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胡娜：我的乡愁在手中

文/卡门

时光隧道，将星球的连接更紧密，回家的路途，已有诸神引领。

——胡娜《永恒的灵魂》

“是呀，我有的画会配诗，等我拿我的书给你。”胡娜从小小的会客间里站起身来，去门外的展室拿书和签字笔。她穿着及膝裙，黑色的长靴勾画出她小腿匀称而美好的线条。当你对此表示赞叹时，她会坐下来，毫不介意地指给你看左膝盖侧面凸起的那块骨头，“有时候冬天会痛啊，关节里面有碎的骨头。”

这是网球留在她身上的印记，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温和的也有凌厉的。不管哪一种，都是她自己的选择，都已经和她融为一体。而除了网球之外，最近三年她又有了新的方向——把手中的球拍换成画笔，以“意象派画家”的身份，再次过上满世界游走的生活。就像，年轻的时候一样。

一

公主去国

2014年11月16日，北京上空的“APEC蓝”尚未褪去。胡娜在北京国际大厦B座2层的一个很小的套间里，和其他两位画家举行了一个书画联展。她带来了自己最得意的十多幅作品，最引人瞩目的是进门左手处的《睡莲》。

它很容易让人想起莫奈和他的印象派，只是眼前的这一幅用了更多更深的蓝，更像是“蓝色时期”的毕加索。对于这一时期的后者，有艺术评论说：他之所以选择蓝色，是为了体现其中的“诗意和忧郁”。在胡娜的画展上，诗意是有的，因为戴着小小珍珠头冠的她本身就是一首诗。而忧郁，就藏在那些蓝色的笔触中，在人生喧闹的场合之下。

开幕那天，体育界、书画界和记者以及策展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身为成都旅游协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的小舅舅温儒杰也在现场，同时现身的还有当年国家网球队领队杨明训。后者已是古稀老人，在亲友的陪伴下，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胡娜当年是多么有才华。

以“当年”两个字开启的，通常都是一个值得一说的故事。但胡娜的故事并不只是一位天才少女的网球过往，还有一些不得不做出的舍得。这种“舍得”的影响力大到几乎难以消除，你在搜索引擎中输入“胡娜”，往往会发现一个以她命名的“事件”。

“那个时候年轻啊，又充满活力，就觉得网球真的是生命的全部。”32年又4个月后，胡娜坐在画展的会客室里，回想起年轻的时光，也提到了在32岁又7个月上宣布退役的李娜。“打职业真的是很多网球选手的梦想，可又有几个人能够如自己所愿？所以我一直说李娜是非常幸运的。中国出了这么多选手，人人都很努力，但想要达到她那样的成就，一定要有天时地利人和。”

当年的胡娜没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她说她都不能对自己有发言权。

1979年，美国教练维克·布兰登发现了胡娜的网球天赋，邀请她加入自己的网球俱乐部，并愿意提供一切支持以确保她可以参加职业比赛。“我说：‘不行啊，你得给国家体育局写信。’他真的写了，还写了很多封，可是根本就没有回复。”至于没有回复的原因，其实并不难猜：胡娜和她的队友还要维系非职业身份以参加亚运会和奥运会，而职业网球选手一直到1984年才可以参加大型综合性运动会。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15岁的格拉芙拿到女单金牌。而在两年前的夏天，看不到职业之门的胡娜才刚刚“出走美国”。“那个时候我已经19岁了，就会觉得‘哇，很有紧迫性啊’。因为很多外国选手很小就转成职业，大概十四五岁的样子。而且，我那会儿已经知道格拉芙的名字了。”

那是一个决绝的选择，让她不得不背上“背叛者”的名头，不得不和自己的家庭作别。她的外公、爸爸妈妈和舅舅们一直以来都把她当成公主来疼，在画展上小舅舅还在用往事来作为调侃：“每次吃晚饭，他们都让我把胡娜背回家。我之所以个子不高，都是被她压得。”“我也很黏我妈妈，”胡娜自己说道，“但为了职业，又有什么办法？”

1982年7月，中国国家队在美国参加联合会杯。第二轮的比赛即将开始，可是全员吃过早餐后，人们却发现胡娜不见了，整支球队都慌了神。在30多年前，那是一次让人突然的、令人震惊的“不见”。但胡娜说她是有所准备的，“从1979到1982年我每年都会去美国，期间认识了不少华人球迷和朋友。所以，其实这一次的联合会杯第一轮比赛之前就决定要走，要离开国家队了。第一轮比赛前，我通知了一个朋友。”而据说就是那个朋友在酒店后门等她，她什么也没拿，就手里拎了一个冰桶被接走了。

从那一天开始，胡娜离开了自己的房间，也离开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网球训练方式。“我就是觉得要珍惜时间，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受伤。而且，那个时候已经陆陆陆续续有过伤害了。我的手腕有一个骨头突出来，你知道医生用什么吗？可的松，打进去之后医生就使劲给它按下去。就是按破掉，但手腕就变成长期有问题。他只是帮你把肿块消失掉，里面骨头的问题一直存在。包括膝盖，稍微有一点痛就打针。可那只能保证暂时不痛，训练激烈就又痛。”

如今再说这些话的时候，她仍然会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手腕。她早就已经不用再做艰苦的训练了，可那种痛感却还是存在于脑海当中。

二

孤独四起

关于胡娜的离开，各路消息和传言多到不胜枚举。严重地说她是“叛逃”，稍微和气一点的则是“出走”。尤其她投奔的还是“万恶的美帝”，更不可避免地要被投入政治的漩涡。

如果用胡娜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事情哪有那么复杂？在一片抨击和讨伐的声音当中，她说一个小女孩的网球梦就隐藏其中。但这注定是一个孤独的梦，连醒来说反悔的机会都没有。“我是1982年7月到的美国，一直到1983年的5月份才重新练习网球。”

人人都知道“胡娜事件”的影响力，却很少人知道故事的主角在那之后所经历的一切。可这也是更让人感兴趣的部分，她也知道，但不会主动提及。而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之前，已经谈了对印象派的理解、对费德勒打法的剖析、对李娜能不能办好网球学校的探讨，对网球评论风格不断创新的感悟。中间，还去吃了个午饭。

午饭就在隔壁，是自助餐。先排上队的胡娜会坚持让你先取餐。“我是吃素的，”她怕你像其他人一样用帮你夹菜来表达客气，就主动说道。这种生活方式看上去倒是一点也不突兀，和她在《胡娜的灵性对画》封面上介绍的“素人画家”相得益彰。“其实素人画家就是没有经过艺术训练的画家，从零开始不是很好吗？”

她在美国就是从零开始的。“我有8个月的时间没有身份。”午饭后，那个不能逃避的话题终于要深入了。“美国有移民法，就像很多墨西哥人会偷渡过来，但因为没有身份就没人敢雇用你。要是被移民局抓住，就会被遣返。”

她不能被遣返，就只能藏起来。对于一名以职业为目标的网球选手来说，“藏起来”这三个字意味着不能参加巡回赛，甚至也不能顶着大太阳在网球场上挥汗如雨。那些让人觉得无聊甚至厌烦的涂抹防晒霜的动作，对胡娜来说都变成奢望。她的体重长了起来，力量也变差了。“所以最开始恢复的时候，我的踝关节连续扭伤了6次。因为那个地方的肌肉和韧带都松了，你又没有坚持做复健。在你稍微累了或者脚步不稳的时候，突然间就会没力。”

脚踝成为老伤，她有一次去佛罗里达比赛，因此而不得不在饭店躺了两个礼拜。“拄着拐杖，哪里都不能去，有需要就叫客房服务。晚上睡觉，脚翘得高高的，整袋冰就放在脚上。那是西方的治疗方式，除了吃药之外，他就会让你冰敷，让这种寒冷的气息去消除韧带里面的炎症。”

在身体被禁锢的时候，心里就会想得很多。在异国的异乡，胡娜说她感受到的是身体上的疼痛和心理上的孤独，这是双重的压力。“没有办法啊，只好咬牙。因为那是你自己选择的，是你自己最初选择了职业。

“我觉得我已经非常庆幸了，因为我还没有去餐厅当服务员，没有去洗盘子来赚取自己的旅途费用。有很多美国选手都是这样过来的，我幸运的是，一到美国就有一个球拍来赞助我。我可以选择去打比赛，虽然我也没有太多的钱来做别的事情。”

当然她也很羡慕李娜，因为后者有一整个团队，包括教练、医生、营养师和姜山。“这样去打比赛，一站出去气势就显得很足，信心就会很够。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单打独斗，一个人孤零零得提着两个大箱子。我每一次去欧洲都是从4月份比到7月份，就一个人。球鞋六七双，衣服几大箱，背着8支球拍。”

即使在她最爱的英国，想要到温布尔登也得拎着所有行李坐地铁。“一个帮手都没有，什么都要一个人扛。你说，如果比赛的时候没有如自己的愿望，没有打出好成绩，那种心理上的挫折和沮丧是不是更大？可是接下来你还要自己扛着这些，再去重复类似的生活。”

在孤独的征战过程中，她也终于有了和艾弗特在场上一较高下的机会。“我在她快退休的时候，大概1988年还是1989年和她打过一次。那是她最后一次打温布尔登，赛前已经宣布说打完这一项赛事就退了。”

三

归途如虹

在美国，胡娜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东西——职业网球。她只用一年时间就有了世界排名，并把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作为自己的新家。

那座城市位于太平洋东岸，整年都吹着潮湿而温暖的风；而她的故乡则远在另一岸的内陆，散发着火锅和小面的味道。这样的情景像极了余光中的《乡愁》，只需要把“一湾浅浅的海峡”替换成“一片深邃的大洋”。

“对啊，我拜会过余光中大师的。”听到余光中的名字，她很快就接过话头。那次会面还被她写进了自己的书里：某一年的中秋节前夕，她带着自己的画作从台北前往高雄，专程拜会对方。她能够体会他通过诗歌所表达的情绪，他也鼓励她在画画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选择台湾作为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起点，胡娜想了很久。但是在决定再一次搬家之前，她还得认真地去面对自己的职业生涯。“1992年我的世界排名也在前100之内，也还是能直接打会内赛。但身体已经没有办法负荷，我常说岁月不饶人啊，就是感叹这种心境。”她会拿费德勒来举例子，说在技术上其实他都不会输给任何对手，可最后体力没有了，技术就不能完全发挥。“那该是多么沮丧啊？”

除了“岁月不饶人”，还有来自父母的关怀。1990年，她的父母前往美国，那是他们8年来首次见面。在机场看到女儿第一眼，胡娜的母亲就哭了出来。“我还以为是太久没见面的缘故，可后来她才说：‘我不是因为太久没见，因为我们有通信，而是觉得你怎么变那么丑！又黑又瘦，满脸都是黑斑。82年我最后一次在成都和你见面，你那个时候是多漂亮的一个小女孩，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父母心疼她，她也在和伤病做较量的过程中第一次认了输。但考虑到她为职业网球所放弃的内容，说再见并不容易。“我有一段时间一直都很彷徨，我要做什么又能做什么？我从7岁就开始接受网球训练，这是我唯一懂的技能。我们当时打专业队的时候就十五六岁，连高中都没有上完，更没有机会读大学，会觉得自己文化水平比较差。”

在思考了一段时间后，她决定继续深造。看上去胡娜总是能够在人生的关键点上做出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无关他人，只关乎自己。这种人生态度也延续到她的待人接物当中，“就是聊得来就多聊，聊不来就少聊啊。不要迁就，要听从自己的内心。”

在拒绝了美国网协的工作邀请之后，她在1993年去了加州的一家经营管理学校。经过两年的学习，她知道了该怎样写企划案，怎么看报表。1994年，StarTV邀请她间或地去香港解说比赛，结束后她还是回美国继续学习。

与此同时，台湾企业看到了机会，就邀请她去做网球顾问。此前她在1985年的时候去过台湾，“就觉得‘宝岛’确实不一样。人情味很重，语言相通，思维方式也比较接近。”在美国待了13年后，她又一次找到了新的落脚地——台北碧潭。

“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信心，认为网球不适合亚洲人。但我一直都跟大家说，我就是东方人，我都可以将自己的世界排名打到第36位，为什么别人不可以？说得太多之后，我就决定先自己做。”她说台湾第一个有奖金的比赛就是自己创办的，当时是1997年。她找了一些企业来赞助，虽然奖金不多，可已经能够让选手了解什么是职业，什么是选手应该获得的尊重。

她创办了青少年和成年的比赛，成立胡娜网球俱乐部。在俱乐部里，今年仁川亚运会团体金牌得主詹咏然是第一批学员。“2000年台湾有一次大地震，很多房子都被震垮了。我把她和她的家人都接过来，住在我帮他们找的房子里，所有的费用都是我来出。训练了两年之后，她就有了另外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个没关系。”

除了詹咏然，胡娜还在2002年去花莲找了3个原住民小孩，让她们练习网球。那个地方很穷，一些父母亲都没有工作，很多小孩连网球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并不是希望她们有多大成就，就是希望给她们一个机会，将来可以靠网球去生活。她们都很喜欢打网球，有一个在读师大的体育系，现在也还住在我那里。”

四

灵性对话

在回忆过往的时候，胡娜的语气一直很平静。即使在喧闹的画展揭幕仪式上，在人声鼎沸的场合下，她也能够用这种平静在自己的周围营造出一种自我的空间。她在这个空间里是美的，是安全的，是合乎一切礼仪规范的。

她将其归结于随性和随心，“人能够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还会练习网球，但这几年我比较快乐的事，是投入到艺术方面。我在3年前突然就有了绘画的冲动，直觉告诉我要立刻去买画笔和颜料。”她站在自己画的《睡莲》旁，满足记者们的要求。

和莫奈那些挂在世界各大博物馆的《睡莲》相比，这幅画的尺寸并不大，但上面的大块大块的蓝色让人印象深刻。胡娜说蓝色是自己最爱的颜色，她人生中画的第一幅油画《蓝色幻影》就是一蓝色为主题。“我买了一大堆原料和颜色，不到两个小时就花了那幅画——两个人对打网球，一个在树上，一个在星空下。我想呈现的是星空的颜色，蓝色就是最好的，别的呈现不出那种美。”

她的确最喜欢蓝色，她的手机壳就是一只用很多水钻镶成的宝蓝色孔雀。虽然拿在手里很沉，但也的确有一种Blingbling的美感。“从色彩学来讲，蓝色也代表了神秘，有很多想象的空间。我自己看到蓝色，心情就会特别好。”

她对自己的第一幅画印象深刻，除了有她最爱的蓝色，还有网球。而且，那也是她在重庆画的，她就出生在重庆。“小时候我很喜欢画画，可是每天要练习8个多小时网球。早上6点起床，开始晨操，然后练习3个小时。中午休息后，下午又练4个小时。每天都是这样，到了晚上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哪有多余的精力去想画画？”

但2011年在重庆，她突然就拿起了笔。“其实在我出发去重庆之前，有一天在台北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在打网球，因为那个压力一直都在，就像高考结束后你也还会紧张一样。我们职业选手后来虽然退休了，但仍然会梦到自己在打巡回赛，这是一种长期的无形的压力。在梦里，我和对手厮杀得很厉害，用力挥出一拍之后却突然打不到球了。再看手里，发现已经没了球拍，而是一支笔。”

这是一只油画笔，她在3年时间里画了300多副，还参加了几次画展。“原来画画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困难，而我之所以要办画展，就是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如果你的心中有梦想，就要果断地去做。不要以为必须经过学习才能进入另外一个轨道，世界是宽广的。只要脑海里有，你就什么都可以画。”

当然，胡娜也不完全是只靠着自我就能够捕捉到她所说的“灵性”。她的老师来自于过往的生活，来自于参加巡回赛时去各大博物馆无意间的“进修”。而且重回大陆，她也对自己面对媒体的陈述抱着相对谨慎的态度：“灵性这个部分能说吗？我并不希望看到人们说‘胡娜又回来怪力乱神了’，其实那更像是一些潜意识里的心理活动。”

除了这一部分外，在谈到那些过往的生活时，胡娜从未流露过任何不满或者避讳。但对故土的情感始终萦绕其中，就像她在出生地重庆第一次拿起画笔一样。2004年她第一次回到成都，而目的竟然是给弟弟扫墓。其实她一直都有机会回到大陆，没有任何政治因素会对她加以阻拦，决定不回来的是她和姐姐——她们不想要告诉母亲弟弟在1993年意外去世的消息，又不能当着她的面撒谎。2002年的时候，她甚至一度办好了回国的签证，可想到要继续瞒着母亲，她又放弃了。一年之后，母亲知道了消息，便让她回来。

网球和画笔和内心深处的情绪，在7年之后让她在重庆拿起了画笔，让她的第一幅画是网球主题，又让她把自己的风格归类于“意象派”。“意象派”很像印象派，后者是她的最爱。“当初在参加法国公开赛的时候，我去到了卢浮宫。我不知道那些画家的名字，自己也还没有画。但我很享受那种氛围，静静地坐在那里，四周都是名家的画。就好像身处另一个世界，完全忘掉了明天还有比赛的压力。我的很多外国朋友，我拉他们去陪我博物馆。他们的反应都是：‘我们去Shopping逛街看电影吧，干嘛要去看那些古物？’可我觉得他们喜欢的我不喜欢，我就自己去看，结果那些画就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北京的时候，因为时间和场地的原因，她只带了很少的画来。而在去年的12月底，她在新加坡那个大展馆里展出了176幅作品，还当着记者们的面用14分钟就完成了一幅作品。“他们说你怎么敢当着大家的面画画，我觉得可以啊，我也没有学过素描，就是跟着内心的灵感走。而且，当着公众的面，他们才会知道你真的可以画。”

为了画画，胡娜在台北搬了一个新家。她原来以为家里的画室可以用很多年，但后来发现根本不够。因为无论到哪里，现在她都会带着自己的画板、颜料和画笔。

从打球到画画，从成都、圣地亚哥到台北。看上去，胡娜总是能够找到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目标，让自己随遇而安。“那么，可以说你是一个没有乡愁的人吗？”“乡愁啊，我当然会有。我是很念旧的人。”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