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携程集团副总裁施琦回应亲子园虐童事件：不经手托管费用 承认监管不力）
近日，上海携程亲子园被曝出多位幼童受工作人员虐待的新闻，造成极大影响。事件发生后，携程已协同家长向公安机关报案，涉事教师已被拘留，亲子工作室将停业整顿。
11月9日，长宁警方官微消息，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向长宁警方反映称，发现其在办公楼内的携程亲子园存在工作人员疑似伤害在园幼儿身体的行为，警方立即派员到场控制涉事的四名工作人员，现其中三人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而就在两个多月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曾实地走访携程亲子园等几家上海市首批职工亲子工作室试点单位。并且发现，此类的企业办幼托机构深受欢迎，可以说是“供不应求”，但企业本身除了要为此承担更多的场地租金、师资费用外，安全及监管压力也比较突出。
如今，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爆发后，其委托的第三方管理机构“为了孩子”学苑的官方身份、办学资质问题，其与携程具体的合作模式，以及携程为什么选择这一机构的原因，民企办幼托机构的法律依据等问题都引发了关注。
11月9日，携程集团副总裁施琦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他本人也参与了亲子园的筹建，一开始办这个亲子园就有意找第三方机构。运营过程中，1600元一月的托管费，加上28元一天的伙食费，全部由园方收取，携程并没有经手，“我们只负责提供场地，装修好之后供他们运营，并进行视频监控，但我们没有及时从视频中发现问题进行处理，这是我们的责任。”
《21世纪》：携程与“为了孩子”学苑的具体合作模式？
施琦：当初我们是为了解决企业内部员工3岁以下儿童的幼托问题。目前幼儿园做幼托的凤毛麟角、几乎没有，而且幼儿园跟幼托是不同的概念。
我是当时亲子园的经办人，因为我们是旅游企业，自己培养老师的确压力太大，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有意找第三方机构。幼儿园很难找，我们就找了一些幼托机构。
《21世纪》：携程办这个亲子园一开始为何曾经被叫停？
施琦：因为一开始我们办幼儿园是没有资质的，2016年2月份被叫停。后来我们专门去解释，我们主要是面向三岁以下的孩子。长宁区委区政府也很支持，教育局、总工会、妇联为此专门开协调会，强调不能对外招生，可以先做起来，前后不超过两个星期正式开始运营。但我个人认为，最终亲子园也没有明确的资质、执照，心里不安稳，所以我们一直盯着妇联、工会，他们也在政府提案，最终我们进入了2017年上海市的政府实事工程项目，这才有得到了官方认证的身份，大概是在今年5月份。??
《21世纪》：依靠的是什么？政府批文而不是资质？
施琦：是实事项目的认证，这个也有验收的过程。幼托资质从来没有过，我们依靠的也只是政府项目认证。所以我们一直呼吁，法律规范要更加明确一些。当然，法律的滞后是正常的，但是三岁以下的幼托服务有大量的需求。国营企业都是有幼儿园、托儿所的，但托儿所很多幼儿园不愿意办，风险太大。
政策方面指导性可以更多一些，要明确相关法规；也要更灵活，便于企业开展，应该鼓励社会性的力量加入。这样的话就要有相关的认证、资质。我们当初是跟这家企业签了合同，教师资格证、保育员证他们都是有的。
《21世纪》：涉事人员是老师还是保育员？
施琦：昨天晚上刑事拘留的三位，既有老师也有保育员。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同事在看录像，担心别的班级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关系到自己的孩子，都非常紧张，目前还没有发现问题。
《21世纪》：监控视频是不是每个班级每天任何时段都有的？
施琦：是的，因为我们要对园方进行监控，我们把所有的视频都放在携程自己的平台上。当时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视频是放在我们公司的服务器上的，而非园方。否则如果出了事情，那就更加说不清楚了。
我们人事部专门有项目组在做这个事情，按道理他们要实时监控，有问题立马发现。但他们在视频监控方面确实是弱了一点。事情发生时，是员工发现小孩受伤去找园方，但没有得到结果。之后找到我们的同事，陪着她看了几个小时的视频才发现问题的。
《21世纪》：视频是如何曝光的？
施琦：家长曝光的，因为家长看过后有问题，我们就把视频拷贝给她了。我们有家长群，起初视频发到家长群里，从一个人到很多人，后来问题逐渐严重，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想过要隐瞒。
这件事情之后，我们把所有的家长都召集起来，开了一个沟通会。如果我们是想隐瞒的话，我们不会召集所有的家长，因为会涉及更多人。场面的确有点失控，也是因为我们处理经验不足。
《21世纪》：孩子入园后的费用怎么收的？
施琦：每月1600元的托管费，加上28元一天的伙食费。这些费用我们完全没有经手过，付费都是交由园方的。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托管，我们只负责提供场地，装修好之后供他们运营。但是因为都是我们携程的员工，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进行监控。
托儿所每天的运营时间比较长，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六点半，园方要保证正常的服务、运营。我们要保证它不盈利，按照内部的说法是不盈利。因为我们是有房租补贴，如果有盈利我们要收房租。我们的合作都是按照契约来的。
《21世纪》：保育员、老师如何选择？
施琦：这个我们不干预，我们的要求是证照齐全。这个证件他们是有的，幼师上岗证、保育员证、健康证等都有。而且园长也是有三十几年的幼师工作经验，是公办幼儿园的园长退休下来的，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21世纪》：携程方面之前对他们的资质没有任何质疑？
施琦：没有大的质疑。当时是我参与筹建落实的，如果很早有问题应该是已经反映上来的，不会一年半以后才发现。现在我们自己也在反思，可能是公办幼儿园管理比较粗放一些，也有可能是时间久了之后我们和园方的管理都松懈了。
《21世纪》：如何安抚员工的情绪，处理后续事情？
施琦：我们这次的确是好心办了坏事。但是我们不会推诿，我们一直在整改，目前亲子园已经闭园整顿。在这段时间如果有无人照顾的孩子，公司会给员工家属两个星期的带薪休假。
另外我们会安排有医疗资质的相关机构对孩子进行身体检查，不管是否涉及，都进行检查。同时对孩子进行心理抚慰和辅导。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还要对家长进行心理的辅导，专门成立了心理辅导组。我们要尽力消除孩子的心理阴影，同时家长的心理负担也很重，我们也尽力在做。我们还专门成立了法律支持团队，为家长起诉校方提供支持和咨询。
我们管理团队的负责人和当事人已经引咎辞职和辞退了。
对我们来说，该承担的责任都会承担。我每天对员工提供沟通、接待服务，不管最终能不能办下去，第三方机构我们也会继续寻找，找到更合适、更好的。我们也会加强群众监督的力量，充分发挥家委会的监督作用和主观能动性。以后我们希望把监控发到每位家长的手机里面，让他们来实时监控，也会让员工来实时巡查。
另一方面，也希望国家有明确的政策引导，或者多一些支持。我们自己做尝试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术业有专攻，幼托还是需要有专业的机构来承担。
《21世纪》：希望政策方面、法律方面有什么样的改善？
施琦：政府有指导、监管、培训之类，但是幼教这一块实际是比较欠缺的。如果能够由政府牵头，把机构引导好，我们来择优选择，可能会更好。
目前来说，政府才刚刚把这个领域纳入到政府实事工程，并没有法律的规定，政府是用一种变通的方式和姿态来鼓励我们这样的企业去做，是作为一种试点。当时总工会、全国妇联都来调研，商讨应该怎么做。
（编辑：陈洁）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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