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利用打入国民党政府和军界高层的一些男女间谍(他们中多为中国人)从事情报活动。这些汉奸败类见利忘义,颜事敌,干尽坏事。他们的谍报活动给我国神圣的抗战事业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其中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通敌案很早就被破获,并被披露。而有“密电码破译专家”之称的霍实也进入了国民党最高核心层。蒋介石出于种种考虑,严禁报刊报道这一案件,对国内外封锁消息,以致这一隐密的日谍案长期以来鲜为人知……
杨德基在南京的一次意外发现
1936年底的南京,树木凋零,寒气逼人。街头行人稀少,车辆也不多,被称作高级住宅区的城西宁海路西桥路边有两名武装宪兵站岗。这儿都是建筑风格各异的洋楼,靠着荷兰公使馆很近的西桥7号洋楼是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隶属的密码检译所办公处。铁门旁没挂单位牌子,门也常关着,显得这个机关有些冷寂而神秘。院子里西边有三间平房,是单身职员宿舍。一间房里,有位青年人正倚在小沙发椅上翻看一厚沓过期的《大众生活》杂志。他名叫杨德基(后改名杨述,是中共地下党员),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与蒋南翔、黄敬(即俞启威,江青的前夫,解放初的天津市长)等是战友。杨德基那时已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为摆脱中统特务的追缉。他南下南京,投奔在密码检译所工作的堂兄杨肆和表兄王维钧,受到热情接待,安排他住下。
这儿警卫严密,平日军警不准闲人靠近。杨德基自是很安全,但住了几天总是挺烦闷,又不便外出与旧日战友联系,遂买来一些旧杂志翻翻,打发时间。无意间,他读到《大众生活》1935年11月第一卷第三期上有两则过时的新闻消息,其一为:“汉奸殷汝耕在通州一个破旧的小孔庙内举行他的所谓'冀东自治政府的主席就职典礼',既未悬旗,也未鸣炮,因为这新政府还没有旗,所以无旗可悬,而其所有的最大军械却只是所谓'保安队'的一支来辐枪,所以也无炮可鸣。坐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纸糊的窗,房中放着一个小小的简陋的煤炉,9个人寂坐其中,正式就职。”(路透社通州电讯)其二:“就任'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外交处长之霍实,历访北平的日本大使馆、陆军武官室、海军武官室等,正式通告委员会的成立,并恳请日本方面的援助。”(电讯社北平电讯)杨德基不由一愣,他在北平领导学生运动时,对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傀儡政府并没在意,认为它肯定成不了气候,对所谓的“外交处长”霍实几乎没有印象。然而偏偏这个密码检译所的研译组长也名叫霍实,是异地同名亦或就是同一个人?一个汉奸又如何成了政府电讯专家?杨德基感到疑惑不解,陷入久久的沉思中……
当晚,堂兄杨肆忙完了手头的研究工作,回到宿舍,摆开折叠式小方桌,取出一大瓶金陵大曲酒,斟满了两只小茶缸。不一会儿,所里的厨师端来几盘下酒菜,外加几个白面馒头。待那厨师离开后,杨德基轻声道:“你对这个霍实很了解吗?他怎么与汉奸殷汝耕手下那个霍实名字相同?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杨肆不由吃一惊,从堂弟手中接过那本《大众生活》细细看了看,神色困惑而凝重。“我想不太可能吧,密码检译所是为对付日本侵略而专门成立的,人员审查极严格并需要有官员担保,怎么可能让一个汉奸进所工作?这是不可思议的!就我所知,我们所里这个霍实并非东北人,而是浙江湖州人,他早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后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上海电台译制部工作过。“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时,他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抗日救国总会,上前线慰问英勇杀敌重创日军的十九路军。进密码所的担保人据说是中央审计局长陈其采,他是党国元老级人物、老同盟会员、辛亥年上海大都督陈其美的堂弟。换而言之,他就是当今政要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的堂叔。陈其采早在民国二年就担任过南京临时政府参谋本部厅长,资格恐怕比蒋介石还老哩。这位老先生挺正派,恐怕不会为一个政历不清的同乡后辈作担保!况且,我在上海报纸上看到过汉奸霍实的照片,他站在殷汝耕和日军女间谍川岛芳子(金璧辉)身边。他是一张烧饼脸、塌鼻子,而我们所的霍实仪表俊朗,气质文雅。所以,我想两人也只是同名而已。”杨德基听堂兄如此一说,也觉得有些道理。况且,殷汝耕手下的霍实再笨也还不至于以同样的名字打入南京的电政司密码检译所从事间谍活动呀,他不担心自投罗网吗?
当下,两人共饮了几杯酒,聊了一些时政话题。杨肆流露出对政府当局腐败昏庸的不满,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他是了解堂弟的中共党员身份的,他以能为杨德基提供一个安全的栖身之地而感到高兴,认为是责无旁贷的事。杨肆也是江苏淮安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比他表兄王维钧低两届。他聪明过人,又勤奋好学,作为数学系高材生,他对研究数字排列组合特别感兴趣,颇有些研究。光大毕业后,因在上海就业难,他遂赴桂林的广西大学执教数学。
这里有必要介绍密码检译所成立的背景和所长温毓庆与王维钧、杨肆的关系。
长期默默无闻的温毓庆本来就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他是宋子文的姨表兄弟,广东台山县人。早年留学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后改任宋子文的财政部税务专门学校校长和财政部参事等职。在蒋介石内战中,精通无线电技术的温毓庆施展身手,曾为蒋介石研究过中文密电,破译过冯玉祥、阎锡山及唐生智、李宗仁等方面的不少重要密电,提供了适时的情报,大大有助于蒋的胜利。后因国民党高层人事倾轧,温毓庆改任交通部上海国际电讯局长。在上海真如镇忙于兴建我国第一座国际电台,留下的中文密电研究工作便交给其妹夫黄季弼负责,改归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蒋介石内侄)领导。“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气焰嚣张。温毓庆与宋子文一样,亲美英而坚决主张抗日,痛感我国急缺懂得研究日本密电码的专业人才。王维钧也正是因此而成为温毓庆助手的。他于1932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化学系,那时就业极为困难,后经光华教授颜任光介绍并担保,始得进入上海国际电讯局工作。王维钧思想进步,是个热血青年。温毓庆对他另眼相看,着意培养。鉴于宋子文已找蒋介石谈过,要求重视研究日本外交密电。温毓庆以英文写就几千字的建议书,内容大意是建议研究日本使、领馆人员在我国所拍发的往来密码电报,并收集日本使、领馆人员在我国内地以及南京大使馆来往密电。有了这些密码报底,才能做分析研究工作。在解决了它的密码组织之后,才有可能将日文转译为中文,建议先行聘请少数人试办云云。他的中文不太行,遂叫王维钧译成中文并用毛笔抄出一份,尔后交宋子文呈蒋介石。温毓庆关照王维钧必须严加保密,对妻子也不可以说。3个月后,蒋介石批示照办,批每月经费1800元,增编人员由温选定。电政司内加设了密码检译所,对外则保密,连牌子都不挂。正是通过表兄王维钧向温毓庆引荐,杨肆才得以离开广西大学来到电政司密码检译所工作。
王维钧因电政司的工作极为繁忙,在杨肆能独立工作后,即向温毓庆辞去密码研究工作,交杨肆负责,他则专任温的秘书,兼做有关密码检译所的管理工作。密码所的主要办公地点设在西桥7号,比较隐蔽,它距日本使馆、领馆均比较近,附近居民都不知道有此机构。杨肆果然了得,不久就能破译日本外交使、领馆人员比较复杂和比较重要的密码。日本东京外务省在对华外交上的一些指示以及他们在华使领馆人员的行动,可以从破译的密电码中获悉一二,从而可以获悉日本帝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些动态。杨肆还了解到日本在南京大使馆(鼓楼西坡上)设有秘密的大功率无线电台与东京外务省直接做通讯联系。当时,日帝侵华野心已昭然若揭,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有随时断绝的可能。万一使馆人员下旗归国,所有研究日本外交密电码的报底来源也将随之断绝。温毓庆接受了杨肆的建议,一面在鼓楼青云巷设电台侦察、监视日本大使馆的秘密电台,从而取得日本外务省对外通讯联系的情报,一面加紧训练报务人员,准备设台直接侦收日本外交密电,以取得今后密电报底的来源。同时也预见到中日战争在所难免,一旦战争打起来,进一步研究日帝侵华战争中的陆、海、空军的密电,也是极为重要的。
随着工作的进展,年轻的杨肆已能独当一面,成绩卓著,受到温毓庆的表彰和奖励。1936年,密码检译所初具规模,在研究工作上,已能够跟上日本密电码的变换而及时破译;在报务侦收工作上,自己设台侦收以东京外务省为中心的日本外交国际无线电台密电,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很满意。
当时进行了工作分工,成立了一个研译组、一个研究组和一个侦察电台。研究组由杨肆负责,侦察电台台长为梁伯仑。研译组组长为霍实,他的小组聚集了闵石麟、孟广治等7名日本留学生。杨德基对这个霍实总有点怀疑,他告诫杨肆多对此人提防些。杨肆接受了建议,在杨德基返回北平后,向表兄王维钧作了专题汇报。王维钧表示,温毓庆找霍实谈过话,又请中统和军统分别对霍实作过调查,但未发现他有通敌嫌疑。只有在内部对他作些限制,如有一些很需要保密的日方电文便不交给霍实处理而是由温毓庆亲自掌控,交给他信任的王维钧和杨肆破译。霍实并不气恼,神色坦然,他也住在密码所宿舍内,休息日爱去公园路体育场打羽毛球锻炼身体,对杨肆和常来所里检查工作的王维钧客客气气。那么,这个霍实究竟是不是日本派出的间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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