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的“钢铁记忆”

（原标题：抗战大后方的“钢铁记忆”）

新华社重庆8月14日电（记者陈舒　刘恩黎　柯高阳）这是值得永远铭记的一天。71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八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吹响了胜利的号角。

在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中，有一家企业，抗战期间生产的钢铁产量占据了中国大后方钢铁总量的90%；这一家钢铁企业，在西迁过程中上演了长江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这家迁至重庆的企业，在遭受日军长达6年多的连续轰炸下，不曾停过一天工，持续不断地向前线供应制造武器所需的“银色血液”。

这就是当时位于重庆大渡口区的钢迁会（现重钢集团），其前身是清末名臣张之洞创建的汉阳铁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位于中国东北、华北等地的钢铁厂相继陷落，海港、码头等也被日本人封锁，进口钢铁来源断绝，国内钢材和生铁奇缺。

“1936年中国钢铁年产量仅14万吨，而当时全国的消耗量已达75万吨，相差约60万吨，完全依赖进口来弥补。”重钢集团档案馆馆长温勇耀说，随着这些进口源头被日本人封锁，钢铁可以算得上是当时战争中最稀缺的物资。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抢在日军攻陷武汉前将汉阳铁厂的机械设备和钢铁物资转移，1938年2月7日，汉阳铁厂奉令迁渝，同年3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成立。5月，决定将厂址设在如今的重庆大渡口区。

5.68万余吨机器材料（其中专属钢迁会的3.7万吨），长达900公里的距离，日军不断轰炸，这一路何其艰难！

据了解，在1958年峡江航道整治前，由于夜航风浪大，危险系数极高，大小船舶一律不能夜航。“可是，当时形势所迫，只能日夜航行，就想尽快将物资转运。”温勇耀说，一面要躲轰炸，一面要斗风浪，西迁进程困难重重。

“我们不能按航道行船，只能东开西躲，不小心碰上了暗礁，船头栽入水中，船上的人全部落进寒冷的江水中。”亲身参与西迁运输的船工吴继韩在他的口述史中写道。

据史料记载，运输途中，行船在湖北省内即遭日机轰炸9次，炸死员工23人，伤50余人，损失物资2000余吨。尽管如此，广大兵将员工们用他们的汗水、热血乃至生命，换取了数万吨兵工物资的安全抵达。

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说：“钢迁会主导了大量机器设备的西迁，上演了长江上的 敦刻尔克大撤退 ，历经坎坷、牺牲巨大。这种拼命精神和牺牲壮举，对全民抗战起到了精神上的鼓舞作用。”

1939年2月，钢迁会第一个钢厂在重庆正式投产。一场更为血腥和顽强的“钢铁抗战”就此进入高潮。

据了解，从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日军飞机对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10个月的战略轰炸，而钢迁会是其中的主要目标。

曾亲历日军轰炸的老工人邹宗友说：“我们当时一边安装设备，一边生产，一边还得躲避轰炸，每天都要注意高处挂出红气球没有，如果挂了，就预示着日军很快就要丢炸弹了。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多炼一些钢铁出来支援兄弟兵工厂，多出产一些子弹、枪炮，好狠狠地回击日本侵略者。”

温勇耀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仅记录在案的较大规模的轰炸就至少有3次，死伤员工约200人。

“钢铁是当时战争中最稀缺的物资，抗战期间，中国生产的武器有近60%出自二十一兵工厂（现长安厂）。而厂内生产武器所需的钢材，绝大部分都来自于钢迁会钢厂。”周勇说，钢迁会生产的大量钢材，被制造成武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战场前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据资料记载，1940年至1945年钢迁会钢铁厂共生产生铁96057吨，钢28657吨，钢材15456吨，分别占抗战时期大后方铁产量的90%，钢的65%，钢材的40%。

在档案馆里，记者见到了当时钢迁会工作人员的一份手记：“抗战是这样紧急，人们的生活是这样煎迫。我们的生活目标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利，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一个思想，一个期待，那就是努力造械，争取抗建大业早日的完成，以及和平的早临。”

如今，一些在抗战时期用于生产钢铁的老机器，仍留在了大渡口的重钢老厂区。这些烙印着历史痕迹的齿轮似乎在提醒着人们：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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