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城楼悬挂大红灯笼习惯始于何时?

天安门城楼灯笼高挂。选自人民视觉

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工人将红色布料贴在骨架上。本报记者贺勇摄。

准备使用前，两名工人压开灯笼。本报记者贺勇摄。

天安门城楼。选自人民视觉

篆刻：陈则周

传统灯笼 最重“整形”

记者来到参与制作天安门城楼大红灯笼的企业——位于东城区龙潭街道安化南里的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几名工人正在忙碌着。

北京市美术红灯厂的前身是文盛斋。在老北京的灯笼铺中，文盛斋尤其著名，据记载可上溯到清嘉庆十一年，手工艺则传承自明朝末年。1956年文盛斋经过改制，与其他厂合并成立北京市美术红灯厂。

1981年入厂的郭燕青介绍，传统工艺制作灯笼需要十几道工序。先将毛竹劈成板，破成竹条；将木材旋成外圆内空、薄厚一致的上下灯盘；把竹条两端用铁丝穿好，嵌入灯盘凹槽并固定；灯簧贯穿上下两个灯盘，灯簧有用粗铁丝窝成的，也有用铁管打眼制成的，这样就制成了灯笼的骨架。然后整理好骨架周正的圆形，用小线固定，防其走样。随后在骨架上糊胶，将红色布料仔细贴在上面，最后用金纸剪成的如意云朵、万字不到头装饰，一个灯笼制作过程才算大功告成。

灯笼制作不仅程序复杂，每个环节都有不少讲究。竹子要选用竹龄在3年以上的成年毛竹，先用水浸泡，以增加它的韧性。然后，完全靠人的双手将竹条围出需要的形状。无论大灯笼还是小灯笼，这个“整形”都是关键程序。

郭师傅介绍，每个灯笼所需材料需要从一开始做好计算，而灯笼圆度取决于灯笼竹条个数，竹条越多，灯笼圆度越接近完美的“苹果圆”。一般直径2米的灯笼需要40根左右竹条，直径3.5米的灯笼需要48根左右竹条。竹条个数确定后，灯笼圆度的完美程度就取决于整形师傅灵巧的双手。

整形是工序中的“高精尖”技术，整形师傅通常是从事灯笼制造多年的老师傅。目前在美术红灯厂只有王仲伟师傅一人能担当此任。

新型灯笼 使用方便

1994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天安门城楼修饰一新，城楼上8个巨型旧灯笼光荣退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钢结构折叠式新型灯笼，具有便于运输、吊挂、收存三大优点。

原来，竹制灯架结实程度相对较差，而且不具备防火功能。为此，有关部门决定将天安门城楼大红灯笼的骨架改由钢构架，将上、下两个灯盘和灯条，全部改为金属结构。这样，灯笼就更加结实了，不用频繁更换，只需过段时间更换灯面和灯穗即可。改为钢结构后，城楼的大红灯笼具备了很好的防火功能。不过，这样一来，红灯笼的重量比以前更重了，已经超过200斤，需要五六个小伙子一起用力才能抬起。

灯面也与以前传统的红灯笼不同，采用的是一种特制的像雨衣一样的防雨绸，但灯穗和灯笼两端用金纸粘成的图案保留了传统的手工技艺。

与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灯笼一样，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灯笼制作工艺也在与时俱进。记者在北京市延庆区香营乡东白庙村看到，当地生产的灯笼采用较先进的材料工艺技术，将传统灯笼的各部分零件在结构和材料上加以改进，省去不必要的工序，节约成本，减少工时，样式新颖多样。如灯盘采用镂空的金属材质，大小统一，轻便实用。竹条已全部由铁丝代替。灯簧支高点设计的机关巧用折叠伞的伞杆撑子，使支收更方便。

另外，在工序的改进上，灯面由六块左右橄榄形的布缝成布套，铁丝在内部一撑，圆形的灯笼便快速成型了，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无论是传统工艺，还是现代技术，大红灯笼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依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红色象征着幸福、光明、活力。灯笼上下部分多饰金纸剪制的如意圈纹，底端缀金色丝线流苏，点亮时通体透红，显得喜气洋洋、温意融融，象征着阖家团圆、事业兴旺，红红火火。灯笼既是逢年过节时必不可少的装饰品，也象征着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

大红灯笼

制作流程

1制作灯盘，木材旋成外圆内空、薄厚一致的上下灯盘

2　整形调试，直径3.5米的灯笼需要约48根竹条。将竹条插入上下灯盘后，灯簧贯穿灯盘。灯笼“整形”师傅逐根调试，将灯笼围成所需形状，并用小线固定

3　糊胶，将红色布料贴在骨架上

4　用金纸剪成的如意云朵、万字不到头装饰灯笼

5　悬挂流苏

城楼悬挂灯笼 源自“张灯结彩”

8个大红灯笼高悬于天安门城楼上，始于开国大典。

这一创意的设计者和灯笼的制作者过去有不同的说法。据军旅作家、天安门纪念品收藏研究专家闫树军介绍，1949年9月2日，周恩来用毛笔签署了“阅兵地点以天安门为好”的批示，担任大会现场布置的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致祥接到批示后，将天安门的设计工作分配给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舞美队队长苏凡受领任务后，要求在当时华北军区部队中挑选一流干将，用最短的时间设计出最好的布置方案。最终，两名国际友人脱颖而出，经过仔细考虑决定在天安门城楼的10根红廊柱中间悬挂8盏红色灯笼。

对此说法也有不同意见。《党史文汇》曾专门刊文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的大红灯笼是由张仃和钟灵二人于1949年9月在中南海的三间平房“待月轩”里设计的。被誉为“中国开国首席形象设计师”的张仃当时专门负责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以及全国政协会议美术设计，包括国徽、政协会徽、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邮票和第一套开国大典纪念邮票的设计等。钟灵当时是中南海政务院总务办公室主任、政协筹备委员会布置科科长，负责对外联络和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请示汇报，同时也参与一些设计工作。

天安门管委会一位工作人员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说法，一是因为当时的筹备工作千头万绪，许多细节并没有留下清晰记载；另一方面，从最初的创意到最后制作完工，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所以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管设计者是谁，在城楼的巨柱间挂上大红灯笼的方案，受到中央领导的认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巧妙借用“张灯结彩”这一文化典故进行氛围设计，其独特的形与色在渲染庆典氛围的同时，更传达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理念。

当时，由于灯笼太大，工期又短，没有人敢承担这项工作。闫树军介绍，最后，苏凡找到了一位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70多岁的扎灯老艺人，他和两个弟弟来到了天安门城楼手工制作灯笼。整整三天三夜，他们全都吃住在城楼上。“十一”前一天，8盏有史以来最大的灯笼扎成了，每个高2.23米，直径2.56米。张致祥调来一队解放军战士，忙活了好一阵子，才把这几个灯笼挂到10根廊柱之间。最终，开国大典上，8个大红灯笼飘着阳光般的流苏，和节日的天安门融为一体，让古老的城楼青春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