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最初汉族中国人对于这种顺从或者说得彻底一些的“投降”，也一样感到屈辱。顺治十三年(1656)，一个朝鲜使团到山海关，路上看到“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在北京正式朝见后，也发觉“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但是到了清代中叶，时间流逝，这种屈辱感觉已经很淡了，满族的服装穿得也习惯了，辫发也都成了家常便饭，所以乍一看到朝鲜使节穿的明代衣冠，反倒有些好奇。可是，朝鲜人却觉得，他们穿着汉族的明朝衣冠，在心理上对满清帝国的汉族人就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好像的确如此，在他们面前，似乎很多汉族士人有一种自惭形秽，这使被迫朝贡的他们，在心理上很得到补偿。乾隆四十二年(1777)，一个朝鲜使者就记载说，“每与渠辈(中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为什么?因为“问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华之制”。朝鲜人觉得，清帝国的风俗已经不再是“华夏”，因为本来是儒家发明并很自以为正宗的礼仪，在中国的保存却反不如朝鲜纯粹，而正统儒家礼仪的破坏，让他们有了一种不认同满清的心理。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风气之后，从一开始就视满清为蛮夷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对清国的轻蔑之心。
“旁观者清”好像是一个普遍现象。当汉人可能还在“当局者迷”，沉湎在乾嘉盛世的时候，朝鲜人已经发现了中华帝国的干疮百孔，“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朝鲜人再也不承认文化中华在清帝国了。
五、重编历史：辱及圣上与祖先
不止是在衣服上，也不止是在音乐上，日本人对清帝国的敌意和鄙夷，在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传闻和消息中，不断地流露出来。
就像小孩子以侮辱对方长辈．当作战胜的象征一样，日本人也想象出了一些很伤人的话题刺激漂来的中国人。一个叫野田希一的人，在与得泰船的刘圣孚聊天时，就明知故问：“贵邦太祖出何州?”以为可以蒙混的刘圣孚，便半遮半掩地回答：“出于江南。”但深知内情的野田立即戳穿，说：“吾闻贵邦太祖，起于长白山下，不知此山在江南何州?”这活很厉害，如果皇帝不是出自传统的华夏地区，而是出自关外，那么，怎么可以说清国延续中华文化血脉?刘圣孚-时不知如何回答，所以，在一旁的船主杨启堂便只好给刘圣孚解围，说：“先生博识，于吾邦书无不通。而今刻问及，故圣早言然耳。此故在他人秘之，独与我公说何妨。中夏为外狄驱逐，故去发四边，亦自天运循环之道。”谁知道，“天运循环之道”这种已经退让三舍的话，也招来野田的一通教讥“天运循环，盛则衰，衰则盛，天下盛久矣，焉知无如皇觉寺僧出而长四边之发哉?”
只好忍气吞声，但是设想到，接下来野田又说出一个更惊人的传闻“我邦越前人，前年漂到**奴儿干地方，观门户神画源判官义经像云云，世或称贵邦太祖为源判官后，不知贵邦有传之者乎?”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德川曾自称“源氏”，是新田义贞的子孙，新田氏是清和源氏的-支，而清和源氏是九世纪中叶清和天皇之子，如果清太租是源氏之后，那么算起来，清代皇帝应当是日本贵族的分支后裔。
辱及圣上，而且公然表达我是你祖宗的意思，这在汉族中国人，本来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可是一败再败，气势已馁之下，同时在场的一个汉族人朱柳桥也无可奈何，只好勉强承认说：“以前观日本书，我朝太子先世姓源，系日本人，今忘其书名。我邦或传以康熙帝自言云，均不知其信。”如果真的是康熙自己说的，连皇帝也成了日本人：对这种不可证实的传闻，日本人相当得意。因为，在日本人的心门中，汉唐中华已经消失，中国与四夷的位置已经颠倒。他们虽然承认中国是大同，日本是小国，但是，当他面对汉族中国人的时候，又专门强调“有土之德，不国之大小，众叛则地削，桀纣是也，民和则天下一，汤武是也。敝国邃古神功皇后征三韩，光烛海外，至今千万岁，一姓连绵，生民仰之，可不谓至治哉?此聊敝同之荣也”。
六、人在矮檐下：中国船员的无力反驳
日本人的轻蔑与傲慢，让中国人很不舒服，漂流日本的中国船员虽然落难在异邦，但是，心里仍然有一种习惯的大国意识，所以，当本田说了这一番为日本张目的话头之后，一个叫张谟弟的人就很不服，不便直接反驳，就想方设法迂回地反唇相讥。他避开活头，以长崎风俗为例，说“长崎通事，其[兄]亡过，将嫂收为妾”，意思是尔乃蛮夷，居然弟娶兄嫂。同样，当-个叫野田的人故意捅清人忌讳处，在被逼无奈下，那个朱柳桥也只好以攻为守，转而说“苗俗有跳月之风，任人自力配偶，今日本男妇，亦多野合者，国法不禁”，意思是说，你岛夷婚娶不以媒妁之言，国法也不禁野台。这当然有反唇相讥的意思。
毕竟在他人屋檐下，中国人的反击似乎只是偶尔一现，倒是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在刘话中处处显现，就连山水风光的议论，有时也成了另-种“竞争”。一个日本人询问汉人说“芙岳(富士山)秀绝，孰与贵邦天台山?”中国船主杨嗣元就说：“芙山较天台山一色，但天台…能使人上去游玩。”但是，这个日本人却显然把比较当成了比赛，于是，便故意追问“(天台山)二夏戴雪么?”当杨氏回答没有雪，因为地气比较嗳的缘故时，他就得意地补充，“(天台)果然不及芙岳也，若其绝高，假在南海[终](中)[年]戴雪矣”。这种无端自负，顿时使得敏感的杨“默然无语”。
我总觉得，如果说原来处在朝贡体制中心的中国人，还始终沉溺在天下中央的想象中，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国族意识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朝鲜人和门本人，国族意识就已经很浓厚了，不仅是在说话中彼此角力，就在互相了解中也一样相互提防。举一个例子吧，虽然漂流到日本的中国船员，并不介意日本人借阅中国的历书；探问中国的知识和政治，但是，当中国船员反过来打听日本情况的时候，日本人却相当警惕。杨启堂向野旧氏借阅日本地图，他就说，这“是吾邦大禁，不许外人看”，
当他们义向野田打听日本谁懂得天文地理时，他又警惕地说，“天师府中之事，不与外人道，恐泄天机”。
七、“东方”、“中华”：渐行渐远的中日韩三国
近代以来，日本人脑子里面的世界图像中，有过“入欧”，有过“兴亚”，有过日本、东洋、西洋的三分世界观，可是，中国人却习惯了以“中国”与“西方”(中西)或者“东方”与“西方”(东西)进行比较。深究下来，中国这种总是以“西方”'为背景的比较方法，其实和晚清的“中体西用”或者“西体中用”的观念一脉相承，人们的注意力始终是落在整体的“东方”或者“中国”，以及作为他者的“西方”(欧美)之间，人们动辄想到的就是“东方”与“西方”，倒不太把身边的朝鲜和日本作为文化对比的背景。
这当然不奇怪，因为中国人从来就习惯了“中国”等于“东方”，中国的他者就是“西方”'，好像这个“东方”的内部，似乎总是具有文化的同一性，而没有多少文化的差异性似的，即使说到“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和“外”，也主要是讨论中华文化“光被四表”．“广传四裔”的历史。
这显然是不适当的，至少在明清是不适当的。如果我们仔细看明清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东方”，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在文化上已经不是一个“中华”，在政治上已然是一个“国际”，而在经济上，“朝贡体制”虽然还维持着，但是日本、朝鲜与中国实际上已是“贸易关系”，东方(其实是东亚)各国之间，渐行渐远，彼此之间原来的文化认同，更已经全盘崩溃。正是这种崩溃，使得各自面对西方的时候，便有了后来历史的巨大差异。
如今，欧美学术界也罢，中国学术界也罢，对于欧洲人到中国来的旅行记格外重视。这当然是因为这体现了两个不同文明的对望与审视，在彼此的差异中可以相互发现并发现自己。这些欧美著作．话题大都集中在“西方”对“东方”的观察上，所用的资料也人多是涉及“东方”与“西方”的部分，但是，我总在想，这种西方对东方的观察，毕竟只是“异”对“异”。
西方与东方，是本来不相识者的迎头遭遇，所以乍一撞见，常常引发的是诧异、好奇和想象。然而，文化上本来“同”却渐行渐“异”的东亚诸国之间的互相观察，与这种东方与西方的彼此对视相当不同。日本、朝鲜和中国，渐渐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渐渐的互不相认，象征着“东方”看似同一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就在清帝国最兴盛的时代，朝鲜到中国来的使者们却看到了已经小再“中华”了的帝国风景，于是不冉认同这个原来仰视的宗主国；而日本人在对中国漂流商贾的观察中．也表现出来一些微妙的、发自国族自尊的轻蔑和警惕。一个曾经到过北京、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这个帝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他不再去想“中华上国”的昔日风华；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日本文人也说，感谢大风，让蒙元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也感谢大海，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帝国离开好远，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去想这只是“一衣带水”。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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