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科技讯 12月15日消息，据《纽约时报》网站报道，泰勒·福克斯（Tyler Faux）曾认为在纽约市住，找房子很难。不过当这位24岁的纽约人最近搬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在一家快速发展的新创公司工作时，他猛然发现纽约还算好的。
瑞典对租赁公寓制定了非常复杂的法规条例，而申请政府公租房的人非常多。哈佛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福克斯在找房子时总是碰壁——无论他愿意出多少钱。最终他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找到一间一室户短租房，价格为1700美元/月（约合1万元人民币），比纽约多数同样条件的房屋便宜很多。
福克斯表示：“在纽约如果你愿意付高价，总能找到好房子，但在瑞典就不存在，很难找到好的公寓。”在斯德哥尔摩和世界其他科技中心，福克斯的麻烦是普遍的。近年来，瑞典首都已经成为欧洲最具吸引力的科技中心之一，流行音乐流体服务Spotify等公司都是在斯德哥尔摩创办，成千上万的求职者和开发者涌入这些公司。
但斯德哥尔摩的城市规划条例数十年都未改变，新兴的科技行业遇到麻烦。上世纪60年代制定的瑞典租房管控法规和其他住宅限制，使人们向外国科技工作者出租房子变得几乎不可能。尽管市政府快速审批了一些新的住宅开发项目，但未来15年斯德哥尔摩预计每年只能建设1万套新住宅。
与之对照，根据斯德哥尔摩市政府的数据，每年有近4万人从国内和国外搬到该城市为科技公司、金融公司和其他企业工作。比利·麦考马克（Billy McCormac）是位美国人，在上世纪90年代移居瑞典，现在是瑞典房地产联合会斯德哥尔摩分会的会长，他发起了住宅改革运动。他表示：“现有体系完全失败，如果人们没地方住，我们无法在这建起科技集聚区。”
住房短缺成为斯德哥尔摩一个联合办公区域日常的热门讨论话题。在这个主要购物区域一栋现代化大厦的第五层，是工程师们聚集的地方，他们总是抱怨无法找到住的地方。33岁的弗里乔夫·安德森（Fritjof Andersson）表示：“租房子几乎不可能。”10年前他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科技公司，但现在无法招收到国际开发人员扩大团队。
他称，“我们没有财力帮助他们在此租到公寓”，最近被迫将招聘范围缩小在斯德哥尔摩市内，“如果这个城市想吸引新创公司，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在斯德哥尔摩很多人都欢迎新来的工作者。但批评人士称，新移民不应在住房上有优先权。在该市新移民的工资往往比当地人低。
租客维权组织瑞典租客联盟（Swedish Union of Tenants）女主席玛丽·琳达（Marie Linder）表示：“房租上涨只会迫使人们搬家，人们将不得不离开公寓，但他们能去哪？”在其他聚集大量科技公司的城市也出现同样的抱怨。在旧金山，当地居民非常讨厌20多岁的工程师和开发者改变了整个环境，各个街区的高档酒吧和瑜伽馆取代了传统的书店和家庭小餐馆。
然而，随着很多城市平均工资的上涨，当地规划者认为，快速中产阶级化有利于多数人。咨询公司牛津经济学称，在伦敦当地科技公司未来10年预计可创造5万个工作岗位，并为当地经济贡献190亿美元GDP。为鼓励创业和资助当地新创公司，政府会以税收减免形式将这些经济效益部分返还给科技行业。
这导致一些城市政策研究人员指出，如果政策制定者关注某个行业吸引人才的优先权，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定的不平等。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的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研究了纽约、柏林和伦敦等城市如何处理新产业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他表示：“在这些城市，空间和资源的竞争非常激烈。如果你想提供合适的激励措施吸引科技公司，就无法维持社会的平等。”
很多城市的当地居民都感到了科技行业发展带来的痛苦。曾经不景气的东伦敦蓝领社区修尔迪区（Shoreditch），现在房屋价格一般超过100万美元，比10年前涨了50%。柏林继续受到不断涌入的科技工作者的影响，该国政府称，将制定公寓房租价格上限以保护现有租客。
在柏林、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等城市为科技创业者提供短期辅导课程的公司Startupbootcamp联合创始人阿历克斯·法赛特（Alex Farcet）表示：“在柏林人们对外国人涌入怨声载道，人们找房子超级困难。”
全球科技专家论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种新现象。科技巨头如苹果、微软和诺基亚，都主要在郊区的企业园区或在城市郊区经营。但近年来，新一代科技公司如Twitter和King数字娱乐，都选择在大都市心脏地带办公，迎合喜欢逛酒吧、乘公交和住公寓的职员，并提供股票期权和6位数工资。
路易莎·尼尔森（Lovisa Nilsson）1年多前在斯德哥尔摩一家科技公司上班时，要坐约1小时车从乌普萨拉去市内上班，现在她终于找到一间小公寓房并签了短租合同，与男朋友住在一起。她表示：“我想住得离上班地方近些，我不想每天坐很长时间的通勤车。我很幸运找到了住的地方，我很早就想搬来，但几乎都放弃了。”（木秀林）
本文来源：网易科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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