，但唐太宗吸取了隋二世而亡的教训，实行“仁政”，将这种仁义道德贯穿到政治中去，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仁政”的典范，前文所提及的太宗“以民为本”的各项措施便是仁政的一部分。

接着就是王通强调君主要施行仁政，也离不开贤臣的配合以及敢于直谏，君臣的政治作风无疑是仁政能否施行的一个环境，隋炀帝闭目塞听，对大臣的劝谏持否定态度，甚至严惩违背他意思的大臣，这是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对于君臣关系的处理，也是施行仁政的一个重要因素。太宗经常与百官进行论治，要求臣下也能够成为贤臣，君臣一体，创造上下通达的政治作风，同时也叮嘱臣下勿行阿谀奉承之风，勿因惧上而停止进谏，这一做法也是时期能达到君臣共治的重要因素。

太宗不仅能够接受臣子的犯颜直谏，还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由于唐太宗对官员德才兼备的重视，贞观年间涌现出大量的人才，为仁政的施行提供了内部条件，也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用刑审慎

“贞观之治”的“仁政”除了表现在以民为本的思想以及君臣关系上，还表现在法律制度的“宽简”。

生活在隋末的王通，自然是反对隋炀帝的暴政，主张以德治国，他将古代帝王的以德治民、以德服人与隋炀帝的严刑苛法进行对比，表达了重视道德教化的重要性，主张轻刑慎罚。

唐初也继承了王通“先德而后刑”的审慎，认识到了百姓生命价值的重要性，背弃了炀帝时期的严刑峻法，特别是对于死刑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

太宗时期对于死刑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先是以死刑之重，需三复奏，可即便如此太宗依旧觉得不够，足以说明当时的用刑审慎、法在宽简。

道德教化

关于道德教化在贞观年间的体现，《资治通鉴》中也有所记载，贞观七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释之。”这一现象的产生绝非偶然，体现了道德教化的力量。

也可看出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正是王通所说的“先德而后刑，故其人悦以恕。”太宗时期以仁政为指导的用刑宽简，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即使在安史之乱这样动荡的时期，有许多大臣依然因“悖逆”而自感羞愧，乃至于“自亡”，足以见得太宗时期宽简刑罚、道德教化的力量，同时也反映出贞观年间太宗所施行“仁政”而取得的成效。

结语

关于行“王道”还是“霸道”，其实在太宗即位之初，群臣便有这样的争论，对此当时封德彝主张并劝谏太宗效仿古人，施行仁政，这一争论的结果是太宗选择了听从魏徵的建议，施行王道政治。

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下，走“王道”这一条政治路线，是有理可依的。随后更是在听从魏徵劝谏之后，李世民通过贞观年间以民为本、君臣一体、审慎刑罚等各项举措后，接近了千百年来儒家一直想实现的“王道”社会，开创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打下了以“仁政”治国的思想基础。

后世许多有为的治国者，皆追慕“贞观遗风”而力图仿效，之后的唐玄宗也继承了太宗时期“王道”治国的思想，更是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开创了大唐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