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篮管理4短板:姚明拒当小丑 酿索赔1元案

（原标题：男篮产业管理存四大短板:曾酿姚明1元索赔案 转自微信公众号:中篮产业说 作者:付政浩）

或许若干年后，再回首审视2016年的这届男篮集训队时，世人并不会觉得有任何奇特之处，但对于早已习惯了男篮在3月中旬就集结完毕的你我而言，在奥运年的4月9日，在体育总局训练馆却只能看到9名集训球员，这无疑堪称是种奇观。考虑到今年的集训名单很人性化分为三批，并且对周琦、王哲林等人没有强制设置报道日期，这无疑算得上是男篮管理层面的一种进步。当然，这种“进步”主要源于和男篮过往的一些残酷记忆的对比：比如2002年因为滞留美国参加NBA夏季联赛就背上“叛国”骂名的王治郅、2004年因为拒绝放孙悦前往国奥报道就被CBA除名的奥神队。

没有对比就看不见进步，但中国男篮国家队方方面面的进步都略显“龟速”。特别是从产业化可持续管理角度而言，男篮在基础性保障&风险防控体系、商业赛场次限制、队员无形资产分红、战绩激励机制这四大方面都存在着极其明显的短板。如果这四大短板不能及早补强，未来中国男篮和CBA联赛很可能会走向利益对立面，那些曾经热衷捍卫国家荣誉的球星则迟早会“沦为”对国家荣誉漠不关心的“自私鬼”。

短板1、男篮基础性保障&风险防控体系脆弱

男篮基础性保障&风险防控体系可以分为基础性保障成本和风险防控体系两大类。在这其中，男篮的基础性保障成本往往转嫁给CBA各队，而风险防控体系则十分脆弱，一旦有球员受伤，购买的保险额度压根不足以弥补球员和球队的损失。

男篮基础性保障成本主要是球员集训期间产生的经济成本，比如往返差旅费、医疗费、意外伤害保险费、食宿费等。自CBA成立以来的21年间，这些成本大多数时间都是由CBA各队承担其中的一大部分。在2006年盈方获得中国男篮商务运营权之前，篮管中心每次下发的男篮集训通知的最后一部分总会注明：“运动员往返交通费、医疗费以及在训期间意外伤害保险费由所在单位负担，篮球中心负担全体人员食宿费以及教练组往返交通费。”

在很多人看来，这无疑是份不公平条款。国家队不仅免费征用各队球员，还居然要求各队为球员支付这期间的费用，这无疑是一种成本转嫁。而国家队之所以在这一时期把绝大多数成本都转嫁给CBA各队，固然是因为当时中国男篮的商务开发水准低下、营收总额有限，但也与当时的体育价值观有关。毕竟当时能向国家队输送人才也属于地方体育局的一种政绩，各队都争先恐后想把自己的镇队之宝塞进国家队，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殊荣。至于在球员成为国字号后需要为其缴纳一笔费用，谁又会真正介怀呢？

随着2006年盈方接管男篮的商务运营权、男篮商务营收持续上涨，篮管中心在基础性保障成本方面也随之做出调整，这一时期的集训通知最后一部分大致如下：“集训人员往返差旅费和医疗费由所在单位支付，其余费用由篮球中心负担。”而在2011年盈方成功和中国男篮续约、特别是近两年中国男篮连续签下一汽等知名赞助商后，男篮集训通知则进一步做出调整：“参加集训球员的往返差旅费、食宿、医疗保险以及意外伤害保险费等由篮球中心负责。”当然，只有男、女篮成人国家队做到了这一点，而在各个级别的国青队中，各家球队仍需为自家的球员支付差旅费和医疗保险等。

尽管中国男篮最近几年开始负担国手们的全部基础性保障成本，但基础性保障的水准又成为新问题。比如，男篮队中究竟有几个头等舱名额？为什么男篮不少大个子只能憋屈在经济舱？诸如此类问题仍不时被翻出并饱受质疑。在八项纪律劲风疾吹的当下，篮管中心还专门就男篮内线队员坐头等舱的事宜在财政部报备专项议题，但国家只允许在国际正式比赛期间球员享受该待遇。考虑到中国男篮还含有大量的热身赛，这一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总之，男篮在基础性保障这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而在风险防控体系方面，男篮现行的体育风险防控体系大体由三部分组成，主体是体制总局“强制”缴纳的中华体育基金保险，此外还有是CBA各队（最近两年则是篮管中心）的自选商业保险以及赛事组委会提供的意外伤害保险。

据调查，赛事组委会提供的意外伤害保险额度主要与比赛举办地的经济条件和法律规定、选手参赛的具体项目等有关。换言之，这个数额并不确定，且获取时手续繁琐。而CBA各队（最近两年则由篮管中心负责购买保险）为节约成本，他们为球员购买的意外伤害险往往都是最低额度保单，并且除了这份意外伤害险外，他们再未为球员购买其它任何的商业保险。这也意味着球员一旦不幸遭遇重大伤病，球员获得的赔只能是规定的最低额度。至于硬性规定的中华体育基金保险，更是很难起到应有的价值。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第15条规定：“（中华体育基金）保险待遇标准分为十二级，特等为30万元。”当出现重大的体育伤残时，运动员却只能获得最高额度才仅30万的赔偿，这无疑是种黑色幽默。

众所周知，当代CBA的人才培养成本在急剧上升，而与此同时，男篮国家队的风险防控体系却根本无法提供相应的有力保障，试问那些俱乐部又怎么可能放心大胆地让自己的心肝宝贝随便任由男篮无偿使用呢？从这个意义出发，2015年夏，辽宁男篮的韩德君、贺天举等人在国家队期间坚称有伤不能训练的做法乍一看固然令人恼怒，但考虑到深层次的风险防控问题，只需稍稍换位思考，俱乐部和球员的苦衷和担心也值得体谅。

相比之下，NBA在风险防控体系方面明显做的更到位。在NBA，各种名目的商业保险已经成为球员和球队的坚实后盾。从NBA各队、美国男篮梦之队到球员自己，各方都不吝重金购买保险。尤其是一些巨星，更是对自己身体的关键部位都进行重金投保，比如科比的手指、勒布朗的膝盖和背部、杜兰特和罗斯的脚踝等。一经对比，CBA和中国男篮无疑还相差甚远，急需迎头追赶。

短板2、男篮商业赛的场次多到令人发指

对于球星而言，在征战一个漫长的赛季后，他们早已身心俱疲，之所以选择勉力为国出战，主要是出于一份责任感和爱国心。但如果此时他们发现球队安排自己打的多是一些水准极差、胡拼乱凑、明显只是为了圈钱的商业表演赛，可想而知，这些球星内心会何其恼火！

球员原本以为自己是为国家荣誉感而战，但没想到却沦为了别人的赚钱工具。这不仅会让他们在本届比赛中积极性大减，而且会严重影响此后国家队的召唤力，毕竟那种为国而战的那种神圣感会因为铜臭气味很浓的商业赛而被最大程度削弱。所以，很多西方的国家队会限制商业赛的场次，即使一定要增加热身赛场次，他们也多选择打那种关起门来的对抗教学赛。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男篮即使出高价也很难请来正牌的国家队当陪练的缘故，因为国外的那些顶级球队压根不会为了钱来和一支水准明显低于自己的球队交手，而看来钱的份上来的那些则多半是一些生拼硬凑的野鸡国家队。

在这方面，美国男篮梦之队无疑是个好榜样。自从1992年组建梦一队以来，历届梦之队在设置热身赛时往往会参考球员意见，甚至必要时还会和一些大牌签署约定，即约定安排的纯商业表演会不会多于5场，每场和球员的分红比例不低于某个数字，并且比赛的赞助品牌不会与球星的赞助品牌冲突（一旦冲突，必须为球星设计品牌冲突规避预案，比如1992年乔丹、巴克利等耐克签约球星用美国国旗遮住了颁奖服装上的竞品logo，这一方法也多为后世所沿用）。

和国外球队相比，中国男篮在商业赛方面的做法令人汗颜，他们安排的商业赛事不仅场次密集、水准低下，而且球员几乎没有任何分红。自从盈方2006年获得中国男篮商务运营权后，为了回馈赞助商，他们每年都会为中国男篮安排大量的商业表演赛。此外，还有篮管中心的直属子公司——中篮公司同样也会巧立名目安排中国男篮去一些二三线城市打巡回表演赛。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为了备战2008年奥运会，男篮当夏安排了30场热身赛，其中有15场属于在全国各地巡回的那种商业赛；2010年夏天，中国男篮打了25场热身赛，其中12场属于商业赛；2012年相对较少，但也有20场热身赛，其中8场属于商业赛。

长期让球员打这种水平低下的商业赛，不仅无助球队战斗力提升，也会挫伤球员的积极性和荣誉感。以姚明为例，在逐渐融入到NBA文化后，他开始对中国男篮那些低级无趣的商业赛充满反感。他曾对朋友说：“打那种比赛让我感觉中国男篮就是个马戏团，到处去取悦赞助商，但我不是个小丑。”

于是，在某次巡回赛后，姚明拒绝出席当地一家赞助商的庆功宴，转而自己在房间里享用了一顿龙虾大餐。而在安徽合肥的一场商业赛赛后，全队被临时安排乘坐大巴前往赞助商的总部参观。到达目的地后，教练和其他球员都下车了，只有姚明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不动，尽管教练和领队均命令其下车，但姚明最后还是留在了大巴上，他成功坚守住了自己的原则：“我不是个取悦别人的小丑。”事后，他还专门和篮管中心的领导进行沟通，提出每年最多只参加三场类似的商业赛，而且如果不提前通知自己，将拒绝出席任何临时安排的商业活动。

鉴于一些明星球员越发反感参加商业赛事，2005年中国篮协在《中国国家篮球队运动员商业权利管理办法》中第十四条明文规定:“作为国家队队员，现役运动员必须参加中国篮协安排的国家队商业性赛事（每年不超过15场）和由三名（含）以上国家队球员出席的赞助商推广活动（每年不超过5次），并有义务无偿参加中国篮协和国家队的公益性活动及宣传推广活动。”

2007年夏，中国男篮被安排了多达30场热身赛。姚明先是宣布肩伤未愈，随后又筹办姚纳慈善赛和举办婚礼，迟迟无法参加男篮的集训和热身赛，最终《中国体育报》（国家体育总局机关报）发表题为《姚明何时回到国家队》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责姚明借口养伤、参加慈善事业、结婚而屡屡推迟返回国家队，明显是在耍大牌。尽管姚明在被炮轰后与男篮会合，但仍宣布因伤缺席了不少比赛。从某种意义上，2007年的姚明用养伤表达了自己对那些低级无趣的商业赛事的强烈抗议。

近年来，中国民智渐开，而CBA本土球员个性也越来越突出。如果不能用一种合理的方式来平衡密集的商业赛事和被伤害的球员感情这之间的矛盾，那么未来只会有越多越来多的球员对中国男篮说不。

短板3、缺乏对球员无形资产的保护

一般而言，球员的无形资产主要体现为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方面。在国外，这是明星运动员获得收益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在中国，尤其是各个国家队内，球员的无形资产经常被随意侵权，而侵权的主体往往就是国家队和各个运动管理中心。

国家体委（即国家总局前身）早在1996年就在《运动员从事广告经营活动管理的通知》中规定，现役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归国家所有。此后几经修订，运动员本人对无形资产的主导权加强，但国家体育总局仍要求，凡是入选国家队的运动员必须与各中心签订协议，即国家队有权无偿使用国字号球员的无形资产。显然，体育总局历年拟定的条例均没有对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做出相应的保护，而这也最终酿成了2003年姚明向可口可乐索赔一元的无形资产索赔案。

2003年，中国男篮的赞助商可口可乐将姚明、巴特尔、郭士强三人的头像印在了瓶身上，偏生的是，百事可乐恰恰是姚明的当时赞助商。于是姚明起诉可口可乐侵犯肖像权。可口可乐则辩称自己使用姚明的肖像源于中国男篮的授权，而男篮则指出可口可乐使用的是姚明等三人的集体肖像权，而所有男篮的集体肖像权都属于中国篮协。为了证明这一点，相关领导还翻出国家体委的历年文件。不过，最终法院裁定，公民的肖像权属于其个人，在法律上根本就不存在集体肖像权一说，最终该案以姚明胜诉而告终。

按理说，在该案尘埃落定后，篮管中心和体育总局应该依法修改条文，但篮管中心仍不肯轻易放弃球员无形资产这个金矿。2005年中国篮协在《中国国家篮球队运动员商业权利管理办法》中将之前所谓的“集体肖像权”改为“球员特征”，并在该《办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中国篮协有权在全球范围内对任何形式出现的运动员球员特征享有独家所有权和使用权，并可授权他人使用。未经中国篮协书面许可，运动员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或许可第三方使用运动员球员特征。”

相比于中国男篮对国手无形资产的随意侵犯，美国男篮则对于球星们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在每届梦之队组建时，球员们也都会被要求签署《美国国家篮球队的运动员商业权利授权书》。但其中明文规定了美国国家队在使用“球员特征”时会受到诸多限制，如不能使球员和产品的直接接触、任何情况下不能同意赞助商或被授权人在鞋类产品中使用球员特征、不能单独使用球员特征（至少5人）、只能称运动员为国家队一员而不能使用其姓名权等。

显然，中国篮协也应及早顺应时代发展，进一步细化相关条例，认真保护球员的无形资产。

短板4、男篮战绩奖励机制不健全

一般情况下，中国男篮球员会获得三种奖励：第一种是官方主赞助商的奖金。目前中国男篮的赞助商多达11个，其中，作为官方主赞助商的TCL集团每次都会在球队取得佳绩后给予重奖。这些年，TCL的奖励从现金30万+每人一台65英寸3D液晶电视（2010广州亚运会夺冠）到120万+每人一台曲面量子点电视（2015年长沙亚锦赛多管）不等。

第二种则是耐克签约球员的合同激励条款。作为中国男篮的官方合作伙伴之一，耐克在一些签约国手的合同中规定，若入选男篮最终12人名单则奖励XX元，若最终夺冠奖励XX元。考虑到目前入选国家队对于中国球员而言仍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所以这些激励条款的数额并不大，而且往往体现在一些新星的合同中。但在NBA，耐克在设置为国效力激励条款时却都给出了不菲的激励额度。

众所周知，美国男篮梦之队以阵容梦幻而著称，但征战2002年世锦赛的梦五队和2004年奥运会的梦六队却星光十分黯淡，不少大腕均以各种借口拒绝为国出战，最终这两支梦之队均以惨败收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世锦赛还是在美国的印第安纳阿波里斯举行。在家门口举行世界篮球锦标赛，若换做中国，肯定会绞尽脑汁尽遣最强阵容出战，但彼时的NBA各路大腕却想尽借口谢绝捧场。最终梦五队名气最大的不过是彼时已经老迈不堪的雷击-米勒，多名球员在当时甚至连NBA全明星替补都没打过。星光最黯淡的阵容自然换来的是历史最惨淡战绩，梦五队在家门口仅获第五名的历史最差战绩，NBA球星们的爱国精神一度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

事后，美国篮协反思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梦之队的赞助商是锐步，但NBA的顶级球星资源基本都被耐克垄断。所以在2004年奥运会后，梦之队选择和耐克签约。而自此之后，NBA巨星态度大变，争相请缨为国出战，梦之队也几乎成为了耐克之队。这种情况在2012年梦十队达到了巅峰，当时队内除了凯文-乐福外，其余11名球员均属耐克旗下，而主教练“老K”本人同样有一份教练中很少见的耐克专属合约。毫无疑问，在为国出战这件事上，NBA巨星前后态度迥异的玄机就是耐克的合同激励条款。

中国男篮能获得的第三种收入则是篮管中心的专项奖金。盈方目前为中国男篮签下11个赞助商，而每年中篮公司和盈方还会为男篮设置不少商业表演赛，这两笔收入十分惊人。而每年篮管中心除了从中提取一部分补贴女篮、国青国少以及青少年篮球发展基金外，也会拿出少许作为对中国男篮的奖励。比如，在2015年长沙亚锦赛中国男篮夺冠后，篮管中心开出了百万奖金。

不过，如你所知，男篮获得的奖金都需集体评分，而男篮整个团队一般都超过了20人，平均下来每人所得寥寥。所以，这三项基本收入对于阿联、李根这类球员而言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男篮球员享受的更多是精神层面的荣誉感，而这也恰恰是为什么宫鲁鸣再三要求中国篮协在亚锦赛后必须对本届男篮进行嘉奖表彰的原因所在。

总之，中国男篮在管理机制上存在了四大短板。短期内，中国球员仍会在国家荣誉的感召下积极出战，但未来随着社会发展理念日益多元化，迟早有一天，中国球星也会像NBA球星一样从实实在在的个人经济利益出发，重职业联赛轻国家队，甚至为了休假而拒绝为国出战。中国篮协只有未雨绸缪，主动面对以上四大短板，早日推出更合理的国字号球队的利益分配和保障机制，中国男篮才有可能形成良性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