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军人所组建的临时军政府,在枪杆子的护卫下,在此前血雨腥风的涤荡后,居然也遭到了坚不可摧的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的袭扰。这段以法文记载的文字,是极少数以官方资料的形式确切记载下来的中国官场潜规则。
1900年12月20日,时值岁寒,正是京城中王公高官们收取“炭敬”的繁忙时节。这天,占领天津的八国联军临时军政府——“天津都统衙门”——召开第84次会议,除了讨论发放救济、变卖旧子弹、逮捕义和团、民教冲突等事项外,还专门“研究了关于当前一些华人向政府部门成员赠送礼物的问题”,并形成决议:本委员会认为此举应当严加制止。同时也相信,政府所有成员都不会接受华人除水果和鲜花以外的任何馈赠。
这个用了最有中国特色汉名“都统衙门”的临时军政府,从1900年7月30日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将政权归还给清政府代表袁世凯为止,一共召开了329次委员会会议和4次特别会议或专门会议。会议讨论通过的所有议案,制定的各项法规、法令等皆以法文一一记录在案,最后汇编为几大本“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
除了拒绝送礼之外,都统衙门还对一些为八国联军充当翻译的华人狐假虎威的扰民行为进行了调查和惩罚。
1900年9月28日,都统衙门获悉,有些翻译趁随军出征示威演习之机,在胜芳镇非法获银一万两,并存入天津汇丰银行,便下令汇丰银行在查清此款的合法主人之前禁止支付此款。英军总司令部参谋部翻译、福音堂的斯利蒙向都统衙门写信举报,两名华人谢某和梁某在一些村庄以保护为借口,骗取金钱。1900年10月13日,都统衙门责成巡捕局长下令逮捕并审判两名被告。
这类“太君身边的人”丑闻发生得太多,以致在1900年12月28日的会议上,都统衙门干脆下令发布告谕,称以临时政府或军事当局名义征敛钱财实属诈骗,要求大家检举揭发。
在联军的统治下,对枪械实行了严格的管理,有一名叫梁瑞堂的华人,向联军举报了枪械,受到了都统衙门的嘉奖,获得奖金50元。外籍警官工作一天才2元,而华人二等巡捕日薪才0.10元,这笔奖金等于华人二等巡捕近两年的薪资。同时,都统衙门还发给他一张准许搜查其他武器和“拳匪”的证书,相当于“联防队员”,虽然此证有效期只有50天,而且逮捕工作只能由巡捕进行,但也显现出给予这位举报者足够的权力了。但10天后,此人就被联军当局逮捕,起因是其将“联防队员”证转让给他人,而这些人拿着这张特权证件扰乱治安被巡捕抓获。
比较有意思的是,都统衙门明智地采用了措施,对那些试图依仗教会势力进行渔利的教民进行了约束。
清末的不少社会矛盾,都是由民教冲突引发,所谓的教民中,不少是为利所驱而入教,多有依仗洋人的势力欺压乡里的情节,西方不少传教士、外交官也看到了这点,但民教矛盾的激化,反而容易成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谋取更大利益的借口,因此西方在此实行了双重标准,放任教民。而到了八国联军自己治理天津的时候,对类似的事件却基本采取了公平的处理,以期打造其治下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