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良：中国军改不能模仿美国式的新军事革命

从世界范围看，由信息技术推动的军事革命，应该说已经接近尾声。或者说，它已经完全成熟了，成熟就意味着潜力将尽，已经不能给下一步的全球军事发展带来革命性推动了。

和信息技术相关的所有武器装备，在这一轮军事革命中基本上都已登场亮相，从信息技术的核心——芯片技术来看，已经挖掘不出多少潜力。而此时的中国新军事革命才走了半程，基于这一点，一些中国的军事研究人员认为，这一轮军事革命正方兴未艾，这其实是以自己为参照系的错觉。因为从世界军事革命的大背景下看，我们实际上是一个追赶者，别人已经完成的东西，我们才正在开始。

对于这一轮新军事革命即将落幕，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信息技术面临的只是如何更好应用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更好地挖掘潜力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人对于信息技术革命给美军战斗力带来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致命的软肋，正在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担心。

这是因为，一方面，信息技术确实使美国军事力量大大提升，另一方面，它又使美国整个的军事力量被信息技术的致命弱点所绑架，变的空前脆弱。

而我们还在半道上，没有真切体会到这一点，还以为只要信息化了，就能打胜仗，但实际上信息化的结果就是美国现在这样子：强大与脆弱并存——既然美国已经开始担心，我们为什么不提早转弯呢？这是中国军队现在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军队的转型与改革，最重要的不是武器装备的更新，也不是体制编制的变化，而是军事观念的转型——如果观念不转型，只是亦步亦趋地学习美国，美国有什么我们学什么，美国有什么我们搞什么，就根本不叫转型，叫模仿。

转型就是提早转弯。

首先是告别模仿美国式的新军事革命，不去模仿美国正在渐渐走入迷途的武器发展模式，尤其是思维方式，转而寻找到一种新思维方式和新观念。比如说，什么东西最有可能制约对手的信息化系统？想清楚这一点，对手越怕什么，我们就越搞什么，这才是我们要寻找转型路径。

第二是降低成本，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美国打的是一种豪华的战争，制约豪华战争，不能用更豪华、花更多钱的方式，这种仗美国打不起，我们更打不起。你只能走降低成本的路，反其道而行之。不能大把大把地把钱花在信息化上，方方面面都搞信息化，遍地开花，成本太高。其实只要找到一种能够制约芯片的办法，就可以把信息化全制住了，而且成本可以非常低。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效费比”的概念，一定要降低成本。

要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就要把更多有限的资源和经费投入到制约信息化上来，而不是模仿别人的信息化。

在世界范围内的新军事革命中，中国是追赶者，但后发有后发的优势——可以少走弯路。西方在核心军事技术上对中国的封锁很严，如果一味想模仿，搞逆向研发，强行通关，不但未必少走弯路，可能花的钱还要更多，同时当你快撵上人家时，人家可能已经又开始研发其他新技术了。

当然，从客观上说，我们主张着力发展制约对手信息化的作战能力，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完全不搞信息化了，恰恰相反，我们要在自己独特的信息化能力上动脑子，想办法，而不是一味模仿美军、要打高技术游击战。这就对军队的训练方式和管理方式，提出比较高的革新要求？这也就是说军改，改的应该是军队的管理和思维方式。

美军上世纪70年代从越南撤出之后，可以说是洗心革面，用10多年的时间，完成管理模式的变革，最后才在海湾战争中一鸣惊人。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说过，在一个先进的国家里，军队是最先进的那一部分，而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军队则是最保守的那一部分。

这就是说，如果想让我们的国家走向更加先进的话，军队应该走在最前面，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领先。美国经过了麦克纳马拉改造之后，锐意进取，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信息技术领域深度开掘，引领潮流，走在了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前面。包括因特网等最新科技成果都是美军率先使用的，航天技术也同样如此。当美军越来越有效地把商业模式运用到军队管理中之后，美国企业反过来把军人当成了宝贝。美军的高级将领退休之后，经常会被不同的企业聘请去当董事长、名誉董事长，为什么呢？一个是要借助他们在军方的人脉，好让军方能够在军购这方面对这些企业有所倾斜。但是另一方面，更是要借助他们有效的管理经验。这对我们应不无启示。

作者简介：

乔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我国著名军旅作家、前沿军事理论家、军事评论家。

《帝国之弧》是乔良将军“帝国论”系列三部曲的第一部。这是继“超限战”之后，作者的又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