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军以分兵戍守堡寨的战略和西夏相持到康定、庆历初年，期间边境没有大的战事。康定初，元昊所统领的西夏政权日益强大，当其再次攻宋时，陈旧的堡寨体系已不能适应战事的发展。数次失利后，北宋着手调整堡寨体系，其功能又有了相应的变化。这个时候，宋军实行了一项对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举措：招募弓箭手。弓箭手是北宋在西北沿边招募的地方性乡兵，有汉人也有蕃人，在执行军务的同时也不脱离生产，兵农合一。随着弓箭手的出现，一些以弓箭手为戍守主力的堡寨也就应运而生。然而少量的弓箭手暂时还无力改变整个北宋西北堡寨以正规军戍守为主的性质。但总的来说，堡寨屯田并不多见，粮食补给绝大部分还是依靠关中地区的运输来满足。
过渡期宋夏军事形势的发展迫使北宋重新调整了西北兵力的部署，弓箭手为主的士兵开始代替正规军戍守沿边堡寨，大量禁军、厢军内徙驻扎，而正是戍兵性质的改变导致了堡寨功能开始向屯田·转化。
宋夏之间的和议随着元昊的逐渐强大最终走到了尽头。从康定元年(1040年)到庆历二年(1042年)，宋夏接连发生了几次大规模战争，西夏都取得了满意的战果。连战连败的惨痛损失令北宋不得不重新反思西北地区的守边策略和与之对应的堡寨体系。北宋朝野注意到西北边防军事部署的一个弱点：总兵力虽多，但是因戍守众多堡寨导致兵力过于分散，面对西夏的进攻，往往形成了以寡敌众的局面。
除了排兵布阵上捉襟见肘以外，北宋还面临着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粮食补给。数十万军队驻扎边境，后勤补给需要由内地转送，加重了北宋的经济负担。关东地区的粮食无法运至前线，数量庞大的边境守军完全仰赖关中地区为其提供粮食，这使得关中地区的压力也日益增大。逐渐显出困弊之势。
为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北宋政府想到了将边境地区驻守堡寨的大量军队内徙。一方面可以充实内地防务，另一方面也缩短了粮食补给所需的运粮路程。但是堡寨还需有人驻守，必须有人来填补正规军内撤后边境地区的“真空”。弓箭手招募制度的逐渐成熟使得这个重任自然而然落在弓箭手身上。沿边蕃、汉弓箭手熟悉当地情况，从事农业生产，不需要中央政府提供后勤补给。因此北宋堡寨的戍兵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禁军、厢军驻守变成了禁军、厢军、弓箭手共同驻守。从庆历年间的情况来看，留在堡寨协同守卫的正规军只有原来的1／3。
既然堡寨不能阻止夏军深入，只有依靠一定数量的机动部队对入侵夏军进行邀截，以此减少夏军入侵带来的损失，同时又能杀伤夏军的有生力量，这种防御策略比起在毫无地形优势条件下固守堡寨、控扼道路要显得更加灵活、积极。那么，在宋军主力运动歼敌的过程中，堡寨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它只能在夏军“小至”时，依托堡寨的驻兵出击抵御；若夏军重兵入寇，堡寨只能求得自存，待深入夏军遭宋军主力阻击撤归之时，趁势进行骚扰。即“寇大至则退保，小至则出斗”。
堡寨戍兵性质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堡寨主要军事功能的转变。弓箭手不脱离农业生产，兵农合一的性质使得堡寨的功能开始向屯田转化。北宋开始大力鼓励堡寨驻兵开垦沿边荒地进行屯田生产，以增加粮食产量供给禁军、厢军。
定型期治平以后，堡寨完成了部署上的调整，除依旧有控制、保护羌戎蕃部的作用外，其发挥的主要功能更多集中于军事后勤方面的屯田、护耕和疏通粮道。经过仁宗时期的一系列大战，宋人认识到在短时期内剿灭夏政权已然不可，与其长期对峙是必须接受的现实。如何对峙中取得主动、处于优势则是当前需要仔细谋划、认真考虑的。对峙必然会导致粮食的大量消耗，解决好粮食生产和供应是宋军立于不败的关键所在。否则，不需要夏人主动进攻，宋军的防御会因为后勤补给的困难而自行崩溃。解决沿边粮食补给的方法不外乎有二：一是就地生产，二是由外运输。由此，堡寨不但自身不需要外运粮食补给，还承担着就地生产粮食的任务。于是沿边堡寨本着屯田这一原则，在选择寨址时都力求靠近良田，便于粮食生产。
当堡寨的主要功能转向屯田以后，夏军立刻制定了“扰耕”、“侵耕”的策略。他们既不攻打堡寨，也不引诱弓箭手出寨作战，而是致力于破坏堡寨周围的耕地，干扰弓箭手正常的耕垦活动。如果宋军堡寨不能顺利进行粮食生产，非但正规军的补给受到威胁，即便是弓箭手自己也难于立足，堡寨也自然失去了设立的意义。西夏的“扰耕”战术击中了宋军要害，于是堡寨不得不担当起护耕的重任，既要生产又要保护生产不受敌人的干扰。
堡寨在后勤补给方面所发挥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疏通粮道，即保护粮食运输通畅，担当粮食运输中转站。沿边堡寨的士兵可以自给自足，但是机动部队的粮食就需要由关中地区运粮来满足补给。机动。部队一般都在与西夏边界处机动作战，交通道路时常受到威胁，粮食运输不但不能顺利到达还有被劫掠的危险。因此维持堡寨与堡寨之间的运粮道路畅通具有重要意义。一旦战事爆发，机动部队离开驻地作战，后方补给则要根据主力宋军机动的情况而决定将粮食运往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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