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与此同时贵阳工区也正进行着“研驱一”飞机的研制工作，“研驱一”是1941年底开始设计的下单翼战斗机， 1945年初在贵阳制造完成，但在第一次试飞时坠毁。这是中国最早的下单翼式布局飞机之一。“研驱一”的气动设计颇有特点，机翼采前掠式，机翼之内翼有大下反角，而外翼则采大角度上反角的“倒海鸥”设计（类似德国JU-87“斯图卡”），共生产了两架，其前机身、中机身及内翼均为均为金属结构，主要材料为4130铬钼钢，后机身含垂直尾翼、水平尾翼、方向舵、升降舵及外翼，则采用木质结构层板蒙皮及蒙布，而这些原材料则由在成都的航空研究院总部、航空研究院层板制造厂及在成都东南约180公里的隆昌航空研究院蒙布制造所所提供。后机身（木质）与中机身（金属）接合，依靠由4根螺栓上妥扭力接合而成，其中由前机身飞操依靠将操纵钢绳连接到后机身可操控到各个操纵面。 由于发动机设在机头，而后机身及外翼均为木质，为达到重心平衡，又增加配重，使原采木质减重构想受到抵消，以至于造成机身局部过重，原设计构想“研驱一”时速可达每小时580公里以上，最后只能达到每小时547公里的速度了，但在当时仍然是相当高速的了。
发动机部份，一厂早在设计之初，即呈报航空委员会申请发动机两台，但当时物资缺乏，航空委员会就调用了由在四川南川的第二飞机制造厂提供一架失事坠毁的C-47型运输机的两台修复的发动机进行周转，而螺旋桨则亦由第二飞机制造厂新制提供。据资料应为莱特旋风（Wright Cyclone）SGR-1820发动机，推力为710匹马力，发动机罩则采用木质模具仔细修模，尤其须与前机身前缘模线相符合而不致于造成气动阻力，整个发动机罩采用4片式外罩，材料为2014铝合金，并将并将之热处理到T6状态（溶体化处理后人工时效，能提高拉伸强度），白铁工场人员（钣金工作）必须顺着模具敲打成形再切边去除毛头，由于当时并无大型冷冻柜设备，为维持T6状态必须在6个小时内完成。
座舱罩则采美制飞机旧型座舱罩予以改装（可能是来自P-40），螺旋桨的颜色，则与当时的大型机相同，全部涂成黑色，只在螺旋桨叶尖端涂刷黄色。由于首次试飞旨在验证其设计构想，以及测试飞机与发动机匹配程度，因此该机未加装武器、机枪等，也未加装左红右绿之航行灯，起落架收放液压系统也暂未安装，飞机也未喷涂机号、序号，涂装上采上视为橄榄绿颜色，下视采天蓝色，垂直尾翼则采空军制式的6道蓝白相间横条，国徽六枚（分别在机身左右两侧及机翼两边上下各一）。
试飞工作由第一飞机制造厂驻厂试飞员谭寿（旅美华裔飞行员，1927年回国，曾任广东航校第三期教官，广东空军第一大队队长，在抗战前调升第七大队大队长，后请调广州任广州空军总站长）担任，试飞地点就在第一飞机制造厂贵阳厂区旁之贵阳南门机场，该机场跑道为南北向，本身为泥土路面，未铺柏油、水泥至北跑道头稍有斜坡。
1945年1月18日，天气预测适合飞行，“研驱一”机况也已调整妥当，上午9时在离南门机场北跑道头不远之第一飞机制造厂办公室外举行简单的首飞任务提示，其中主要为当天起落架不作收放，而且当时起落架暂未装液压系统，起落架采用了往后收起式，在座舱左侧有一摇柄，试飞员可使用手摇方式作收放，但因首飞日不实施收放，因此摇柄不需使用。
10点试飞员谭寿上机由跑道北头低速滑行至跑道南头，再作180°转弯，飞机朝北待命，此时一切顺利正常。当“研驱一”的发动机声音开始加大，螺旋桨旋转速度也趋高速，但见飞机开始滑行，速度由低而高，约500余公尺后腾空而起，证明了飞机的可飞性。当飞机拉高到四、五百公尺高度时，飞近了第一飞机制造厂之木工工场上空时，开始左转，属高速大转弯，其速度窜升均称理想，但当第二次极速小转弯时，开始有不稳定的跳动现象，接着飞到朝阳洞山区时开始实施部份飞行动作，首次拉高，机头即下沉而失效，改为平飞后数秒，再作第二次拉高机头准备爬升，机头还是下沉，但见数次拉高无效，因当时机上未装有无线电设备，地面人员无法了解细节，紧接着飞机再作转弯准备返回机场落地，因速度仍非常快速，而且有失速现象，而开始急速下坠，由参观人员角度看到“研驱一”向机场西南角螺旋摔落，恰被几幢建筑物及大树遮住，但见一阵尘烟，飞机坠毁在贵阳市郊鸿边门地面，试飞员谭寿当场殉职，也造成了地面部份损失，幸未伤及其它人。
事后，该厂配合航空委员会将设计资料及各测试报告送交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航空系及在成都的航空研究院，进行审查研究，结果中央大学航空系分析的结果为稳定性不足，试飞风险大，而航空研究院则一直未有结果答复，但第一飞机制造厂贵阳厂区则有人怀疑，是使用了翻修后的发动机做为新机首飞风险太大，飞机设计制造本身并无问题，众说纷云。
1944年“研驱一”完成设计纳入制造时，设计小组已打铁趁热开始设计其延伸型“研驱二”，使用与“研驱一”相同的发动机为设计基础，但1945年初“研驱一”试飞失事后，终止了“研驱二”计划。1946年，不甘放弃的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的设计人员甚至引进了英国“流星”战斗机使用的“德文特”（Derwent）喷气发动机，并在随国民党军撤退到台湾后，于1952年提出了喷气式战斗机CXP-1001的研制计划，这种外观和性能上与F-84有些类似的喷气式战斗机如果研制成功，则台湾的航空工业可能会很早地达到亚洲一流水平，但当时的政府根本不给予任何支持。“喷气式研驱”终成梦想。
由于“研驱”战斗机没有参加实战的机会，我们也无从证明它性能如何，但从设计思路上看，还是要比中国空军早期使用的机型（如英制“斗牛士”、寇蒂斯“鹰-75Q”、伏尔泰、I-15系列、I-16等）先进，与P-40大致相当，尽管“研驱”系列为木金混合结构飞机，但是，二战中不少优秀战机亦是木金混合结构，如苏联的“雅克”系列、德国Me-109后期型等，英国的“蚊”甚至是全木结构战机。如果说“研驱”战斗机开发中最大的阻碍，恐怕就是缺乏匹配的发动机，无论首飞失败是否与发动机直接相关，将C-47运输机的发动机用于一款战斗机都是十分无奈之举，捷克产的S-199战斗机（安装了He-111轰炸机的发动机的Me-109G）也是事故频频。采用坠毁C-47的发动机更是其致命伤，不仅原先设计的性能指标受到影响，安全性也随之降低。（时至今日，发动机仍然是困扰海峡两岸开发先进战机的主要难题）。然而，任何一型飞机都是需要不断改进才能达到其设计要求的，一旦失败就指示停止研制，很难说当时的决策者的决定是正确的，尽管此时的中国空军已经获得了美制战机，但本国的开发、研制能力毫无疑问是最为宝贵的。事实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工业基础并不很发达的国家也可以开发出性能不错的战机，如“波兰海鸥”--PZL系列和罗马尼亚的IAR-80。但在当时的中国有种奇怪的现象：自己的飞行员驾驶着短缺的外购战机与日寇拼杀，空军高层对本国开发的机型却毫不在意，更不用说交付部队试用和参与实战了。这对当时的中国航空人来说，实在是一种悲哀。但无论如何，中国科技人员可以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用手上极其有限的材料制造出不很落后且极有特点的战斗机，绝对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