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癌的我,在余生中与母亲重逢

2022-09-21 12:41:19
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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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2年的夏季燥烈而绵长,大多数时间,我一个人在家。

结肠癌术后肠道造瘘,我的肚子上多了一个用来装粪便的造口袋,夏日衣服单薄,根本遮不住袋子,出院后我便一直待在家里。一时间很难适应身体的变化,我搞不清“癌症病人”和“造口病人”哪个身份更惨一点。尽管我的管床医生俞博士安慰我说“很多人都有造瘘”,但在胃肠外科病房住了1个多月,我也只见到6个——那时我才刚到30岁,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很多人”,也许是对医生漫长的行医生涯而言。

“咚咚”的敲门声响起,我打开门,是门房张阿姨。她扯着大嗓门叫:“什么东西,糊啦糊啦!”我心里一顿自骂,赶紧冲回厨房,发现沸腾的中药正从罐口冒出来,盖子左右打摆地跳着。

关火、揭盖,还好没烧干,残留了一口药。张阿姨见没事了,就挥舞着一个牛皮纸封面的小本子对我说:“刚才楼下扫地,看到你开窗,才发现你在家——快把水电费交了。”

其实前几天我就听到了敲门声,由于不想见人,就没有动弹。这次被找上门,我赶紧打开抽屉掏出钱包,只有两张红票。

“你看你看,我就预着呢,你张阿姨我什么都带了。”张阿姨靠过来,从兜里掏出零角放在桌上,再将200元塞进自己的口袋。一切自然娴熟,尽管是独角戏也毫不冷场。

张阿姨是河南人,是我爸单位司机的媳妇,因嫁来武汉多年,她的口音早已混合了汉腔。刚来的时候,单位能帮忙解决家属工作,就把她安置到了门房。那天,家属院里的人都去打量这个秀气害羞的新媳妇,她低头红脸地捋衣角,把糖果塞给窜进窜出的小孩子。后来大院里流行“交换菜品”,有人说张阿姨厨艺粗糙,土豆丝切得像擀面杖,菜里又舍不得放油,干巴巴的。直到那年元旦,我妈叫她去老干部活动室包饺子,她才慢慢地融入到小媳妇们的群体中。

如今应该是到更年期了,张阿姨变得有点絮叨,她喟叹道:“人这辈子——”我终于看向她,准备耐心地听她讲完,但她也没想出来下半句,只好拍拍我的肩膀。她的五根手指粗粗短短,圆润讨喜,但拍下来的力度一点也不小。

“砰”,门又关上了。我人还木木的,肩膀上还残留着张阿姨手掌的温度——那年,我们一起目送我妈的遗体进焚化炉,她也是这样突然拍打我后背,大声喊:“哭啊,哭出来!”那个手劲儿逼得我的胃酸从腹腔中迸射出来,膝盖软趴下来,吐了一地。只是眼睛实在干涩,一滴泪都没有。

我刚把中药灌进胃里,挂钟“嘀嗒”的报时声突兀地响起来,吓得我一哆嗦。抬头看向挂钟的位置,之前那里挂着我妈的遗照,一下换成了钟,我还有些不太习惯。

2007年,我去广州工作,公司人力要求我填写个人情况表格,其中涉及家庭亲属关系。我仍把我妈的姓名、单位填了上去,末尾写“退休”。同事闲聊,我也会若无其事地说起她的琐事。我想,广州武汉相隔甚远,只要无人查验,我便仍可以处于父母健在的家庭状况中。直到我回武汉治病,并长期待在家休养,才品出我妈的痕迹正在这个家里慢慢地消散。

我妈33岁那年查出乳腺癌,等她动完手术两天后,8岁的我走进病房,生平第一次见到留短发的她。她的脸颊陷进去,颧骨凸出来,我完全认不出她了,就呆呆地站在床尾。她看我半天没靠过去,“哇”地哭出了声——她没有第一时间从我这里得到安慰,反而从我的眼中感受到了自己憔悴的病容。

我妈49岁离世,还不到一年,就冒出几个人给我爸介绍对象。我姐电话叮嘱我:“这很正常,你爸还年轻,你心里不要抗拒。”我说不会,我妈生病时间太长,她已经帮我做了“预演”。

我爸确实是别人眼中不错的再婚对象。尽管他和我妈也为钱争吵过,但在我妈漫长的就医问诊中,他承担了许多,也付出了许多。一个夏日,他骑自行车去东湖边给我妈买药,途中差点遭遇车祸。回家后,他对我说:“幸亏我脚尖及时顶住地,不然你就见不到我了。”

我爸的再婚对象罗阿姨是我妈的前同事,只比我妈小一岁,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朋友介绍她和我爸相亲,他们再婚后,关系也很松散。我做手术前,罗阿姨从荆州赶到武汉探望,手术结束,她又要回荆州了。据说她女儿的身体也出了问题,她就和我爸商量,说在我化疗的那周再来帮忙做饭。

我已有两周没出门了,想到这些琐事,突然就不想待在家里了,于是抓上零钱套上鞋出门。晌晴,外面的地跟烤过一样,热气透过鞋底,源源不断地在我体内蒸腾。门房里,张阿姨正抱着碗对着电视拨饭,她隔着纱窗对我喊:“那个——你搞么斯(什么事)?”

我挥挥手,说去菜场,意识到声音有点小,就嚷道:“买菜去——”

“早克()早回啊!”她也嚷。

菜场无人搭理我,反而自在。提着菜回家不久,我就听到钥匙在锁眼里扭动的摩擦声、放钥匙的金属撞击声、脱衣服的窸窸窣窣声、翻塑料袋的“哗哗”声。然后是我爸的说话声:“哦,你出门了吗?”他有点惊讶,嘴微咧着。我点点头,发现他眼袋泛青,还有点肿,远远看着,眼袋竟比眼睛还要大两圈。

随后我爸钻进厨房,在砧板上剁土豆,“咚咚”作响。以前他根本不会做饭,做西红柿蛋汤能把整颗西红柿放进水里煮,被妈嘲笑是“少爷身子”。现在强多了,两菜一汤很快就摆上了桌。

吃饭时,我爸摆出一副庄重的训话样子:“你改个名字吧,现在的名字太刚强了,刚者易折。你妈也埋怨过我,说取太大的名字是要吃苦头的。”

我不答应,他就用筷子重重地戳着碗底,说:“你在广州,我管不了,但在这里,就要听我的。明天我去问问怎么改,先叫你的小名吧。”

我嘴角发酸,正要开口反驳他习惯性的大包大揽,抬头却看到他的眼底有红血丝蔓延,眼球也在往外鼓动。

我妈曾怀疑他有甲亢,但检查过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他倒是有的。我妈去世前交代过,让我不要惹他生气。

2

我妈少女时期在卫校读书,毕业后分配到荆州医院,在高干病房做护士。因为长得漂亮、性格开朗,常有住院疗养的老干部想给她介绍对象。

她素来是爱美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荆州没什么时髦衣服,她就自己选布,找裁缝依着电视剧和杂志里的样子打版裁衣。

她说有一块绿色米花、上有黑线勾勒出弧形的线条的布料,适合做荷叶裙,裁缝不知道什么是荷叶裙,她就细细地介绍:领口这里加一个宽宽的像斗篷一样的布,垂下来能遮住手臂;腰掐得紧紧的;裙摆做到膝盖处,再缝上一个和肩部同宽、用点褶皱让摆幅更大的边……

她也给我做了一件小的荷叶裙,我们母女一起穿出去,一走动,一大一小,一上一下的两块圆形的花边起伏荡漾,真如轻风掠过荷叶一般灵动,沿路吸引了不少目光。

我妈年轻时向来是习惯、享受被人注视的。直到她确诊乳腺癌,失去了一边乳房。

1991年,我们离开荆州来到武汉,住进了我爸单位分的“团结户”里。那个两室一厅的房子,我家三口人只用了其中的一室,客厅和厨卫是和一个独身女人共用的。

因为早一步住进来,那个女人把洗手间和厨房摆得满满当当,矛盾在所难免。但上学的我很少能看见争吵的场面,只是在回家后能听到那个女人重重地摔打物品,表达震慑。

切掉一边乳房后,我妈最大的改变是不想去公共浴室洗澡了,我爸只好领我去澡堂,把我托付给脸熟的女邻居。进了女浴室,我任由温水冲刷身体,然后就听到女邻居在和其他人说我妈的坏话。我换衣服的时候,还有人问我:“你像你爸还是你妈?你妈好拐()的哦。”

我猜,她们大概是听信了那个独身女人传出去的八卦,譬如说我妈霸道又小气地抢地盘……我心中忿忿,但只能沉默、窝囊地从小木柜里取出衣服给自己套上,再提着小桶出去,和洗得热气腾腾、脸颊红扑扑的爸爸汇合。

那天推开家门,我发现妈妈正躬着身体,畏畏缩缩地在台灯底下挥舞剪刀,试图把一块方形海绵一点点地削成圆锥形。海绵条一丝丝的、慢慢滑落到她的膝盖上、再滑落到地上。

我知道,她是故意趁我们不在家才做的。这块海绵将会被她缝入胸衣,弥补她身体上被割掉的一块。我愣愣地站在那里,好像有一块重物凭空而来,压住了我的喉咙。

一年后,那个独居女人升了官,分到了一套三房一厅的大房子就搬走了。我妈这才渐渐恢复了些精神,有时在厨房做饭,喉咙里会淌出些无名小调。她居家穿衣服也不再那么拘谨了,偶尔穿戴整齐,她还会笑眯眯地问我:“对称吗?”

有时走在路上,我会侧头打量一下她的胸部,小声告诉她“那边高了”。她嘻嘻一笑,说那毕竟是假的,一动就会往上跑。然后她用背包挡住自己的前胸,伸手进去把胸衣往下拽一拽。

作为刚到武汉的外乡人,我爸妈的手头并不宽裕,我妈很久都没给自己购置新装了。某天吃晚饭时,她兴冲冲地说,大成路菜场来了一批从海外淘来的旧衣服,“有个外套,娃娃领,小短款,摸着还是羊毛的,才100块”。

我爸说那些衣服指不定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可能还有传染病。我妈点头说对。结果只隔了一天,她还是把那件外套买了回来——那时的她已接受了身体的残缺,衣服的美丽虽然浮于表面,但也是她竭尽所能,能够到的最好的东西了。

她先用热水烫,再用84消毒,透干净之后又在阳光下晒了老久,那衣服居然没有变形。她把衣服套在身上,对着镜子顾盼神飞,好像又恢复了往日的光彩。

当我们以为生活会温和地顺流而下时,滔天巨浪又猝不及防地出现在眼前。我读初二那年,妈妈体内的癌细胞转移了,她另一侧的乳房也被切除了。

看着自己平坦、斑驳的胸口,她问我:“我看上去是不是像个男的?”

接下来是放疗,她术后还没愈合的胸部皮肤又被灼伤,结了黑色的痂。睡觉前,她要我把她的手捆住,防止在睡梦中抠挠,“又痛又痒,好想去抠,但结痂就表示细胞正在修复痊愈,人的身体比想象中的更强大”。

那段时间,我妈的身体十分虚弱,下楼梯要扶着扶手、侧身一点点往下挪。有时她停在半道,靠墙站着或半坐在楼梯上,冲我摆摆手。我懂这个手势的意思——她想歇一会儿,但没力气说话。

可是,只要一推开楼栋的铁门,我妈就会挺直腰杆,脸上还会挂出一丝微笑。她想给我树立一个坚韧的榜样,还教育我:“可怜样太过了就不会被同情,只能让人看轻。”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坚强可能只是痛苦的伴生物。

3

我也要化疗了,罗阿姨提前来到武汉,一见面就夸我面色红润了。确实,我刚出院时才86斤,现在已经恢复到92斤了。我点点头、咧开嘴笑,做出一副很欣喜的样子。

罗阿姨一来,家里的气氛就松快些。看着她进进出出的身影,我想,倘若我妈还在,大概也会遵循这样的生活规律:早上去菜场捡选些新鲜菜,中午做一顿简单但搭配适宜的家常菜,下午约几个牌搭子打麻将,晚饭后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可我妈走得太早了,她去世时,还有几天才到她50岁的生日。

那天晚上临睡前,我爸和罗阿姨的争吵声从隔壁房间飘了过来,我起床去听,原来是罗阿姨想从他们的共同账户中取走2万元——他们刚结婚那会儿设立了一个共同账户,打算等哪一方身体不好时拿出来用。起先一人存了2万,但之后几年只有我爸一个人在陆续往里存钱了。

罗阿姨解释说,她要取钱是因为她女儿的血象已经接近白血病的状态,要长期服用一种进口药物。我爸大声喊:“我和吴祖英(我妈的名字)一辈子辛苦攒钱,你就只用不存。”

“那吴祖英现在还能从坟墓里爬出来给你送钱吗?”罗阿姨生气地回。

我打开房门,罗阿姨也出来了,她坐到我的床边,说跟我爸吵得脑壳疼时,想着一个人过也挺好。我解释说我爸这人节省惯了,一家人确实不该分那么清,也没法分清楚。

我爸隔着一面墙继续嚷:“她要回就回吧,我自己过也挺好,还可以省点钱。”

第二天我要住院化疗,罗阿姨没走,留在家里做饭。我爸送我去医院,我问他钱的事跟罗阿姨说好了没?他就往大方向上扯:“我同意了,也是她自己的钱,现在关键还是得团结。”

入夜,值晚班的俞博士出现在走廊上,挨个询问自己负责的病人“感觉怎么样”。我说自己胃口还好,造口排得也顺畅,他就拍拍床板,示意我躺下检查。

走廊的加床周围没有挂帘子,我略有点迟疑,护工十分贴心地帮我遮挡。俞博士并不在意,他掀起我的衣角,查看伤口,又用指腹按压了几下我的肚子,认可地说:“可以可以。”

我微笑着目送他离开,随后就翻出了一本《哈利波特》,将自己暂时安放于魔法世界。但听觉是无法关闭的,没多久,一个女人就问我的护工:“这是你姑娘么?”

“我哪儿来这么大的姑娘?”

我没有抬头。书中正讲到摄魂怪,它披着一件斗篷,凡是经过之地,所有快乐都会被它吸去,灵魂也是。对着宿命之敌也不畏惧的哈利波特,反而害怕摄魂怪,因为他听到了他母亲死去时的惨叫声。得病后,我也像被摄魂怪袭击了,只有脑子和躯干在工作,不再有喜乐。

到了夜里,走廊里的护士铃、说话声和走动声从不间断,深夜也睡不安稳。有时我会梦到我妈,她的面孔神情又清晰一次,仿佛活了过来。但梦中我也知道是梦,所以妈妈又死了一次,让我痛苦不堪。

化疗期间,张阿姨和几个邻居相约来医院看我,她们和我妈年龄相仿,是我妈生前的“闺蜜团”。护工看到她们很高兴,说正巧她儿子在医院附近,既然有人看针,她想出去见儿子一趟,等吃完午饭再回。

我同意了,护工就走了,我告诉几个阿姨,其实这个护工干活儿还挺精细。阿姨们七嘴八舌地说,还是得警觉点,如果孤苦伶仃的,护工也会欺负人。张阿姨还说,她有个侄子得了胰腺癌,专门从河南老家来武汉看病,“那边的医生也说武汉的治疗环境强些,所以这儿在全国都算得上数的,你来了就安心,莫想别的”。

在此之前,“癌症”是个需要避讳的字眼,但自从我得病后,来探望的人会绞尽脑汁地从身边的亲朋里找出案例,然后告诉我,谁得了癌,怎么治的——当然,那些案例的结局无一例外都是好的。

阿姨们走后,护工还没回来,我给她发短信也没答复。头顶上的钩子还挂着3袋药剂,我提神盯着针管,无法忍住尿意,只好用一只手撑着床沿慢慢起身,再去够钩子上的药剂。

我的血管非常细,之前试过留置管,但没管到一天就报废了。护士每天早上总是避开我手臂上的青色,用最细的针头打,但还是无法避免血管肿掉。这么一够,还是扯到了我那只进针的手臂,疼得我双肩往里缩了缩。我僵在那里,想缓一缓。

这时,坐在前方床位的一个卷发阿姨走过来,帮我把针剂从钩子上取下来,并叮嘱道:“你和我姑娘差不多大,有需要的话,就叫我一声。”听声音,我感觉她就是那个昨夜跟护工搭话的女人。

旁边病房的门长期阖着,好像生怕被走廊上加床的病人打扰。我只好推着铁架子,往走廊尽头的洗手间跑。洗手间里有一扇门是坏的,通常我会让护工在门口守着,再入厕小便、更换造口袋、擦拭造口周围的皮肤。整个过程漫长而又尴尬。但这次没人照应,我只能迅速小便,再偷偷地给造口袋放气,试图让它变瘪一点,不至于爆炸。

回到病床,卷发阿姨又托举着一个红薯走过来,想坐我的椅子。她说女儿要她隔远点吃,不然她想吃又不能吃,闻着还想呕吐,实在难受。她边吃边说话,每个音都显得窒闷,我额头冒虚汗,脑子也懵,一切都听不真切,只有一丝嫉妒和酸楚莫名地冒出来。我想,这也算是一种女儿对母亲、带着病人“特权”式的撒娇吧——而我早已失去了这种“特权”。

那个女孩似乎已经到了化疗中后期,开始掉发,一直戴着一顶毛线帽不肯脱。她总是背对着我坐,如果不说,根本分不清男女。就像很多化疗病人,我们身上的各种“标签”、个性都会逐渐褪去,直至模糊成一团。

4

化疗头一天的注射物中含有毒性较大的药剂,后四天则是各种营养补充剂。我通常会从第一天吐到最后一天,期间还发烧,头和腹部都痛得厉害。可身体被造口袋和针管束缚着,连做点大动作缓解不适都成了一种奢望。

等针剂全部打完,针头从身体中拔出的那一刹,我才有了一丝解脱感。倘若精神还好,我会偷溜出医院透气。我在人群中低着头、快速、小步地穿插,即使带着造口袋也觉得松快了许多。

果然,幸福有时是比较出来的。

第一期化疗结束,我回到大院,路过门房,看到有个男人在沙发上躺着。他的脸朝向内侧,两条裤子瘪瘪地摊着,整个身体都瘦得没了曲线。我猜,他可能就是张阿姨患癌的侄子了。

后来再见,他大多时候还是蔫蔫的,偶尔站在门房口晒个太阳,也是两眼茫然。倒是张阿姨热心地跟我打听,问有没有熟练的男护工推荐,又该怎么结算工钱。

等我做了三期化疗,他也手术出院了。这次,他眯眼躺在门房的沙发上,朝我“哎”了一声。显然,他也提前知道了我的事。他向我解释,说自己只能躺着,因为坐起来太累。我则腰杆笔挺地搁了一半屁股在木头椅子上,说自己的肚子上有个袋子,不能大动,怕脱落或漏胶导致异味溢出。

我给他演示了一下自己如何侧身:用手掌撑着,肚子尽量平展地、一点点往上抬;蹲下也是,尽量不要折叠肚子。他也细声细气地说自己右臂腋下的一点会疼,“像蜘蛛一直在织网,蔓延到背部和肚子”。他查过了,胰腺癌的死亡率很高,“像你的结肠癌就好一点”。

因为这边的消费太贵,他不准备在武汉接受后续治疗了,打算回老家吃点中药算了。我说我也在吃中药,但俞博士说没什么用,我爸却坚持认为西医和中医不一样,“关键时刻得一起上”。

我们对视着,同时停顿下来,空当被默契填满,也不觉尴尬。

过了几天,他就消失了。

在困境中,人让自己好受的方法之一就是发现有人比自己更惨,或者差不多。

我曾把别人告诉我的、得癌后转好的众多例子给张阿姨的侄子转述了一遍,也许等我说完,他会好受点。而在我独自疼痛的那些时刻,我常会想起我妈的痛苦,那些往事早已如钉子般锲入我的记忆了。

熬过数次手术、化疗和放疗后,我妈以为她已经很强悍了,但真正的难处是从生活中一点点浮出水面的。因为胸部没有肌肉,她去菜场变得异常艰难——因为如果不小心买多了,她就会突然发现自己拎不回来。

有时,好心的邻居会帮她拎一路,或是喊我去路上接她。很多次,我顺着去菜场的路去寻她。我妈爱干净,不到处乱坐,通常就蹲在路边等。她看到我,就先递来一只手,另一只手撑着自己的膝盖,再缓缓起身。有一次我去接她晚了,她半天都没能站起来。我正对着她的后脑勺感到愧疚,她突然对我尖声吼起来,然后不顾脚边的菜,径直走了。想着自己还未做完的作业,我也感到委屈。在路人的打量下,我拎起菜,边走边哭。回到家,我发现我妈的眼睛也是红的,料想她也哭过一场了。

我妈最后一次住院,只能保守治疗了。我摸她的手臂,那覆在骨骼上的皮肤薄薄的,且不平整。她的小腹陷进去,两侧的胯骨凸出来,几乎没有肉。她说想换一条扁平橡皮筋的内裤穿,“不要细圆的,勒得太疼了”。

姨妈专程从老家跑来尽力地照顾我妈,她们姐妹的感情一直很好。但那次,我妈却对她发了脾气,把她新买的细圆皮筋的内裤丢在被子上,“怎么就不会买?”说完,我妈就哭了。

姨妈愣住了,我却很清楚,我妈的突然崩溃并不是因为内裤。但我还是马上跑到最近的商场买了几条宽橡皮筋的内裤送回医院。洗水后,用衣架子最宽的两边撑住橡皮筋,试图把腰口撑得更松一点。我妈夸张地表扬我:“还是你有办法。”

没想到,多年以后,我也会有挑剔内裤的这一天。因为造口位置靠近腰窝,我要选偏低腰的内裤,腰口最好在造口袋黏贴处的边缘下方,或者略微压着一点也行。

那家老商场早已倒闭,但医院门口多了几家内衣店。我钻进一家,寻到了一条无痕的莫代尔面料的内裤,摸着它薄且平滑的裤腰,我突然想:这比我给我妈买的那条舒服多了,可惜——

那一刻,我突然喘不上气来,拉开更衣室的布帘子钻进去,蹲在墙角哭了起来,任由眼泪滚落到嘴里。外面的女老板正在看网剧,男声女声在交替着、痛心疾首地吼叫着。

5

做完六期化疗,我休息了一个月,又做了造口还纳术,就是把肠管放回到腹腔中,恢复了肛门排泄的功能。造口的部位还没愈合,就被纱布覆盖着,时而抽痛。它和其他几次手术的缝合伤痕混在一起,密密麻麻地在我的身上蔓延,如同蜘蛛结的网。

术后回家,2013年的春节也近了,罗阿姨已经回到荆州准备和她女儿一起过节。我爸说罗阿姨走时买了好多肉放冰箱,还请人做了清洁,换了被套。他说话时一直在侧瞄我,像是怕我对罗阿姨有意见,又像是在等待我的检视。我在他期待的目光中大致看了看家里的环境,然后点了点头。

年夜饭,我准备做一个简单的火锅。化疗让白细胞下降,尽管我打了升白针、白蛋白,但仍会头晕。我拿起菜刀剁了两下,就有点把持不住了,菜刀顺着滑溜溜的藕片落到砧板的边角。我去拿,但那块钢片好像粘在了砧板上,似有千斤重。

家里的这把菜刀,自从我们住进来就一直没换过,我妈在世的时候,也一直用它。我想,也许对我妈来说,这把刀更沉,她不自觉地克服、承担了许多生活中貌似细末微小的不适。

屋里的水蒸气使玻璃窗朦胧起来,整个房间晕染出橘色的光。我爸倒了杯红酒,几口下去,面色红润起来。兴致来了,他说:“等会吃完,要给你姑妈、五伯打电话了,还有你外婆那边。”他说话总像是在布置工作,我以前会呛他几下,但现在只是点点头。

我爸又说,张阿姨的侄子回老家后没多久就去世了,手术前他不想告诉我这个消息,是怕我会想太多。我生咽下一口饭,缓了缓说:“他说过的,存活率不高。”

洗完碗,我给外婆打电话,沙哑的声音从话筒那边传来,我眼皮一沉,突然又想哭。外婆喊我“乖乖”,说想来武汉看我,但姨妈舅舅们不让。我不知道她是否听说了我得病的事,但大概率长辈们是不会告诉她的。

我咽下啜泣,尽量保持平稳的口气说:“是的,你要听话啊。我现在挺好的。”

“那就好那就好。”她挂掉了电话。

我妈去世后,外婆曾闹着要来武汉扫墓,但姨妈、舅舅们不许,怕她年纪大了受不了刺激。有次,外婆在车站徘徊,想偷摸买票来武汉,但无奈身上钱大都被大舅提前收走了。车站的工作人员又是二姨父的熟人,于是电话通知了他,两边连哄带骗,总算劝住了一大把年纪的外婆。

我妈葬礼后的一个月,我接过几次姨妈们的电话。电话那头先是关切地问我最近怎样,但往往还没说几句,就传来压制不住的抽噎声。有时,我还能听到一旁的男声劝慰,随后就是电话挂掉的长音。我拿着话筒,独自坐着,守着这个长音,直到长音也消失。

我妈没了,但姨妈们的生活还在继续。有时,我看到她们晒旅游、孙子、美食的照片,其乐融融,就会忍不住忿忿地划过。

春节后休整了两个月,我就要返回广州工作了。我和我爸保证没有问题,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做好重新投入社会的准备。

因为病情,我想自己未来可能会遭遇异样的眼光。其实我也已经感受到了一些朋友的疏远,比如:他们会在微信上刻意跳过我的点赞和留言,公事公办的简短回复。我还从蛛丝马迹中扑捉到的,一些人屏蔽了我,哪怕我并没有说什么——想想,也可以理解,普通人是害怕疾病的,也难免会连带着害怕生病的人。

临走前清理行李,我打开卧室的橱柜,手停在一件衣服上,突然有些恍神。

2005年的一天,院子里的人说宝姿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特惠场,我妈就和张阿姨等几个人专门打车跑过去看。回来时,她拎了一个黑色金字的纸袋,内里的衣服还是用防尘袋包裹的,看着就很高级。她累得瘫软在椅子上,头搁在椅背上,但眼睛亮晶晶的,嘴里叨叨着:“好贵好贵,打完折也要600多。”

经历了手术、放疗和化疗的磋磨,我妈早已放弃打扮那副病容了,穿着也越来越素简。我好奇地接过袋子,发现里面是一件黑棕米混色格子的西服,就问:“你这能啥时候穿啊?”

“给你买的,你要找工作了,面试得穿得体面些。”

我觉得这衣服太花哨了,有点嫌弃,毕竟我在银行或证券公司实习的时候,见过那里的员工基本都穿白衬衣配黑或藏蓝的西装,显得高级。可我妈不管,她轻轻抚过那衣料,微笑着喃喃自语:“羊毛混纺,还没看过这质地的,大牌子真的不一样。”

随后,她两只手像鸟展翅般向后打开伸展,意思是让我帮她试穿。我拎起西服,把她的两只手臂套入袖筒,再一直提到肩膀处。因为我的码数小,她穿肩位还行,但前面扣不起来。但她仍对着镜子,挺胸抬头,正身侧身地打量。

我伸手把窝在里头的后领子翻过来,劝她:“你穿嘛,去换大一码的。”

她抖一下,坚决地把西服从身上剥下来,让我把它挂好,然后叹息:“我要穿什么好衣服呢?没有必要。”

直到我妈走后的第三个月——2007年年初,我才真正穿上这套衣服。那时我开始找工作,突然发现她买的这件西服真的很特别,只要配上白衬衫、黑裤、黑鞋,就没那么高调了,反而会让个子娇小的我很显眼。跑到北方面试的时候,我再在外面套上黑色呢子大衣,露出格子的边缘,也很好看。我意识到,我妈的品味一直很好,她也足够了解我。

后来我变胖了,扣不上扣子,这件西服就一直挂在老家的橱柜里。术后的我瘦回之前的体重,于是我走到镜子前,顺利地套上这件西服,精气神好像魔法般瞬间聚拢到了我的体内。

“好!”我的心里支棱出一个小人,给我鼓掌喝彩,好像她正准备目送我摩拳擦掌地再次进入职场,在社会上谋求一席之地。

6

2014年“十一”长假,我和先生在武汉摆了答谢宴。其实我俩在我生病前就已经领证,但后续治疗分隔两地,加上其他因素,婚礼就拖延下来。

那天,我到酒店门口才发现,我爸在订制的横幅上,强行把我的名字中间加了个“健”字,是健康的意思。我很无奈,但也懒得去纠缠了。

我妈娘家的亲戚来了一桌,罗阿姨的亲戚也来了一桌,还来了很多好友亲朋。整个大厅满满当当,人声鼎沸,热闹虚浮且粘腻,这让我有些不适。可姨妈们都很高兴,抹着眼泪说我妈是有福气的,生病这么多年,我爸都同甘共苦,“你也是”。

几天后,我爸去医院开高血压药,又遇见了俞博士。他知道我结婚了,很高兴,连声说“恭喜”。当晚,我们请俞博士吃了一顿饭,在宴席尾声,俞博士移到我的旁边,突然把音量降下:“我后来听说那是你后妈啊,那她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嘛?”

我听懂了他的欲言又止,于是点点头。

癌症术后存活5年,已是临床意义上“治愈”的标准,但人再也不可能恢复到从前健康时的状态了。期间,我经历了盆腔积液、生理期高烧、肠道胀气、呕吐、腹泻……后续还做了1次化疗和3次门诊手术。

我想,癌症到底是不可能完全治愈的,但我也可以像我妈一样隐藏好。

2022年,我40岁了,逐渐到了说母亲不在世、外人也不会露出过分吃惊神色的年纪。那件格子西服,我又穿不上了,就一直挂在广州的家里。

现在,我爸和罗阿姨在一起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起初说是因为疫情,等疫情管控缓解后,两人待不到1个月又分开了。于是,我爸大多时候还是一个人在那个房子里。

人生是一个循环。

我妈刚走的那段时间,她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我生病的那几年,倒经常梦见她。现在病好了,我又梦不到她了。时间会把一切推远。现实里,也很少再有人主动告诉我关于我妈的事。

其实,她早已独自走过那条狭长的甬道,光和影都落在她的身后。而往后的艰难日子里,是我像哈利波特对抗摄魂怪一样,心里高喊“呼神护佑”的咒语唤回她,让她再陪我一程。

记得我妈下葬的那天,一群人跟去了那座都市陵园。

我捧着骨灰盒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亲戚,包括一些从未谋面的远亲。在进行过程中,人在逐渐减少,比如有个姨妈哭得太惨,跪在地上半天没起来,就被人搀扶着先回了酒店。而我只是木木的,好像听见有人告诉我,这个盒子是贵的,要2000多块钱,是我爸和舅伯定的。

上山后,我看地面上有一个坑,有人在旁边走动,品评朝向和风水。有人夸地段很不错,“坐山靠水的,能保佑后人”。那一刻,烦躁、尴尬、痛苦一起袭来,我只知道我妈以后会待在那个洞里,前面将竖起一个和左右邻居类似的石碑。

我爸说,繁琐的仪式只是让生者有时间接受死亡这件事。当时我还没意识到,其实所有人都是殊途同归。余生,我正一点点朝她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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