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研需转型，世界顶尖学术期刊“大牛”支招

（原标题：中国科研需转型，世界顶尖学术期刊“大牛”支招）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新媒体专电（记者周琳）9月21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中国科研需转型，世界顶尖学术期刊“大牛”支招》的专访报道。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近两年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中国的科研投入仍在不断增长,科研产出的速度是毋庸置疑的。在国际顶尖科研出版集团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旗下的《自然》子刊上,中国科学家已占据超过1/10的席位。但是,虽然前0.1%高引论文(根据ESI数据库的界定,高引论文指近十年来被引频次排在前1%的论文),中国贡献了超过20%,然而,这些论文的质量始终存在争议。

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科研,正面临转折点,想要维持发展势头,就必须找到创新驱动的最高“性价比”路径。第24期“议事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以下简称为“记者”)采访了施普林格·自然集团董事长斯蒂芬·冯·霍尔茨布林克(以下简称为“斯蒂芬·冯”)、施普林格·自然集团首席出版官暨董事会成员史蒂文·印驰库姆(以下简称为“史蒂文”)、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刘珺。我们试图透过世界顶尖科研出版集团从业者的眼光,重新审视当下中国的科研发展现状,借助他山之石,或许能发现一些新的自己。

人才外流变流入,科研增速惊艳世界

记者:今年,自然科研集团首度把自己的科研峰会放在了上海举行,《自然》旗下的所有期刊都有主编和编辑到达上海,集中讨论中国科研转型之余,会对全国的科学家进行长达一周的各种拜访。把这个峰会放在中国举行,是出于哪些考虑?

斯蒂芬·冯:全球不少科研从业者都觉得中国科研增长的速度很惊艳。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速在放缓,但中国仍然在增加科技和教育投入,以支持创新和可持续增长。从三组数据可以看出这一速度:一是论文的数量。1997年,中国作者发表在《自然》上的原创研究论文仅占0.3%,到2015年已升至7.9%。同期,中国科学家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论文数量也由0.3%大幅升至11.9%。

二是论文的质量。自然指数最新分析显示:中国高质量科研产出自2012～2014年增长了37%,贡献量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美国同期则降低了4%(根据加权分数计量值)。中国贡献了全球20%以上的科研产出,以及其中前0.1%的高引论文。

三是人才的质量。中国青年科学家已成长起来,人才结构日益成熟。去年底,自然科研集团牵头做的《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白皮书发现,长期困扰中国的“人才外流”已变为“人才流入”,有一大批中国青年科学家计划在国外停留一段时间之后就回归祖国——有85%的人计划5年内回国。

投入向基础研究倾斜,体制应更灵活

记者:前面提到的有1700多位科学家参与调研的《白皮书》,谈到中国科研界时提出了一个“转折点”的概念。你们为何认为中国科研已处在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还有哪些不足之处有待提高?

刘珺:中国在科研领域显著和持续的投入,已推动了国家科研产出的大幅增加。但是,在这个关键的转折关头,中国的科研环境也面临着特有的挑战。尤其是从科研的投入来看,基础科研的投入比例还有待增加。尽管中国2014年的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已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当,但仅有一小部分投入基础研究之中。在受访的学术带头人中,超过80%的人认为中国应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鉴于应用研究领域的许多重大进展都源于基础研究的成果,增加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将成为促进创新的一项有远见的长期战略。目前,基础研究经费仅占中国全部研发投入的5%,这一比例远低于美国的18%、英国的16%以及日本的12%。

目前,中国有不少科研资助机构已设立了面向年轻科研人员的专项资金,但我们接触的一些受访者还是认为,其金额往往较小并且期限较短。因此,资助机构或许要考虑扩大资助项目,提供时间跨度更大、金额更高的资助,尤其是面向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者,因为他们通常是科研人员中最具有创新力的人,科研生产力也最高。

对于最有创新性和生产力的优秀青年科学家来说,目前的资助规模可能不足以维持实验室运转。真正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往往需要更长期的努力和更多的资金投入。而对年轻科研人员资助力度最大的项目往往名额紧张,竞争非常激烈。申请人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不同渠道寻求各种资助,这分散了他们的研究精力。

许多年轻科研人员还无法申请一些重大资助项目,数千万元到数亿元人民币的重大项目,通常只给予一小部分高级别的科学家,让研究领域在这种大项目之外的年轻科研人员无缘于此。尽管这些重大项目很重要,符合国家利益,但也不宜过分强调,以免挤占范围更广的小型项目的资金,特别是面向年轻科研人员的项目资金。科研人员通常在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时最有创造性和生产力,所以确保他们获得足够的科研资金对于创新是至关重要的。

记者:不知道在国外的科技从业者,对中国科学家有没有一些“刻板印象”?这其中有哪些是真的被印证了的,有哪些是误传?能不能为中国科研的转型提供一些建议?

刘珺:现在的科学评估体系导致博士后研究人员仍缺少。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博士生和科技人员,但其中仍存在两大人才空缺:即缺乏实验室技术人员和博士后研究人员。解决这两类人才的短缺,对于中国科研继续参与全球竞争至关重要,因此科研机构需要提高对这些岗位的重视度。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例如:提高合同制研究人员的薪酬,减少招聘中对海外经历的强调以及改革事业单位编制等刻板的聘用制度。

有能力的技术人员也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中使用的各种复杂的设备和技术,需要具备优秀专业技能的技术人员来有效使用。这些岗位缺人,首先要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科研机构不妨摒弃陈旧过时的人事管理体制。编制系统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但仍在中国的事业单位包括政府机构和科研院所中普遍施行。有固定编制的人拥有永久性职位并且享受特殊的福利待遇,而其他体制外的员工则只能签短期合同。

在中国当前的科研环境中,编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招收博士后和技术人员。由于严格的名额限制以及硬性的学位要求,技术人员很难获得有编制的岗位。而且现行体制更强调获取资金的数量和论文发表数量,这些评估指标通常无法反映技术人员的绩效表现。再者,科研机构在分配宝贵的编制名额时,往往会向研究员和教授倾斜。编制的诱惑让一些有能力的博士生去从事教职,而不是去做博士后或技术人员。

斯蒂芬·冯:我同中国科学家有过交谈,我观察到的一个情况是,也许由于文化和传统的原因,中国的科学家相比西方科学家来说,更不愿意出错或者去进行有可能失败的尝试,但其实科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和尝试的过程。

史蒂文:中国能有效地通过激励手段来为科研发展设定目标。但科学家容易受到目标的限制,一切按计划行事,这也不利于创新能力的发展。因此,中国首先需要在沿用现有机制和鼓励尝试新事物之间达成一个平衡。

第二,“充足后备力量”。中国的博士后群体无疑是缺乏的,这会阻碍科研的发展和进步。部分原因是许多中国科学家选择出国以获得国际经验,这是有益的,但并无法替代中国本土博士后的培养。第三,“加强国际合作”。中国大学之间以及与国际大学的合作非常重要,但从历史上看,许多合作是项目主导的。如果项目结束了,合作也就结束了。最有力的合作是经历多个科研项目之后建立的,科学家在合作中相互熟悉了,今后的项目就会一个比一个成功。中国在这方面日益发展成熟,但如果能进一步建立“鼓励可持续国际合作的机制,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科研的实力。”

刘珺:我们在白皮书中也建议,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消除不利于正常学术交流的行政障碍,促进国际合作。在国际科研合作中经常需要交换实验材料,中国在这方面也存在一定障碍。一些邮寄到中国的样本或其他材料可能会滞留海关数月,导致研究陷于停滞,某些生物材料还可能因此失效。此外,差旅费的预算限制、国际旅行的行程限制及繁复的行政审批程序,都阻碍了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合作。同时,我们很欣喜地看到中国在基础科研、博士后培养等方面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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