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成名的她,80岁还在唱戏

2023-04-25 11:30:43
3.4.D
0人评论

妹妹的女儿小雅自北京返回我们小城上学,欲寻一位京剧老师继续学习京剧。很巧,通过两个人,就找到了年逾古稀的李老师。

妹妹说李老师一生唱戏,功力深厚,唱法正宗。在公园看了一次李老师教戏后,我女儿吵着也要跟着学。我带着女儿登门拜访,聊天时,李老师说,曾经人们都叫她“五岁红”——这个名字让我一怔,它仿佛是驾时光机,跟随它,能够轻松地将时空推到遥远的过去。

李老师的人生经历让我万分感慨,一直想动笔记录下来。

1

那一年,五岁红还不满五岁。土垒的戏台上铺着芦席,四周一圈布帷帐。台下,木板钉的大长凳上,坐满了热切的河工们。

这天要演的戏是京剧《张四姐》。刚上台,五岁红就有不祥的预兆,只觉脚在芦席上一踩一个坑——糟了,戏台垒得太松了。她有些慌张,因为演打“小快枪”(京剧演员表演基本功之一,用刀、枪、剑等各种器械训练武打技术的基本功也都叫把子功。每套把子均有专名,如小快枪、大快枪、小五套等)时,需要在快速旋转的同时,不断出枪和对面的父亲李兰对打。在快速旋转中,五岁红不断拔出深陷泥芦席中的脚,努力寻找平衡,四圈五圈……人小力弱,还是没有支撑住,跪倒在台上,手里的枪摔在了地上,台下一片哄笑。

恍惚中,她觉得对面的父亲操起地上的枪,“啪”的一声,狠狠地抽打在她的后腰上,她“啊”的一声,爬起来逃到后台,钻进化妆桌下面的土坑里躲起来——戏没散场,这个倒洗脸水的坑里没有水。

父亲拿着枪追了过来,气愤地说:“不能用技巧处理好吗?”

行政团长拦住了他:“您别这样,台下观众都等着呢!先让她把戏演完,该怎么罚由您做主。”

父亲无奈地朝行政团长点了点头:“好吧好吧。”

五岁红听了,乖乖地爬了出来,擦干泪痕,上台继续演出。演出结束后,父亲不许她吃饭,罚跪一夜。第二天,天刚亮,父亲又踢着跪在地上的五岁红,让她去练功,喊嗓子、拿大顶。

在戏班,每天练功是雷打不动的,哪怕是辗转跑场子的时节,白天卖戏,早晚也得抽空练功。雨天在屋檐或棚户下练功,雪天扫出一块空地练功。在路途中,五岁红常常骑坐在父亲的肩上,风雪吹红了她的小脸,忍受寒冷的同时,她渐渐能够体悟父亲说的“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的深刻含义——唱功是他们吃饭的手艺,是一家人活下去的依靠,是生死大事。

这些幼年的往事,五岁红记忆尤为深刻,也成为她生命的底色。

过去,在戏班唱戏的都是苦命孩子——没爹没娘的,家里穷得吃不上饭的,街头流浪的,受苦受难的,走投无路的。唱戏很苦,要下苦功夫,戏才能出彩。而除了唱戏,还得什么活都干,才能在戏班里站得住脚。当然,能站得住脚,唱好戏,也是给有钱人娱乐,地位还是卑微。

五岁红的父亲李兰就是这样的苦命孩子。他小的时候,爹被日本鬼子扔到水牢里淹死,紧接着娘又生病去世,成了没爹没娘的小叫花子,流落街头。最后,李兰被山东戏班班主李兆玉收留,在京剧科班里学戏。李兆玉的戏班当年在民间小有名气,活跃在鲁南苏北一带。李兰学武旦,聪明勤奋,很快就有模有样,开始上台演戏了。

戏班里,忙的时候演戏,闲的时候学戏,四海为家,哪里有人请戏,就去哪里演出。天当房,地当床,饱一顿,饥一顿。年景好的时候,能苦到粮也能苦到钱,年景不好的时候,老百姓手里没钱,就拿粮食换戏看。碰到打仗的时候,没有戏演,艺人变战士,上战场打鬼子。

李兰戏学得好,仗也打得“妙”。日本鬼子的碉堡里机枪“突突突”不停地扫射,人一片片地被打死。李兰抱起炸药包,小心翼翼地爬向碉堡,在机枪扫射的间隙敏捷地将炸药包扔进碉堡,然后一个“抢背”翻了下来——李兰在戏台上可是能翻三张桌子的高度——碉堡被炸了,他则毫发无伤。

战事消停后,戏班继续给人唱戏,苦点粮食糊口。在学戏、演戏、打仗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李兰逐渐长大,到了该成家的年纪,可是一个穷唱戏的孤儿,拿什么讨老婆呢?

老天垂怜,姻缘命定。有一天,李兰随戏班到地主家演戏,与地主家的一位姑娘看对了眼。后来,姑娘在兄弟的帮助下,顺着梯子爬出了高高的院墙,跟着李兰私奔了。这位姑娘叫林芳——也就是五岁红的母亲——是个可怜人,十多岁就在地主家当童养媳。起初,她在戏班里打杂,后来,夫妻俩从师爷的戏班出来,拉起了自己的戏班,成了家,立了业。

2

五岁红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母亲干活的时候总是把她背在身上,在后台的嘈杂忙乱和抑扬顿挫的戏腔中,她一天天长大了,咿咿呀呀开口说的话,就是各种唱词。蹒跚走路时,父亲就开始带着她练功,拿大顶、摆身段、学唱腔。

两三岁时,五岁红已经可以客串一些娃娃生的角色,这时,母亲又给她添了一对双胞胎妹妹,其中一个出生就夭折了,只剩一个二妹妹。家里添丁添口,负担更重了,父母不再有什么时间陪伴五岁红,她每天的乐趣就是跟着戏班的演员们练功,站在台口听戏学戏。

二妹妹刚会走路,母亲又怀孕了。日子很艰难,但父母亲对新生命还是充满期待。母亲挺着孕肚包揽所有的家务和杂活,包头(京剧戏班里的行话,就是把头包起来做成不同角色的相应的头发造型)、洗衣服、叠衣服、做饭。小妹妹出生时,正是全面抗战最后关头,中华大地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戏班很久都没戏可演,粮食也见底了。

五岁红记得小妹妹出生那天,一个破败的大通间被布帷帐分隔成几间房,母亲躺在最里面的一间。她偷偷地看到,母亲在一张破芦席上痛苦地呻吟着,从早上一直到傍晚,才听到“哇哇”的婴儿哭声。接生婆说:“嫂子,又是个女的。”母亲看也没看,拿起条破裤子把孩子一裹,扔到了床底,绝望地瘫软在席子上,“哇哇”的哭声戛然而止。

五岁红被这场景吓得怔住了,咬着嘴唇,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她无助地转身,要去找父亲。父亲一早出去找吃的,还没回来,她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就倚在门边,抽泣着,眼盯着门口那条马路的尽头。

天黑了,路上没有人,只有两旁的树在无力地摇摆。不知道过了多久,五岁红隐约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踉跄着迎了过去,扑在父亲的怀里,只说了声:“俺大,我饿!”眼泪又哗啦啦地流了下来——她看见父亲咯吱窝里夹着几张煎饼。

父亲拉着她匆忙往屋里走,有人说:“兰哥,有好事哦,养了个千金!”

父亲一边“好好”地应着,一边来到母亲的身边,问道:“孩子呢?”

母亲悲伤地说:“我撂床底捂死啦!”

父亲着急地说:“你怎么这么恶毒!?”

赶紧把孩子从床底掏了出来,已经冻青了,父亲心疼地揣在怀里焐着,小妹妹长呼一口气,才又“哇哇”地哭起来。

看到李兰拿回了几张煎饼,大伙很高兴,七手八脚烧了一锅开水,把几张煎饼放了进去,赶紧给母亲盛了一碗,加了点红糖——这是林芳这一天吃的第一口饭。吃完后,她用头巾把头缠着,就起来干活了。

后来再回想这个场景,五岁红慢慢明白了,父母都想生个儿子,为他们承担家业。过去戏班里唱戏的都是男人,女人唱戏是后来的事。

此后,五岁红练起功来不要命,别人能翻两张桌子,她一定要翻两张半,别人能转五圈,她就要转六圈。破皮了,摔伤了,继续练,脚指头摔歪了,掰过来,继续练,从来不吭一声。五岁红的“小翻”一次能翻三十几个。她就是要比大伙强,比男演员强。

小妹妹出生后不久,抗战形势越发紧迫,为了阻断日寇,武工队扒掉了徐州向南的铁路。李兰也跟随武工队一直向南转移,鬼子不断向铁路周边突袭扫射,许多民众也向南逃。

大运河上的铁路桥只剩镂空的钢架,人群在钢架上逃命。惊慌失足的,被挤落的,被击落的,一个个生命从桥架上落入江水中,成了一片片斑驳的浮萍。一个姑娘身子跌落下去,但粗黑的大辫子刮在桥上,她拼命地喊救命,慌乱不息的踩踏解开了姑娘的辫子和桥之间的死结,她惊恐地汇入了那片浮萍。李兰的一只小白鞋遗留在桥上,李兰很爱干净,白净的鞋在血迹斑斑的桥架上分外醒目……许多天后,乡人们转述这些情景的时候,怀抱着小女儿的林芳浑身惊恐地战栗着,也有乡邻安慰:“听说兰哥好像到南京金陵京剧团了,兴许他没死。”

看着三个幼小的女儿,林芳无声地流着泪。

林芳做了一个悲壮的决定:她扯了白布和麻绳,母女四人披麻戴孝,徒步去找她的兰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没有通讯,铁路公路都毁了,林芳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小女儿,五岁红一手扯着母亲的衣襟,一手牵着刚会走路的二妹妹。累了,她们就坐路边休息;渴了,就喝大河里的水,饿极了;就到庄稼地里扒点麦粒、玉米、红薯充饥。

走到徐州西的张河村时,林芳害了“汗病”,小女儿“哇哇”地要吃奶,五岁红和二妹妹要吃饭,母女四人实在走不动了。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一户人家好像有动静,林芳示意五岁红去要饭,五岁红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是怯生生地站在那户人家的门口。主人问她干什么,她泪眼汪汪地看着对方,然后扭头看了看身后不远处的母亲和妹妹。主人看到母女四人乞求的眼神,不忍地摇了摇头,然后把她们领到马路对面的店里,打开板搭门——店里都空了,货早已转移到南京了。

主人找了一块木板,让林芳躺下休息,然后端来一盆稀饭和几块菜饼,母女四人吃了一顿饱饭,活了下来。

主人询问她们的遭遇,林芳一五一十地把情况说了。主人听完便表示,他可以托人到南京打听李兰的下落,“在情况没落实前,你们放心在门店里休养”。林芳千恩万谢。接着,二妹妹和小妹妹也病了,只有五岁红没事,每天从早到晚倚靠在门上,盼着父亲的消息。

终于得到可靠消息,李兰确实在南京金陵京剧团,他听乡人说妻女四人一个月前就去找他,也一直托人四处打听她们的下落。当得知她们在张河村时,立马赶了过来。一家人见面后抱头痛哭,谢了恩人之后,李兰把母女四人接到了南京,安顿在金陵京剧团。

抗战胜利后,李兰带着一家人回到徐州唱戏。徐州是南北通衢,东西要道,许多戏班都在徐州卖戏。李兰经常邀请各地名角来戏班演出,也会应一些师兄弟或朋友引荐,带着五岁红到上海、南京、烟台、淮阴等各地演出。

每次演出,李兰都会安排女儿拜同台演出的名角为师,五岁红不知道自己拜了多少师父,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南京各地的师父都有,比如李菊颍、王香兰、黄曼秋、李云鹏、陶程程、孙玉玲、王蓝田、李钧昉等等,这些师父当时大多年事已高,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师父们演戏时,五岁红会在台口出神地看,一出戏听个一两遍,差不多就会了,再经师父指点,就能很好地把握一出戏了。大家都说:“这哪是学戏,这就是‘吃’戏。”

五岁时,戏班常演的旦角戏,不论哪门哪派的,五岁红都能演,并且已经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她和父亲主演的戏场场爆满,被票友们称为“五岁红”。

3

新中国成立以后,京剧行业实施剧院团制度,京剧演员纳入体制内,有固定工资。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由“下九流”“戏子”变成了“演员”“文艺工作者”,受人尊敬。传统京剧迎来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黄金时期,各地纷纷成立剧团。

李兰被师兄弟邀请到邻市筹建市京剧团。他又从老家找了五六个人一起赶了过去,其中有京剧科班兄弟,还有部队文工团复员军人以及五岁红等家人。他四处筹措资金,大家一起动手锯木头、钉板凳、搭舞台,把已成废墟的老剧场重新建了起来。从山东、南京请来几位名角做指导,加上当地的几位演员,市京剧团就正式成立了。

京剧传统剧目在新时期的舞台上重新焕发生机,五岁红在这一时期的演出中快速成长起来。

两年后,李兰老家的领导要求他回去筹建县京剧团。李兰便带着家人还乡,县里实行公私合营,全县上下的戏班、演员、道具、服装等都集中起来,成立了县京剧团。

县京剧团深入城乡演出,五岁红的戏深受百姓喜爱,一票难求,常常是剧场内外挤满了人。有一次,五岁红生病发烧,挂着吊瓶,不能演出。观众纷纷要求退票,五岁红只好拔了针管,忍痛上台演出。

几年的磨砺,五岁红已是县剧团优秀的青年演员。她的表现引起了县分管文化的王部长的注意,王部长是北京戏曲研究院下放干部,他说:“这么好的苗子,一定要送到北京进修,好好培养。”

那年,五岁红十七岁,在剧团党支部书记的介绍下,火速入了党。一年后,她被派往北京中国京剧院进修。

五岁红被分在中国京剧院四团,有全国各地来京进修的京剧演员,还有中国戏曲学校的演员。

团里一位刘老师问五岁红:“会唱《拾玉镯》吗?”

五岁红心想,自己在娘胎里就唱戏:“这当然会啦。”

刘老师让她唱唱看,五岁红就开始念底儿,打诗白引子。听了听,刘老师笑了笑说:“别念了,别念了,我教不了啦。”

五岁红怯怯地说:“怎么啦?错了吗?先生就是这样教我的。”

刘老师说:“你这是从头到尾传统的教法,我们学的是出国演出的,简易的,你这不用学了。”

后来,一位杨老师问她能唱《穆柯寨》不,五岁红点点头。

杨老师说:“你把‘坐山’(《穆柯寨》里的一场戏)演给我看看。”

五岁红演了三分之一,杨老师便说:“好了,不要做了,你这是地地道道的梅派坐山,一招一式都很好,我也不教了——你的师父是谁啊?”

五岁红说:“教我‘坐山’的是上海的李君宝老师。”

过去民间戏班的演员,各门各派的戏都要会唱,观众喜欢哪出戏你就得唱哪出,戏班养不起那么多的演员。五岁红从小在戏班里长大,得到过许多优秀老艺人的栽培,所以梅派、荀派、程派等各个门派的经典剧目,她唱得都很好。现在老师们都不教自己了,这可怎么办啊?五岁红不知如何是好。

耗了半年之后,推荐她来进修的王部长来看望她,她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和处境。王部长马上和中国京剧院的领导反映了五岁红的情况。随后,五岁红被调到了一团,跟随阎世善老师学习《武松打店》《扈家庄》《挡马》《打焦赞》《虹霓关》《打孟良》等经典剧目,阎老师让五岁红一个一个走给他看,指出问题,五岁红再按要求调整、练习。

一段时间下来,五岁红进步非常快。阎老师也有意将五岁红留下来:“这确实是棵好苗子,很难得!”

五岁红得知后,却犹豫起来。她想到父母,想到小妹妹出生时,母亲的绝望和嫌弃,想到父母没有儿子,两个妹妹还年幼,谁来照顾他们呢?她不能丢下父母不管,她要照顾父母,她要自闯天下,给父母更好的生活。

于是,进修结束后,五岁红毅然地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她想像以前那样到全国各地跑单帮,多演戏多挣钱,孝养父母。

哪知道,她这个想法有点“一厢情愿”——时过境迁,私人剧团不允许进行商业演出。五岁红深受打击,一度郁郁寡欢。后来,在一位师姑的引导下,她天天练功、琢磨戏,逐渐走出阴霾,在县剧团的各种演出中表现突出,戏唱到哪儿就火到哪儿,成了剧团的台柱子。

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李兰曾经收养过一位女子做养女,以便跟五岁红搭戏,这时,有风言风语说他和那女子关系不正常,于是李兰被打倒了,下放到乡下一个菜园子里种菜。

当时,少不更事的五岁红一度因此非常憎恶父亲,多年不与父亲讲话,她想:“如果你没有做的话,别人怎么会冤枉你呢?”

李兰被下放后,五岁红作为台柱子,大大小小的演出需要她支撑,没人敢明面上欺负她,但她的两个小妹妹在剧团饱受排挤。五岁红只能一边认认真真地演出,一边忍气吞声、小心翼翼地照顾两个妹妹,同时教四个学生唱戏。

随着京剧传统剧目全面停演,只会演旧戏的五岁红也成了多余的人,差点被扔进河里淹死。幸亏许多群众为她说话,才把命保了下来。

几十年后,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坎坷后,五岁红老泪纵横地说:“我对不起父亲,父亲呕心沥血地培养我,我却不理解他、不信任他……父亲是优秀的演员,是顶天立地的汉子!是好父亲!”

4

躲过被淹死的厄运后不久,五岁红被迫改行,到了县商业局人事科。人们以为五岁红在北京进修过,应该能写会画。谁知,五岁红自小学戏,和父母一起讨生活,没有时间学文化。后来,商业局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下乡宣传农副业生产,别人写好稿子,五岁红就照着念,都是些怎么养猪、种植什么好的内容。

这期间,有人给五岁红介绍了个市区的小伙子,大学毕业,会流利的日语,曾是重点中学的老师,因为在黑板上写字时说了句“这粉笔灰就吃饱了”,就被打倒下放到工厂做工人,工资只有之前的三分之一,家里兄弟姊妹八九个,又是前后娘。

起先,五岁红和家人都没有看好这段姻缘。可小伙子喜欢五岁红,铆足了劲儿追求她。过了一阵,五岁红心软,觉得他挺可怜的,懵懵懂懂就同意了。

结婚时,五岁红二十五岁,从县城商业局人事科调到了市糖烟酒公司宣传科。一直活跃在舞台上的她,不习惯机关里的清闲,主动要求下基层,到柜台帮忙,做服务工作。柜台工作也不简单,需要算账、打算盘,一两果子几毛钱几两粮票,不能出一点差错。

五岁红看着别人打算盘,认真记着、学着,然后私下里默默练习,硬是学会了打算盘算账。逢年过节,货卖得非常多,一大堆一大堆的毛票、硬币,她一丝差错也不会出。

柜台虽然是个服务窗口,却也是个考验人的地方,时常会有一些服务员不知不觉就被调走了,五岁红很是纳闷。后来山东部队转业的老书记瞪着眼睛跟她说:“手脚不老实,钱出问题,能不调走吗?”

任何事只要干了就必须认真干好,这是五岁红从小学戏演戏时养成的习惯。对于这个服务工作,五岁红也像演戏一样,投入了百分之百的热情和精力,她把柜台内外收拾得干净整洁,每天提前到岗准备,下班后盘账、整理妥当后才离开。

听说有个在北京进修过的漂亮女演员站柜台,不少年轻顾客假装买东西,凑过来看五岁红,还有人说要给她介绍对象。五岁红不说话,只是埋头干活,心想:“我都已经是三个女儿的妈了,哪有工夫跟你们拉呱?”

工作加上三个女儿的陆续出生,一度让五岁红心力交瘁。好在两个妹妹成家后,母亲辞去工作从县里来给她照看孩子。即便这样,工作和育儿还是占去了五岁红所有的精力,丈夫对此很不满。

丈夫的脾气越发暴躁,甚至恶语相加,这让要强的五岁红难以接受,他们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就在他们的婚姻即将满十周年的时候,五岁红不愿再将就,两人离了婚,三个女儿判给了丈夫。五岁红托了很多关系,才把三个女儿的抚养权争了回来。

五岁红离婚后不到半年,十年浩劫结束,古装戏重新放开。市里分管文化的领导知道商业局有个京剧人才,就将五岁红调到了市京剧团。当时,烟台、青岛、温州等地的京剧团都来要五岁红,给房子、给级别,市文化局都不放人。五岁红考虑到父母、孩子、姐妹都在此地,不能扔下他们不管,于是也安心地留了下来。

那时五岁红才三十五岁,风华正茂,领导、同事、朋友、家人都争相给她介绍对象,也有不少追求者,可她选择放弃再婚。她说,自己有三个女儿,再婚对象和她结婚,可能会对她好,但会怎么对待她的三个拖油瓶呢?她常年在外演戏,男方又如何和三个女儿相处呢?如果这次婚姻又出现问题,一定会有风言风语说是她这个演员的不是。剧团确实有一些不检点的人,可她不是,她从小学艺很规矩、很讲究,台上风风火火,台下很保守,从不和乱七八糟的人接触。她有热爱的京剧事业,也能养活三个女儿,她情愿不再婚。

当时,市京剧团人才极度缺乏,乐师只有拉京胡的,没吹笛子唢呐的,没有像样的武生,丑角也不够用,唱一出戏很不容易。剧团外出演戏,由五岁红带队,凭借她个人的唱功和技艺,硬是带领剧团圆满完成两个月的演出任务,否则,最多撑一周就得打道回府。

当年,五岁红还曾应邀在温州演了三个月的戏,温州民间经济发达,戏曲文化土壤丰厚,仍有旧日的习俗,无论是单位还是私人,大事小情,都会“请大戏”。五岁红的戏在当地很受欢迎,人们送她“贤妻良母、艺德高尚、品德优秀”的美誉。

回来后,领导让五岁红当团长,五岁红不愿意。她说:“当团长就没有精力钻研戏了,我是个演员,戏是我的天,我只想为观众演好每一出戏。我不能荒废了自己的艺术。”

五岁红们仍在精益求精地钻研技艺,可是京剧的这次复苏已不复之前几次的强劲势头。

经过了“罢黜百家、独尊样板”的十年,演员和观众都出现了断代。改革开放以后,港台和西方流行文化涌入,电视普及,大众文化日趋多元化,看京剧不再是人们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了。80年代短暂的几年表面繁荣后,各地的京剧团纷纷陷入困顿,人才大量流失,最终有的萎缩瘫痪,有的被取消,有的被合并。

五岁红所在的市京剧团,在古装戏重新放开的最初几年进了不少演员。后来随着京剧在当地的式微,大家都各显神通,逃离剧团。年轻演员纷纷转到地方戏剧团或其他演艺团体,而年长的演员则要么提干,要么转行。

五岁红一直坚守在市京剧团,剧团兴盛的时候,让演什么戏就演什么戏,不让演,她就看着别人演,跟着别人学。剧团衰败了,她也不急,她相信国粹艺术还会有辉煌的一天。她依旧坚持练功、学戏,只要需要她上场,她就认真演好戏,直到2000年她五十七岁时,正式退休。

5

我第一次带着女儿去五岁红家,是在2021年的夏天。

在一家精品大酒店和一所中学之间,遗落着几幢破旧的两层联排砖混小楼,坐北朝南。小楼西侧是一排坐东朝西的两层临街商铺,将小楼和街面的喧嚣分割开来。商铺正中间的门洞是小楼里的人们进出的唯一通道。穿过门洞,仿佛魂穿四十年前的家属院——小楼底层有自搭的各式小厨房,二楼有凌乱的电线和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服,两排楼之间中间是铺着水泥板的走道。

按妹妹给我指的路,我从一处逼仄的楼梯上到二楼。楼梯的拐弯处,一只灰白小花狗和一只咖色小泰迪朝我不停地叫着。它们都被拴在栏杆上,我伸手摸了摸小花狗,小花狗不叫了,伸手摸小泰迪时,它一直亢奋地跳着。

我越过两个小家伙,看到直怼着楼梯的房门虚掩着,门东是小厨房,厨房边上有个大大的平台。我冲着房门喊了声“李老师”,五岁红睡眼惺忪地迎了出来,歉意地说:“刚睡醒。”

她把我让进屋,转身去了厨房。房间昏暗、破旧,摆得满满当当,好在层高不低,倒也不显得压抑。两个大开间,里间应该是卧室,外间北侧靠窗户是一张大床,西面靠墙依次摆着紫红色木质老式沙发,老式印花梳妆柜。卧室房门北侧放了张桌子,桌上桌下摆满吃的用的物品,南侧摆着一个大立柜。看得出来,这些家具虽然很老了,想必当初都是上好的品质,历经岁月,看起来仍然很有力量感。

再进屋来的五岁红好像是变了一个人,化了淡妆,光彩照人。她指着那两只小狗说:“这两只都是街上的流浪狗,没人要了,瘦得不行,被我捡来养着。”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我问她学习京剧相关的问题,她跟我讲她的学艺经历。

其间我问:“为什么没有换房子呢?”

五岁红认真地说:“你看我在舞台上大胆泼辣,私底下我很保守,不跟外界接触。父辈人说‘宁要家满不要房宽’,我就记着了。当年老街上四上四下的小楼,市里领导都给我,我没要,只要了两间,带着老妈和三个女儿住,够住就行了。老街改造成商业街后,太闹腾了,单位就安排到这儿来住了,这里安静,离公园也近。原先这楼下也是我的,借给人住,借着借着就不是我的了。”

说着话,有位穿着牛仔裤的中年女士从屋里走了出来,去厨房洗把脸就出门了。望着出去的身影,五岁红缓缓地说:“这是我的二女儿丽丽,今年五十一岁了,我这一辈子绑在她身上了。”

说着,她眼眶一红。我第一次带着女儿去五岁红家,是在2021年的夏天。

在一家精品大酒店和一所中学之间,遗落着几幢破旧的两层联排砖混小楼,坐北朝南。小楼西侧是一排坐东朝西的两层临街商铺,将小楼和街面的喧嚣分割开来。商铺正中间的门洞是小楼里的人们进出的唯一通道。穿过门洞,仿佛魂穿四十年前的家属院——小楼底层有自搭的各式小厨房,二楼有凌乱的电线和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服,两排楼之间中间是铺着水泥板的走道。

按妹妹给我指的路,我从一处逼仄的楼梯上到二楼。楼梯的拐弯处,一只灰白小花狗和一只咖色小泰迪朝我不停地叫着。它们都被拴在栏杆上,我伸手摸了摸小花狗,小花狗不叫了,伸手摸小泰迪时,它一直亢奋地跳着。

我越过两个小家伙,看到直怼着楼梯的房门虚掩着,门东是小厨房,厨房边上有个大大的平台。我冲着房门喊了声“李老师”,五岁红睡眼惺忪地迎了出来,歉意地说:“刚睡醒。”

她把我让进屋,转身去了厨房。房间昏暗、破旧,摆得满满当当,好在层高不低,倒也不显得压抑。两个大开间,里间应该是卧室,外间北侧靠窗户是一张大床,西面靠墙依次摆着紫红色木质老式沙发,老式印花梳妆柜。卧室房门北侧放了张桌子,桌上桌下摆满吃的用的物品,南侧摆着一个大立柜。看得出来,这些家具虽然很老了,想必当初都是上好的品质,历经岁月,看起来仍然很有力量感。

再进屋来的五岁红好像是变了一个人,化了淡妆,光彩照人。她指着那两只小狗说:“这两只都是街上的流浪狗,没人要了,瘦得不行,被我捡来养着。”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我问她学习京剧相关的问题,她跟我讲她的学艺经历。

其间我问:“为什么没有换房子呢?”

五岁红认真地说:“你看我在舞台上大胆泼辣,私底下我很保守,不跟外界接触。父辈人说‘宁要家满不要房宽’,我就记着了。当年老街上四上四下的小楼,市里领导都给我,我没要,只要了两间,带着老妈和三个女儿住,够住就行了。老街改造成商业街后,太闹腾了,单位就安排到这儿来住了,这里安静,离公园也近。原先这楼下也是我的,借给人住,借着借着就不是我的了。”

说着话,有位穿着牛仔裤的中年女士从屋里走了出来,去厨房洗把脸就出门了。望着出去的身影,五岁红缓缓地说:“这是我的二女儿丽丽,今年五十一岁了,我这一辈子绑在她身上了。”

说着,她眼眶一红。我第一次带着女儿去五岁红家,是在2021年的夏天。

在一家精品大酒店和一所中学之间,遗落着几幢破旧的两层联排砖混小楼,坐北朝南。小楼西侧是一排坐东朝西的两层临街商铺,将小楼和街面的喧嚣分割开来。商铺正中间的门洞是小楼里的人们进出的唯一通道。穿过门洞,仿佛魂穿四十年前的家属院——小楼底层有自搭的各式小厨房,二楼有凌乱的电线和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服,两排楼之间中间是铺着水泥板的走道。

按妹妹给我指的路,我从一处逼仄的楼梯上到二楼。楼梯的拐弯处,一只灰白小花狗和一只咖色小泰迪朝我不停地叫着。它们都被拴在栏杆上,我伸手摸了摸小花狗,小花狗不叫了,伸手摸小泰迪时,它一直亢奋地跳着。

我越过两个小家伙,看到直怼着楼梯的房门虚掩着,门东是小厨房,厨房边上有个大大的平台。我冲着房门喊了声“李老师”,五岁红睡眼惺忪地迎了出来,歉意地说:“刚睡醒。”

她把我让进屋,转身去了厨房。房间昏暗、破旧,摆得满满当当,好在层高不低,倒也不显得压抑。两个大开间,里间应该是卧室,外间北侧靠窗户是一张大床,西面靠墙依次摆着紫红色木质老式沙发,老式印花梳妆柜。卧室房门北侧放了张桌子,桌上桌下摆满吃的用的物品,南侧摆着一个大立柜。看得出来,这些家具虽然很老了,想必当初都是上好的品质,历经岁月,看起来仍然很有力量感。

再进屋来的五岁红好像是变了一个人,化了淡妆,光彩照人。她指着那两只小狗说:“这两只都是街上的流浪狗,没人要了,瘦得不行,被我捡来养着。”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我问她学习京剧相关的问题,她跟我讲她的学艺经历。

其间我问:“为什么没有换房子呢?”

五岁红认真地说:“你看我在舞台上大胆泼辣,私底下我很保守,不跟外界接触。父辈人说‘宁要家满不要房宽’,我就记着了。当年老街上四上四下的小楼,市里领导都给我,我没要,只要了两间,带着老妈和三个女儿住,够住就行了。老街改造成商业街后,太闹腾了,单位就安排到这儿来住了,这里安静,离公园也近。原先这楼下也是我的,借给人住,借着借着就不是我的了。”

说着话,有位穿着牛仔裤的中年女士从屋里走了出来,去厨房洗把脸就出门了。望着出去的身影,五岁红缓缓地说:“这是我的二女儿丽丽,今年五十一岁了,我这一辈子绑在她身上了。”

说着,她眼眶一红。我第一次带着女儿去五岁红家,是在2021年的夏天。

在一家精品大酒店和一所中学之间,遗落着几幢破旧的两层联排砖混小楼,坐北朝南。小楼西侧是一排坐东朝西的两层临街商铺,将小楼和街面的喧嚣分割开来。商铺正中间的门洞是小楼里的人们进出的唯一通道。穿过门洞,仿佛魂穿四十年前的家属院——小楼底层有自搭的各式小厨房,二楼有凌乱的电线和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服,两排楼之间中间是铺着水泥板的走道。

按妹妹给我指的路,我从一处逼仄的楼梯上到二楼。楼梯的拐弯处,一只灰白小花狗和一只咖色小泰迪朝我不停地叫着。它们都被拴在栏杆上,我伸手摸了摸小花狗,小花狗不叫了,伸手摸小泰迪时,它一直亢奋地跳着。

我越过两个小家伙,看到直怼着楼梯的房门虚掩着,门东是小厨房,厨房边上有个大大的平台。我冲着房门喊了声“李老师”,五岁红睡眼惺忪地迎了出来,歉意地说:“刚睡醒。”

她把我让进屋,转身去了厨房。房间昏暗、破旧,摆得满满当当,好在层高不低,倒也不显得压抑。两个大开间,里间应该是卧室,外间北侧靠窗户是一张大床,西面靠墙依次摆着紫红色木质老式沙发,老式印花梳妆柜。卧室房门北侧放了张桌子,桌上桌下摆满吃的用的物品,南侧摆着一个大立柜。看得出来,这些家具虽然很老了,想必当初都是上好的品质,历经岁月,看起来仍然很有力量感。

再进屋来的五岁红好像是变了一个人,化了淡妆,光彩照人。她指着那两只小狗说:“这两只都是街上的流浪狗,没人要了,瘦得不行,被我捡来养着。”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我问她学习京剧相关的问题,她跟我讲她的学艺经历。

其间我问:“为什么没有换房子呢?”

五岁红认真地说:“你看我在舞台上大胆泼辣,私底下我很保守,不跟外界接触。父辈人说‘宁要家满不要房宽’,我就记着了。当年老街上四上四下的小楼,市里领导都给我,我没要,只要了两间,带着老妈和三个女儿住,够住就行了。老街改造成商业街后,太闹腾了,单位就安排到这儿来住了,这里安静,离公园也近。原先这楼下也是我的,借给人住,借着借着就不是我的了。”

说着话,有位穿着牛仔裤的中年女士从屋里走了出来,去厨房洗把脸就出门了。望着出去的身影,五岁红缓缓地说:“这是我的二女儿丽丽,今年五十一岁了,我这一辈子绑在她身上了。”

说着,她眼眶一红。

丽丽漂亮、聪明,但性格内向,80年代末毕业后被分配在食品厂。工作后不久,食品厂就接二连三地有女工变魔怔了。坊间传言,“厂里闹鬼不干净”。五岁红感觉丽丽好像也和以前不一样似的,想着食品厂整天杀猪宰羊的,于是就不让她去上班了。

那时丽丽也就十八九岁,有时会到家边的文化宫里玩。以前的文化宫是年轻人娱乐的场所,有一次,有个男青年搭讪,说带她去找工作,她就高兴地跟着去了。他们坐火车到徐州,然后又倒了好几次汽车,到了山东一个偏僻的黑兵工厂——男青年把她卖到了厂里。她被强迫在这个封闭的厂里做枪把子,她知道不想办法逃出去,可能就会死在这里了。

厂里有个做饭的司务长,以前当过八路军,平时经常外出采购,人很和善。这天下着大雪,丽丽假装上厕所,在厕所里写了一封求救信,然后请求司务长帮忙带到外面寄出去。信是写给五岁红的,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五岁红一直没有收到。

等了很多天,没有音讯,丽丽又设法写了第二封求救信,这次她写给了街道派出所户籍警朱警官。朱警官接到信后,马上通知五岁红。被女儿失踪折磨了近两个月的五岁红,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朱警官的消息让她绝望的心燃起了希望。

朱警官和当地派出所联系,了解情况,确定了解救方案。随后,朱警官带领公安干警、特警开了一辆车,五岁红前夫单位出了一辆车带着五岁红家人和亲友,两车人按照与内线约好的时间,准时来到黑兵工厂门口。

这时,刚好是工厂开门的时间,丽丽已经按照口信悄然来到了厂门口,看到两辆家乡车牌的车停在门口,她发疯一样狂奔着冲出大门,向车跑去。传达室里的门卫见状,一窝蜂地追了出来。眼看着丽丽已经爬上了车,可说时迟那时快,有两个门卫扒住了车门,情急之下,车上的人把两个门卫一起拉上了车,按倒在车上,两辆车就开足马力一路狂奔。

车开了很长一段时间,路过一个乡镇,确定后面的人追不上来后,他们把两个门卫扔下了车,然后才顺利回家。这件事让丽丽的精神备受刺激,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情绪才逐步稳定。

五岁红刚想松口气,母亲又突然撒手人寰、怆然离世,不久后,父亲也随母亲而去了。父母相继离世的痛楚和悲凉,成了五岁红心中永远的伤痛。

曾几何时,年幼的五岁红就决心要像男子汉一样照顾父母,给父母最好的生活,可世事岂如人意?从五岁红一出生,父母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培养她,给她创造各种学习提升的机会,虽说五岁红在艺术上一直表现出色,然而生活又不只有艺术。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五岁红对父亲李兰的误解,给父亲造成怎样的打击,无人知晓,而父亲在乡下小菜园走完了怎样孤寂的后半生,五岁红也无法想象。虽然在父亲最后的岁月里,五岁红会带着母亲和孩子去看望他,然而,这样的时光到底还是短暂。

给自己撑着天的人走了,五岁红瞬间感受到了生活更大的压力。好在妹妹常会来帮她照料家事,大女儿和小女儿也相继工作成家了。大女儿夫妇在事业单位工作,小女儿留学回来后,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

6

丽丽精神状态稳定后,五岁红重新全情投入到工作中。此后,有人给丽丽介绍了个对象,两人谈了不久就在一起了,五岁红出差回来后才知道,也就默许了这门婚事。没料到,这个女婿脾气不好,经常家暴。丽丽的孩子出生第一天,婆家几个人空着手来看看就走了。五岁红当即决定:丽丽和外孙她自己养,与这家人一刀两断。

从此,小外孙就在五岁红的怀抱里一天天长大。抚养年幼的外孙,照顾精神状态不稳定的二女儿,对于已年逾五旬、干了一辈子事业的五岁红来说,其中的艰辛自不必说。

而经历过各种打击的丽丽,仍然状况不断,灾难像影子一样纠缠着她,也无情地侵蚀着五岁红的生活。有一次,丽丽又被人拐卖到县城,被毒打得遍体鳞伤,半夜被撂到河里,所幸没淹死,她自己爬了上来,打车逃回了家。可到家后,丽丽什么也说不清楚,反倒是精神状态不断恶化,需要持续服药干预和控制。

既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小的,还要照顾精神失常的大的,有一次,五岁红实在太累了,没有盯着丽丽吃药,没想到,丽丽竟然把一瓶药都吃了下去,然后就昏死过去了。送到医院时,瞳孔已经放大。五岁红找最好的医生抢救,丽丽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又捡回一条命。

从那以后,五岁红不敢有一丝大意,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这一大一小。尽管如此,还是状况百出,丽丽一会儿被车撞断腿了,一会儿又莫名地被人打了……

五岁红没被这些事打败,她说:“哭泣和埋怨赶不走挫折和苦难,只有昂起头,一步步向前,一点点把生活过好。”

为了二女儿母子俩,五岁红退休后那几年完全告别舞台。好在,在她的照拂下,如今,她外孙已经是一米八的帅小伙了,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工作,丽丽也终于精神稳定,能够照顾自己的起居生活了。

只是,五岁红已经满头银丝,年近八旬。

当我们的话题转回到京剧上来时,五岁红凝重的眼神中瞬间升腾起明亮的光芒。

看到我女儿对京剧感兴趣,五岁红非常开心,她让我女儿下腰、压腿,仔细看了看她的身段,欣喜地说:“这孩子看着身子长得结实,可柔韧性又非常好。”又教了我女儿《贵妃醉酒》里的一句唱词,听了听她的声音,五岁红说:“声音也很好,又润又亮,是个大青衣的好料子。”

随后,五岁红着重示范了唱词里的一个转音。我女儿练了好多次,才找到了一点感觉,忍不住感慨道:“好不容易啊!”

五岁红说:“可不是嘛,你看就这个转音,在台上也就几秒钟就唱过去了,台下可要花很多功夫,有的演员要练好几个月才能熟练掌握。”

随后五岁红又对着我女儿说:“你领悟得挺快的,我教你,好好学,以后一定有出息。”

我能感受到,五岁红对年轻人学京剧的热切期望。其实,我女儿只是觉得京剧好听,很好奇,想了解了解,学着玩玩,只要学校课业一紧,随时就学不了了。

想到这里,我心里不禁有些歉意。

7

五岁红在给徒弟说戏 (作者供图)

我第二次去五岁红家已是2022年的夏天。外甥女小雅一直在跟随五岁红学京剧。每周六周日的上午,在五岁红家附近的公园里,师徒俩都会好好待上两三个小时。

家里聚会时,小雅有时会给我们唱一段,字正腔圆,招招式式都很有范儿。而我女儿因为中考学业重,没有时间再学习京剧,很是遗憾。妹妹偶尔会讲起五岁红的生活,这让我还想去拜访拜访她。

那天,两位狗将军仍然在楼梯的拐弯处,冲着我敷衍地叫着。敲了门,五岁红还是刚睡醒,听到了“李老师”的叫声后,迎到门口。

我一脚踏进屋时,满屋热烘烘的尿骚味扑面而来,定睛一看才发现,房间里放了七八个大大的宠物笼子,里面是一只只慵懒的猫。看见我尴尬的表情,五岁红说,咱们去厨房吧,那边开着空调。于是我就退了出来,顺手推开右边厨房的门,这时才发现,小厨房长大了,原先的平台不见了。

五岁红说:“你看,变了吧?我把这平台给盖了起来,做了一个新厨房,建了个卫生间,原先的厨房改成了小卧室。”

我仔细打量一下,只见小卧室里单人床顶上的吊柜,和床头的立柜以及厨房的橱柜,都是一样的胡桃木色,配着典雅的古铜色把手。

这时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厨房中间的小餐桌上,顿觉很温馨。五岁红一袭红花绿叶重磅真丝连衣裙,染黄的短发烫成了小卷,画着精致的妆容,金丝边眼镜上金色的链子自然垂至肩后,雍容华贵。

她泡了杯茶,慢悠悠地喝着。

我说:“这下宽敞、方便了!这申请盖房很麻烦吧。”

五岁红说:“起先我申请要把平台盖起来,城管、街道三天两头来说不许盖。前段时间,我刚捡的一只受伤的流浪猫,在院子里被人给毒死了,我心疼啊,在楼下院子里哭得昏天黑地的,街道的领导都惊动了。里外的人都以为这老太婆疯了,一个流浪猫至于吗?你说至于吗?那是一条命啊。你看我现在收留了这么多流浪猫流浪狗,我没有地方放了啊。我放外面不安全啊。我这房子原先楼上楼下,现在只有楼上了。”

说这话时,五岁红眼圈红红的:“然后,我就一夜之间把平台盖了起来,我让工人把外墙都蒙上了塑料布,规定说用塑料布搭临时棚子他们不管。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啊,后来也没人管我了。”

“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顿饭。”五岁红向手里的那杯茶努了努嘴,这时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外孙在外地工作,丽丽经常不在家吃饭,五岁红的生活回归自我,又能与戏相伴了:“昨天晚上,我在手机上学台湾几位老前辈的戏,一直学到凌晨四点多。手机上有许多京剧名家的戏,我得天天看,天天学。”

随后,她又聊起自己如今的作息,不管几点起床,都是先收拾一下家务,然后喂猫喂狗遛狗浇花,做完这些后,坐下来喝茶,饿的话,最多就吃两块饼干,然后就去公园教徒弟们练功、唱戏,“几十年在剧团养成的习惯,早起练功,不吃饭”。

每次去公园,五岁红都会带些粮食去喂公园的小鸭子小鸟,一般到下午一点多回家做饭吃,然后午休。傍晚,她也会去公园,公园的西北角是她的根据地,上午或傍晚,你会看到一位银发老太和几位女士或小朋友抑扬顿挫地唱着京戏,或一阵舞枪弄棒。

五岁红舞枪视频 (来源:网易人间)

我诧异地问:“您都八十岁了,为什么还这么拼命地唱戏、学戏呢?”

五岁红很认真地说:“人老了,倚老卖老,有国家给的退休工资,就吃喝享受,我不喜欢这样。我要学习。我一旦学起戏来,什么都不想,饭不想吃,觉不想睡,废寝忘食,学了戏以后,我的肚子是满满的,精神也饱满,心情也愉快,感觉自己又年轻了。谁跟我谈戏,我就开心。我的徒弟跟我拉家常,常会被我批评。”

顿了顿,她又说:“不管什么时候,人都要有价值,为观众唱戏,为京剧发展出力就是我的价值。京剧是艺术,是国粹,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好几次京剧的兴衰,我相信京剧一定还会再兴盛起来的。我愿意为京剧的复兴再献一点力。”

对于现在的生活,五岁红说她很知足,问心无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她说在人生的各个关口,她的选择并非都是最好的,比如当时在中国京剧院进修时,如果选择留在北京,事业是否会有更好的发展呢?

“可人生没有如果,好在我的选择都还算稳妥,兜兜转转一直能从事所热爱的京剧事业,始终相信政府,勤恳工作,认真唱戏,在每个岗位上,都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服务社会,最终在市京剧团顺利退休……”这看起来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可对于五岁红这些老一辈的艺人来说,却是不容易的。

五岁红说:“很多解放前京剧界响当当的角儿,建国后被关在体制外,晚景凄凉。”

比如她师姑的朋友,以前是上海非常出色的大武生,哥哥、老婆都是演员,他演的十八罗汉、猴子戏、花车戏,都是大戏,解放前享誉一方,出门前呼后拥,戏装、道具非常昂贵,家大业大。解放后,国家成立了各级专业剧团,老艺人们有的进入国家的各级剧团,有的出国了,有的就在体制外自谋出路。师姑的朋友是最后一种情况,可是时势已经不同,社会上的各种演出都是由各级专业剧团承担,过去的流动演员、跑单帮、民间剧团都没有生存空间,于是他的家业逐渐衰落了。

“他年老时,在医院里蹬个小三轮车,用小暖瓶给病人送熬好的中药,有一次骑着骑着,一不小心车翻了,一车的中药都打翻……”说到这里,五岁红的眼圈就红了。

如今,已至耄耋的五岁红谈到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没有成为享誉全国的“大师”,而是因为一直忙于事业,没有把三个女儿教育好:“没有一个孩子能继承我的京剧事业,没有一个孩子能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成就。”

我想,从世俗意义上看,她的大女儿、小女儿都过得不错,可能是五岁红一生要强,对此就没那么满意罢了。她说,大女儿和小女儿并不认同她的生活方式,也根本不喜欢京剧,平日没有太多这方面的交流。而二女儿丽丽一生坎坷不幸,她只能竭尽全力照顾:“虽然我已经老了,只要我在一天,就会照顾二闺女一天。以后呢,我不知道。有一天,就唱一天的戏……”

(本文人物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不少于2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无障碍浏览 进入关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