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邮报》2月17日文章】题：为什么美国打不赢游击战(作者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历史学教授杰勒德·德格鲁特)
我在1964年第一次接触游击战这个概念。我父母的几个朋友顺便来喝咖啡。在提到越南的话题后，愉快的谈笑迅速变糟。
似乎没人知道，强大的美国为什么被这样一个小问题所折磨。有人想知道美国为什么要打那场战争。还有人提到，越南人善于打游击，没人能发现他们。一个特别好斗的邻居———也是巴里·戈德华特(1964年总统选举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他曾有过美国应向越南投原子弹的言论。———本报注)的仰慕者扯着嗓门争辩说，必须用原子弹解决问题。
回想起来，那件小事充分概括了美国人对游击战的那种无奈感觉。自1945年以来，美国的游击战记录令人沮丧，就像在老挝、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所证明的那样。美国人一直难以理解他们为何这么不幸。世界所见过的最强大的军事强国，也许还站在正义一边，一再被小股装备破烂不堪的叛乱分子所阻挡，这怎么可能呢？
“老虎和大象之间的争斗”
马克斯·布特用一部游击战的宏大史诗应对这个难解之谜。《隐形部队》一书权威地讲述了各个时代叛乱和镇压叛乱的情况，书中充满了令人着迷的人物，比如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朱塞普·加里波第(19世纪意大利著名军事将领———本报注)、切·格瓦拉、爱德华·兰斯代尔(1954年美国中情局任命的越南活动负责人———本报注)、乌萨马·本·拉丹和戴维·彼得雷乌斯。叙述中呈现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作者为任何一个面对游击队对手的现代政权提供了重要见解。不过，惨痛的教训是用精美的散文表述的。不考虑《隐形部队》给我们的教诲，这是一次极佳的阅读体验。
强国中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游击战不常见，这就解释了为何对游击战令人遗憾地缺乏准备。但布特表明，游击战和战争本身一样久远。无法指望在传统战场上获胜的军队进而选择一种间接途径，用秘密行动、机智和耐心慢慢制服敌人。
胡志明将游击战比作老虎和大象之间的争斗。“如果老虎站着不动，那大象就会用它强有力的长牙撕碎老虎。可是老虎并不是站着不动的。它白天潜伏在丛林中，夜间出动。它跳到大象的背上，撕下大块儿的皮，然后再跳回黑暗的丛林。而大象就会慢慢地失血而死。”
大象对自己的力量确信无疑，因此它通常的反应是冲入丛林，破坏沿途的一切。一个令人沮丧、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出现了：成功平叛往往与施加的力量成反比。正如美国一再发现的，苦难让原本没有参与进来的平民变得激进。叛乱就像九头蛇，任何想要斩其首的企图都会带来更多游击队。
低估对手让美国屡遭挫折
布特提供了从5000年的游击战中获得的12条教训。有些特别对。例如，游击战在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更有可能胜利。美国独立战争证明了这一点，越南战争也证明了这一点。最近，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叛乱分子获得了外部的帮助。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战争将扩大到令人无法接受的规模。
其次，最好的游击队善于宣传。正如布特指出的，美国人不善于口水战，这是众所周知的。的确，任何入侵者都难以让当地人相信他们的意图是高尚的。可是，美国也未能让国内民众相信这场战争值得作出牺牲。
这与第三条重要的教训有关，即需要耐心。胡志明准备战斗几十年；穆斯林叛乱分子说要战斗几世纪。而美国人希望速战速决，这在游击战中永远是不可能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教训是，常规战术对打游击的敌人无效。1960年至1962年出任陆军参谋长的乔治·德克尔将军顽固地坚称：“任何优秀的士兵都有能力对付游击队。”这种态度相当有代表性。美国的高级指挥官们经常辩称，教授专门的平叛技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游击战不常见。
未能吸取这些教训是美国屡遭挫折的原因。不过布特强调，失败并非不可避免。根据他的计算，游击队的获胜几率只有20%。不过，他的数字有点儿误导，因为他把打败“地下气象员”组织这些没用的恐怖组织的事情也包括在内。当自信的强国低估敌人获胜的决心时就会导致失败。正义和力量并不必然占上风。
非正义战争难获胜利
从其他方面来说，这本书观点敏锐。但对越南战争的分析是该书最薄弱的一部分。
这令人遗憾，因为那场冲突处于美国经历的中心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布特是他试图揭示的那种目光短浅的牺牲品。和许多对那场战争只有粗略了解的作者一样，他把越南视作冷战时期共产主义全球革命计划的一个证明。美国人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人的失败作出了解释。
越南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民族主义斗争，是对国家看法相抵触的两方之间的一场内战。
在越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真正的敌人不是北越的共产党，而是南方本地的叛乱分子。这些人反对西贡政府，完全是因为西贡政府与美国关系密切。一般的越共干部参加战斗的时间不到10%，反而专注于政治工作。
美军无法对抗这种思想灌输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培训，但主要是因为他们是美国人。一个外人，不管他的目标有多崇高，也不能期望获得作为胜利先决条件的合法性。简而言之，美国人不属于那场战争。
1961年，乔治·艾布伦中校与他的越南联络官阮文茂上校聊天。后者问美国人为何要待在越南。艾布伦回答说，美国想帮助越南人打败共产主义，并向越南人展示民主将如何带来经济繁荣。阮文茂顿了顿说：“是，我理解你所说的，但是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里？”艾布伦再次说：“我们来这里帮你们。”阮文茂插话说：“不，实话说，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里？”
鸿沟是无法逾越的。阮文茂的参照系是法兰西殖民帝国；他能理解一种剥削心理，但不能理解一种声称是利他的心理。他对法国人感觉更舒服，因为法国人的目的更透明。由于不相信美国人只是想帮忙，他断定美国人肯定比法国人还要阴险狡诈。
布特认识到合法性(这是他列出的12条教训之一)的重要性，但在分析美国屡遭失败时没有给予合法性应有的重视。然而合法性，更确切地说是缺乏合法性，无疑解释了为何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形势没有按计划发展。美国人认为，他们在捍卫自由，但他们的对手看到的却是新殖民主义入侵者。这种观点分歧导致失败。
于是，悲观情绪可能要比布特意识到的更恰当。他疯狂地崇拜彼得雷乌斯，将其作为美国人能够打败游击队的光辉榜样。然而，战场上的胜利和长期的政治胜利大为不同。如果缺乏合法性，没有哪个镇压叛乱者，不管他多能干，能取得胜利。他必须向当地人证明，他的利益是正当的，他的存在是合适的。失掉这个论点就会失掉战争。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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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