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俘中，有的美军、英军官兵参加过二战，当过日本或纳粹德国的俘虏。在被志愿军俘虏后，他们亲身体验了两种战俘经历的不同之处，感受极为深刻。美军战俘狄克森自述道：
“在二次大战中，我们部队被派到菲律宾的巴丹岛。日本军队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放下武器投降。日本人把我们押送到奥丹奈尔营，开始了‘巴丹死亡行军’。许多人患痢疾、疟疾，没有吃喝，倒在地上，日本兵就用脚踢，有的人被开枪打死，有的被刺刀刺死。我后面有个上校，走不动了，躺在路边，我亲眼目睹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把上校刺死的惨景。我们走了6天后，被关进监狱，每10人一组。日本人说：如果有1人逃走，另9人就要被枪毙或砍头。后来的确有人逃跑，小组的人都被处决了。在监狱里，我们每天吃两顿稀粥，加一点盐，得不到任何医疗。每天有50到100人因生活条件恶劣而丧命。两年以后，日本人将我们约2000名俘虏送到日本新瀉一个煤厂做苦工。有些人累倒了，日本兵抓着就打。我们晚上就挤在仓库的稻草上，相互靠体温取暖。一次，一个日本军官训话说我们是行尸走肉，我前面有个俘虏动了一下，这个日本军官就将他踢倒在地，拿出军刀将他活活砍死。我在日本人手里过了3年半的地狱生活，直到1945年秋天，我才得到解放，回到美国的家中。”
“我是1951年1月1日被志愿军俘虏的。志愿军作战英勇，我们的部队被包围了，唯一的道路就是投降。志愿军和蔼地用英语对我们说：‘不要害怕，志愿军宽待俘虏。’志愿军战士把我们带到温暖的屋子里休息，给我们热的食品。我们到达后方俘虏营时，领到了新的棉大衣和毯子。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这个没有任何军事价值的偏僻山村，也遭到了美国飞机的轰炸。在我们自己的飞机炸成的废墟上，志愿军建起了新房子给我们住。我们的环境不断改善，吃的东西越来越好。有猪肉、牛肉、鸡蛋、蔬菜、面包、水果。冬天屋子里都生了火，热烘烘的。我们有自己的俱乐部、图书馆。医疗条件也很好，有一所医院，病号需要时可以住院治疗。管理俘虏营的人员都非常和蔼，工作很辛苦。”
“我在两次被俘中，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一种是残暴、侮辱和虐待战俘，二战中日本人就是这样；另一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宽待，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待我们被俘人员所做的。”
在停战协定签订后，战俘们即将被遣返。英军战俘亚当这样写道：“我就要和你们告别了，因此我留下这些话。我，亚当，军号5501200，已经当了2年零3个月的俘虏。这些日子虽是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却过得很快乐。这里的生活就像一个幸福的大家庭的生活，任何巨大的困难都通过我们与志愿军的协商而获得解决。他们从未违背自己的诺言。我在3年前离开了家人到距祖国海岸16000哩远的地方参加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我将要尽一切办法制止这样的事情在我的儿子身上发生。我将要离开志愿军和第一战俘营的工作人员，我将要离开许多可能永远再难见到的朋友，但是我带回家的就是永远不会磨灭的记忆，就是中国人民与英国俘虏间的亲密的友谊的记忆。你们给我们的宽待将永远地为我们所记忆着，并且将永远存在我们的子子孙孙的心里。”
特殊的“国际学校”
志愿军的战俘营，全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设在朝鲜北部的碧潼。俘管处共收管了14个国家和地区的俘虏5000多人，主要是美国俘虏，有3000多人；次之为英国俘虏，将近1000人；另外还有土耳其、菲律宾、法国、哥伦比亚、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俘虏。
俘管处是1951年4月24日正式成立的，由东北荣军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央公任主任。王央公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1938年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在部队长期从事敌军工作，曾任东北军区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有丰富的敌军工作经验。他熟谙英语，但平时并不用英语同俘虏谈话。一次，王央公在战俘大会上破例地直接用英语发表讲话，他说：“同学们！请原谅，我不明白到底是上帝还是魔鬼促使你们来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听着王央公的发言，战俘们极为惊讶，他们不仅对这位战俘营的最高领导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十分惊讶，而且对他幽默的语言，特别是对他称战俘为“同学”而感到新奇。王央公进一步说：“我之所以称呼你们为同学，是因为这里不是监狱，不是集中营，不是流放地，这里是学校。在这所特别的学校里，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来追求真理……”接着，王央公从鸦片战争讲到八国联军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从志愿军抗美援朝说到宽待俘虏的政策，阐述了中、朝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质和必胜的道理，战俘们听后不断鼓掌，频频点头。从此，战俘们为了表示对这位战俘营“最高行政长官”的尊重和敬佩之意，都称呼他为“王将军”。
随着俘管机构的逐步完善，一些规章制度也陆续建立了起来。每个俘管中队为一个伙食单位，由中队俘虏自办食堂。俘虏自己选举产生了“伙食管理委员会”，自己选出炊事员，自己管理伙食。为了照顾俘虏们的生活习惯，还特地从国内运来了面包烤箱；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俘虏，则从国内运来了活牛羊。俘虏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粮食875克，白面、大米取代了初期的玉米、高粱，食油50克、肉50克、鱼50克、蛋50克、白糖25克。普通灶每人每天伙食费1545元（人民币旧币，下同）、轻病号灶2313元、重病号灶3634元。俘虏的伙食一般相当于我志愿军团职以上干部的中、小灶伙食标准，比志愿军一般干部、战士的伙食标准高出很多。被服标准是：冬春季每人1套崭新的蓝色棉衣、棉裤、棉帽、胶底大棉鞋、手套，1件灰色的棉大衣；每人1条棉被、1条毛毯。夏秋季每人2套单衣、2件衬衣，还有毛巾、牙刷、牙膏、肥皂、鞋袜等日常生活用品。
与此同时，俘管处大力加强医药卫生机构，增加医护人员，从而挽救了不少重伤重病俘虏的生命，一些轻伤病战俘也得到了及时治疗。各俘管团、队均竭力创造条件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让战俘们活跃生活，锻炼身体。除了俘管团的文艺工作队经常演出之外，俘虏们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各俘管团、大队、中队都建有俱乐部、电影院、图书阅览室，经常举办各种项目的体育比赛。战俘中有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的，也有信奉伊斯兰教、佛教的，他们可以自由地学习圣经、做祷告、礼拜等宗教活动。每逢圣诞节、开斋节等重大的宗教节日时，俘管团、队都为他们提供充分的物资供应和便利条件。对此，战俘们极为感动。特别是志愿军俘管领导还千方百计地疏通渠道，让战俘们同其亲属通信联系，令战俘们倍感亲切，终生难忘。
在战俘营，没有铁丝网，没有狼犬，没有碉堡，除了战俘营大门口有两个卫兵站岗值勤之外，没有荷枪实弹的大批军警到处巡查监视。这里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宗教信仰，均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一名黑人俘虏感慨地说：“我有生以来，只有在志愿军战俘营里，才真正享受到平等。”美国俘虏弗兰特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营称为“世界第一等战俘营”。
战俘营是在被美国飞机轰炸过的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建成以后，我方在停战谈判时将战俘营所在地点通知了美方，并且在营地设置了两块长12米、宽6米，漆成红色的木板，一块写有英文字母“POW”(战俘营)，另一块用朝文写上“战俘营”，作为醒目的标志。但是，美国飞机仍多次前来轰炸、扫射、袭扰，造成俘虏伤亡。直到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机出现在朝鲜北部的天空时，美军飞机的猖狂行径才有所收敛，志愿军战俘营的安全和运输供应才有了保障。
从志愿军战俘营成立之日起，就不断有国际知名人士、外国新闻记者和社会团体的领导人来访。他们先后参观了战俘营中俘虏的住处、食堂、俱乐部、阅览室、运动场、医院、卫生所等，广泛地同俘虏们进行交谈或座谈。世界和平运动理事会理事、著名的妇女领袖、英国的莫尼卡·费尔顿夫人于1952年9月间来到战俘营住了几天，深入参观访问，仔细了解战俘营的情况。她在同英、美等国俘虏座谈后，感慨地说：“简直是奇迹！这里真的不是战俘营，而是学校。”9月24日，费尔顿夫人离开碧潼时，对给她送行的英、美战俘们说：“我认为，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确实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你们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就是证明。我要将在战俘营看到的一切，告诉英、美等国人民，让他们知道你们安全、快乐地生活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国际大学校里。” (《党史纵览》王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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