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笔者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智库在杭州合作举办的“记念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美国著名国际金融学家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Cooper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同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同一主题的另一个国际研讨会上，英国金融管理局前主席Adair Turner也提出完全相同的问题。其实对中国的决策者和实践者来说，系统的解释也不存在。由此可见，对这一问题给予正面回答仍属必要。
尽管学界十数年前即提出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人民币真正作为国家战略的确立应该是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对政治家来说，本世纪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与美元持续贬值的反向变动，成为喜忧参半甚至越来越烦心的事情。特别是危机期间，美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更让领导人寝食难安。因此如何在保持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减少美元的使用与积累，就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推动力。
其实从更深层次看，还有货币主权问题困扰着中国的领导人和货币当局。从改革开放30余年的货币政策实践来看，中国曾经是美元本位制的最大受益者和铁杆支持者。美元本位制对中国的有利之处在于：中国通过先贬值后钉住的汇率政策，再加上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廉价劳动力等有利条件，促进了外国直接投资及来料加工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入WTO后更是借助美元贬值趋势实现了出口拉动的高速经济增长。美元霸权赋予美国的国际购买力也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国对美元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对美元储备地位的维护上。本世纪以来全球外汇储备30%与80%分别由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持有。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布局中处在加工组装环节的贸易中介地位有关。这使中国对亚洲中间产品生产国和石油输出国保持贸易逆差，并对美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从而帮助这些国家也包括自己积累起大规模美元储备。与1985-1995年贬值期美元储备份额曾下降至45%的情况相比，本世纪美元贬值期间，其外汇储备份额并没有出现显著下降。这是因为人民币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以及由此引起的美元储备积累，为美元的国际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持。
就如亮丽的事物常常有其阴暗面一样，中国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一方面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自己造成了储备资产价值和货币主权的损失。2000-2011年8月间美元对16种大宗商品指数贬值了75.6%。虽然随着美联储QE政策的退出美元会有3-5年升值期，但是如果花旗集团总结的美元“十年熊市五年牛市”的规律得以延续的话，2018年前后开启的美元十年熊市对中国而言将十分凶险。另一方面，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人民银行持续买入美元的操作使中国在很多年份基础货币都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以美元为十足储备。这成为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引致中国流动性泛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泡沫膨胀的传递渠道。人民银行发行央票实施冲销，则陷入利息成本大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亏损和美元储备资产贬值的双重困境。
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了类似美元殖民地的地位。19世纪后半叶，全球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金本位制度。英镑在世界贸易结算与支付中占到60%的份额。为了维持英镑的国际地位，英国货币当局要求殖民地使用100%的英镑作为准备金，由英国政府对储备支付利息英镑也由此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举例来讲，缅甸在殖民地时期提出建立中央银行的要求一再被英国压制，直到1952年缅甸独立四年后才得以建立自己的中央银行。中国据说已是全球GDP第一大国，与历史上的缅甸相比，情何以堪？
由此可见，中国央行的处境十分困难和尴尬。人民银行的改革逻辑是放弃汇率稳定目标，推进真正的汇率市场化改革，取消外汇管制，完成官方储备转变为民间外汇资产的分散化过程，并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权。
但是，人民银行的这种改革逻辑存在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通过市场化变革让汇率调节供求，并让市场供求平衡点决定汇率水平。依据传统国际金融和汇率理论，均衡汇率应该是与国际收支或经常帐户平衡相适应的汇率。但是事实上这个均衡汇率并不存在。这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以来“奔腾的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推进了产业链主导的新型国际分工，中国参与其中的加工组装位置使得在中国境内创造的GDP或增加值必定以贸易顺差的形式实现。例如，苹果iPod虽然被印上中国制造，但中国只是对东亚等地生产的400多个零配件进行最终的组装。苹果iPod播放器售价299美元，每台利润163美元，大都进入美国公司和工人的腰包。中国获得的加工费只有其售价的1%-2%，但是在美国每出售一台iPod播放器，中国就会产生150美元对美国的贸易顺差(P. Ghemawat,2012)。由此可见，除非从根本上颠覆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否则我们就不得不放弃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国际收支平衡目标，放弃或改写汇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理论。
本文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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