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奶奶的饺子,抚慰着异乡人

2022-08-08 15:31:24
2.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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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1年,爸爸工作调动,我们全家要从荆州搬去武汉。此前妈妈在新工作的入职体检中查出乳腺癌,术后她回老家休养,不能与我们同行。

搬家那天,我和爸爸挤在货车的驾驶室内,后面的车厢承载着我们全部的家当。为了引起我的兴趣,进入武汉后,爸爸就不停地指点:长江大桥、黄鹤楼、龟山、蛇山……我隔着灰尘扑扑的窗户往外看去,都是模糊、冰冷的模样。

后来,我成了武汉某小学三年级的一名转校生,由于两地用的课本不同,学习开始变得有些吃力。班里的转校生不止我一个,但我是最“特别”的——其他人只是同城换个学校,谈吐、穿着打扮都很类似,对流行的名牌衣服如数家珍,而那时荆州哪有这些,我听着陌生的词汇,满脸懵圈。

武汉本地的孩子大多人高马大,多才多艺,我在之前的学校是文艺骨干,但在这里因个子矮小、说话还带口音,基本没什么表现的机会。小孩之间的排斥简单又直接,很快他们就指着我说:“乡里来的。”

当时我在的小学已经开设了微机(电脑)课,学校有两间机房,一年四季都开着空调保持温度和湿度,平时用厚厚的红丝绒窗帘遮挡光线,显得神秘又高贵。教课老师说,这是大城市重点小学特有的待遇。每次上课前,他总让我们排成一列,一一脱鞋,等他说“行”或挥手,我们才能依次进入。这个过程要花费5分钟,他也不慌,神情冷漠,好似乐此不疲。

有3次,老师不让我进机房,皱着眉头说我太脏。头一次我很诧异,心里不服,但被同学们的目光驱赶着,只好移出教室,站在走廊上哭泣。后两次,同学们窃窃私语,仿佛我被赶出去是理所当然的。

教室的门锁了,我没有地方可去,那时候我感觉武汉这座城市很大很傲慢,都容不下一个小小的我。我想:武汉大概是全世界最讨厌的地方了。

爸爸偶尔会在晚饭时问我新学校怎么样,我埋头吃饭,假装漫不经心地回答:“还可以吧。”小孩子总比大人认为的要早熟许多。

刚搬来武汉时,我们住在爸爸单位分的“团结户”里。这里的家属大院比之前在荆州住着的小,还没什么草木,灰不溜秋的。对着茫茫然的环境,我只能装乖、到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地招呼人。

可是大部分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只是与我擦肩而过,既不看我,也不停留,只有一位奶奶格外热情些。她伸出皱巴发黄的手,覆盖我的头顶,轻轻拂过我的短发说:“来和我家萱萱玩哦。”

萱萱跟我年纪差不多,她四肢修长、五官明丽,长得确实像TVB热播剧里的女明星。放学后,她会叫我到楼下的水泥地上和一群女孩儿跳橡皮筋。

一天,我们玩了一会儿,就有一个顶着整齐圆润发髻的脑袋从三楼阳台上探出来,唤萱萱回去吃饭。萱萱没有应答,她的脚灵活得像缝纫机针头,有条不紊地穿梭在两根橡皮筋间,再点落到水泥地上。

我腰上套着皮筋不敢乱动,就帮忙大声吆喝:“萱,你奶奶叫你了。”

我尖细的嗓门仿佛绊住了萱萱的脚步,她们组输了,我们组“哦哦哦”地拍掌鼓噪着。萱萱扭过头,凶凶地冲我说:“那不是我奶奶!”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奶奶是萱萱家的住家保姆。萱萱妈要上班,她奶奶腿脚不好,需要人贴身照顾。这位奶奶还负责萱萱家各种家务、采买,她和我一样,虽然住在这里,但好像并不属于这里。她外出买菜惯例穿着深蓝布的外套,再戴一对碎花套袖,踩着黑布鞋,手臂上挎一个竹篾编的菜篮子。在大院里,大家从不叫她的姓名,好像也并不在意,与她擦身而过时点个头,再“唉”一声就算是招呼了。只有我们这种小孩子喜欢“奶奶奶奶”地叫唤,她一听就笑得合不拢嘴,“唉唉唉”地一一点头应答。若是刚买菜回来,她就会赶忙从菜篮子里拿出好吃的分给我们。有一次,她莫名其妙地掏出个生鸡蛋给我,我一捏,蛋黄蛋清流了满手。

一天,我问萱萱:“你家保姆奶奶叫什么啊?”

萱萱歪着头,两簇浓眉往中间拢了拢,半响说:“姓童。”

2

熟悉之后,萱萱邀我去她家玩。我发现她家各个房间都房门紧闭,其中一间还传出电视机的震天声响,偶尔还有男人在高声附和。我知道那间房子里住的肯定是萱萱爸,他精神不太正常,全院的小孩几乎都被父母警告过不要招惹他。

我和萱萱趴在客厅的桌子上画画,厨房里不时传出“乒乒乓乓”的声音。不一会儿,童奶奶端了碗水饺摆到我面前。这碗清汤水饺微透的薄皮里包裹着弹珠似的鲜肉,透着莹润的粉,我虽馋,但假装客气地推托:“吃过了。”

“有什么关系?小孩子又不禁饿。”童奶奶把碗推得更靠近我一点,又把勺子塞进我的手心。于是,我用白瓷汤勺舀起一颗香味诱人的水饺,就着汤汁一口一个,嘴里吃得嗦嗦响。

童奶奶在一旁看得眉开眼笑,搓搓手说:“好啊,吃饭香才能长个子。”

大院里的人都知道,童奶奶是最擅长包饺子的,偶尔还会做馒头、花卷等面食。彼时武汉的菜场里已有用机器轧的饺子皮卖,院里的住户也逐渐接受了这种便利,马马虎虎地吃。但童奶奶仍坚持从发面开始,擀饺子皮、剁馅儿、和馅儿。她手巧,包的饺子花样繁多,有月牙型、元宝型、三角型,等等。

童奶奶说,在她的老家山东,所有节气都要吃饺子,“尽管萱萱是在武汉土生土长的,但她爷爷奶奶也是山东人。这院子里的人,若是往上追个一两代,也都是外乡人呢”。

我在咀嚼的空隙里,抽空点了点头。

这时,萱萱爸在房间里闹出了大动静,童奶奶轻推房门,斜倚门框轻声对他说了句什么。“啪啪啪”的跺脚声骤然响起,一个暴躁的男声说:“莫管我。”童奶奶又追了一句,他吼道:“滚!”

萱萱起身把那间房的门阖上,对童奶奶说:“让他饿,饿了就晓得了。”童奶奶没有答话,她转身走进另一间房,犹如钻进了一个黑暗的洞穴——据说萱萱爷爷以前是单位里的一把手,所以分得了最大的房子,四房一厅。他去世后,家里还住着五口人,童奶奶占据着其中最小的一间。

我在白亮晃眼的客厅中继续填充颜色,但有些心不在焉。我想,萱萱家的房子虽是我家的两倍大,但都被分割出去了,武汉可能到处是这种看似大、但真正的容身之处又极小的地方。

妈妈病愈后来到武汉,她发现这里的日常开销比荆州大多了。她有段时间没上班了,我们家家底又薄,所以一家人尽量避免额外的开销,外出“搓一顿”就显得格外奢侈。

我妈擅长做红烧鲫鱼,但她图便宜,几乎不买那种还在盆里游的,而是买已经死掉、放在盆前塑料袋上的鱼。她会拿起来闻下味道、翻捡挑选,查看两鳃是否有血色。把鱼拿回家清洗后,妈妈先把它放在砧板上,还是像在荆州时那样,颇有仪式感地念:“小鱼小鱼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

我纳闷地问:“不是已经死掉了吗?”

妈妈不理我,她举起菜刀,深吸一口气,再斩下去。刀“啪”地一声砍在鱼背上,把鱼一分为二,整个砧板都跟着抖动,空气中荡出一阵水腥味。之后,她把两截鱼放入滚油的铁锅中,加入呛人的葱姜、花椒、八角烧制,渐渐地,一股令人食欲大涨的香味飘出来了。

收汁,再浇入豆瓣酱,翻面两次,最后盛出两份鱼。妈妈让我把带鱼头鱼肚的那份送去萱萱家,她知道自己不在武汉的这段日子里,萱萱家比较照顾我,于是想尽力还这份人情。其实,妈妈做完乳腺癌手术之后,胸口没了肌肉,已经没有太多体力做这种复杂的菜肴了,但如果不够复杂,她又觉得送人不够有诚意。

那天我去送鱼时正好赶上饭点,萱萱捧着那盘鲫鱼啧啧称赞,说好香。我也使劲吸鼻子,夸她家的菜香。童奶奶赶紧把我端去的盘子腾出来,又往里装了几块排骨递给我:“不能空碗拿回去的。”

小孩子总觉得别人家的菜更香些,此后我家做了红烧鱼块、煨排骨之类的“好菜”,我妈都会让我给萱萱家端一碗过去。两家人就在这一来一往中逐渐走近,每次童奶奶见我妈都要道谢,我妈忍不住对我感叹:“一个菜而已,她谢了七八回。她这辈子也不容易。你给她一点她都高兴。”

熟悉后我们才知道,童奶奶是个孤儿,从小是被叔伯拉扯大的。她还没成年的时候,同乡介绍邻村有户人家两口子都做公职,很忙,需要人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她想反正在哪里都得干活,总比待在村里没着没落的好,就跟去做了保姆。

谁知这一做就是一辈子,她没有成家,也没有子女。

3

一个秋日的傍晚,三门栋里突然传出一阵骚乱,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只见童奶奶在前面,用肩膀扛住萱萱奶奶的腿,头发凌乱地散在肩上。萱萱奶奶的头靠在儿媳的肩膀上,好像已经意识全无。邻居们赶忙围拢过去帮忙,力气大的托住老人的腰身,有人问:“怎么不喊救护车?”

眼看已经来不及了,门卫赶紧解开平时运盆栽的三轮车的链条锁,挥手喊“上车”。大伙把萱萱奶奶抬到车板中间,萱萱妈跟着跳上车,侧坐在扶手上。童奶奶扶着车板,想抬腿踩上去,但晃晃悠悠地踏空了。

门卫赶忙摆手说:“太重了,您老待着吧。”

三轮车迅速踩走,童奶奶赶紧把自己身上的夹袄脱下,跟着往前小跑了几步,递到了萱萱妈的手里:“垫在头后,免得晃。”高大健壮的萱萱爸也在后面追着跑,像幼童一样哭着喊“妈”。人群逐渐散去,童奶奶还在大院门口扶着铁门,目送三轮车消失在街道拐角处。

几天后,萱萱家的香堂摆起来,黑纱也罩在这家人的胳膊上。

门房是大院里的“人口聚集区”,一般买菜回来的人会先坐在木凳上歇歇脚,把红红蓝蓝的塑料袋摆在地上。有人在这里聊天,有人趁机去根、抓筋整理一下蔬菜,还有人会“借用”公家的自来水先粗洗一遍。

那天,萱萱妈坐在门房的矮凳上,望着来来往往的人诉苦。她说婆婆去世后,家里就少了一份离休干部的工资,童奶奶又日渐衰老,能干的活少了,医药费开支却多了,“么办呢?”

其他人一边埋头理菜,一边跟着感叹:“可不是嘛,不容易!”

我们放学了,骑着单车哗啦啦地冲进大院,萱萱听到母亲的抱怨,斜把着自行车,单脚踩地,居高临下地看着矮凳上的男男女女,气势逼人地说:“么办么办?她还有其他家人么?”

萱萱妈气势不输,拍着膝盖嚷:“我又没说什么,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那你要赶出去?”

萱萱妈跳起来,眼眶红了:“我是那样的人?”

萱萱捏了几下车把头,声音降了下去,随后脚一蹬地,单车划远了。

我听到旁边的人劝萱萱妈,又夸萱萱是个好孩子。萱萱妈掐了几段豆角,重重地丢进塑料袋里:“一肚子弯管子,怪声怪气,不晓得像哪个!”

4

我妈的乳腺癌在术后又转移了两次,上山拜佛求签问卜,手术放疗化疗中药,一切能想到的方法都尝试过了。有时,她疼得整晚不能入睡,我爸就陪她去家附近的三医院打杜冷丁。

为了不吵醒要早起上学的我,他们每次起床穿衣都静悄悄的。但我习惯浅眠,听到窸窸窣窣声仍会醒来。他们带上了门,却没有哐啷作响,我想应是提起了锁栓,再无声无息地放了回去。

清早出门上学,我妈问:“昨夜睡得好吗?”我说很好,我爸就说:“还是小孩梦长。”然后他们对视一笑,是夫妻间长久的默契。

我妈身体好些的时候,会和童奶奶在门房小憩闲话,或是相约编织毛衣。夕阳西下,她们的脑袋湊在一块讨论花样,指尖轻挑,织针灵活地上下穿插,吊下来的片状就越来越长。

一天,我去门房接我妈,走过去躬身拎起她脚下的装毛线的袋子,她摆摆手说:“莫慌,你先把童奶奶送上去。”

童奶奶连连夸我懂事,说一看我就有出息的,以后我妈一定能享我的福。我略低下头,做出害羞的样子,但嘴角上扬,心里乐得不行——我爸妈都奉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平日里极少夸赞我。

我提着东西走得飞快,到了三门栋口,眼角却捕捉不到童奶奶的影子,才意识到她走得慢。我停下等,突然发现自己的个头已经长到可以平视她的高度了。送她到家门口,童奶奶捏着我的胳膊说:“刚来的时候瘦精精的,总算长出点肉了——快回去吧。”

回家后,我妈交代我,以后遇到童奶奶,若是她手头有东西,一定要主动去拎:“人就是凭着一点爱和一口气活着。我呢,没什么可指望的,就是希望能看到你上大学。你好好学习,给家里争口气。童奶奶没得过什么好的,织件新衣服也要先就着这个、再就着那个,未必能上自己的身。你尊重、敬爱她,她就能把这磕磕绊绊的日子捱下去。”

整个大院与我同级的学生有七八个,但只有萱萱与我住得最近,她家在对面楼的三楼,我在四楼,喊一嗓子就能听到。上了高中后,学业逐渐繁重,每次深夜刷题,我都要看看她家的灯什么时候熄灭。

童奶奶见到我,仍会招呼我去家里吃饭,我总以作业繁重为由一口谢绝,再“哒哒哒”地匆匆跑开。但即使走远,我也能感觉到童奶奶的目光落在我的背后。

童奶奶越来越老了,她发髻包中的白色渐多,圆形渐小,萱萱家却一刻也离不开她。有时她买完菜在楼下多站一会儿,萱萱爸就在阳台上呼唤她上去:“都几点啦?还是冷灶台!”若是看不到童奶奶,他就径自大声呼喊,等了一会儿没人回应,他就愤怒地用衣杆敲打铁架,哐哐作响,弄得整个大院的人都噤若寒蝉。然后,童奶奶枯瘦的身形就逐渐化作一个小点,缓慢地向那个黑黢黢的门栋移过去。

慢慢地,童奶奶也很少下楼了。

一天晚饭时,妈妈又要我去萱萱家送菜。此时的我对这种送来送去已经不耐烦了,说:“我去可以,但得让萱萱同时下去,我们站在楼下空地交接,这样才算公平。”我妈以为我在开玩笑,“噗嗤”笑了,我却严肃地说:“其实就算这样,我还多跑了一层楼呢。”

那时,我和萱萱之间已经有了竞争。她爸闲得无聊,经常在阳台上守着,总能第一时间捕捉到骑车冲回院子的我。他会高声问我考得怎么样,如果我考得不好,他就用鼻孔对着我,说萱萱又考了多少分;如果我考得好,他就嗤之以鼻,说我们这些“从下面上来的”就是会死读书。

有天,在厨房炒菜的我妈目睹了这一切。晚饭时,她摔着筷子敲着碗,说:“他有病,你也有病?要你别理他!”

5

1998年夏天,武汉连下了一周多的暴雨。特大洪灾袭来,连家属院里都挂起了“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红色标语。

班主任说,汉口某学校因为水淹得太深,已经停课,要我们珍惜宝贵的校园环境。调皮的男生们在书本后偷偷挤眉弄眼,嬉笑着说“那还不如放假呢”。我在稀稀落落的笑声中紧绷着脸,讨厌这种不知疾苦的天真。

当时情势危急,武汉各单位组织人员轮流看守江段、巡查江堤。我爸也上了前线,我妈身体不好,又听说有守江堤的人感染了血吸虫病,更担心我爸,人整天都蔫蔫的,没啥胃口。我们娘俩吃饭,她就煮点面条,配点拍黄瓜、拌海带丝之类的凉菜。

一天放学,萱萱突然对我说:“要你妈莫做了,到我家吃饺子吧。”

我竟然鬼使神差地点点头。

之后,我和妈妈走进对面的楼梯间,爬到三楼,就看到萱萱家的大门敞开着,萱萱的声音从水汽里飘过来:“快进来。”

客厅的木桌上全是面粉,童奶奶正坐在木桌前捏着饺子。她用白面糊住的手掌对我挥了挥,说:“好久没来啦,你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我不好意思地哼了两声,坐在她身边。

童奶奶年纪大了,体力不支,做饺子花头也少了,但仍然实在。她夹一块肉馅儿放在饺子皮中间,两瓣阖起,用食指和拇指在中间一捏,然后左两下右两下打出褶皱,轻轻一放,一只白胖胖、圆滚滚的饺子就立在了圆形的竹匾上。

我洗了手,也尝试捏了一个,饺子瘪瘪平平、没精打采地趴着。童奶奶慈爱地说:“成型了,不错。”早已是“熟练工”的萱萱嗤笑一声,也捏了一只,放在我俩的饺子中间,问:“是不是强点?”

童奶奶忍俊不禁,露出只余三颗牙的牙龈,说:“强点强点,你们啊,还是小孩子样的!”我跟着傻乐起来。

等饺子摆满竹匾,就一次丢进煮沸的锅里。萱萱妈紧盯炉灶,搅和观察,有浮起来转圈的水饺,就利落地捞起来。我妈赶紧钻进厨房帮忙,不一会儿,她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出来,嘴角也翘得高高的,吆喝道:“开吃,今天又沾光了。”

大家都笑嘻嘻地起身,有的收拾桌面,有的去拿碗筷,有的去挪动椅子。落座后,我迫不及待地咬住热乎乎的饺子,抬头,饺子一点点地滑入我的喉咙、顺着食管送进胃里——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这种满足感了。

吃饱喝足,萱萱妈又多准备了一份饺子,要我们给我爸捎去。

我们提着不锈钢保温饭盒,去江段找爸爸。到了江边一眼看去,江面水位几乎与岸边持平,密密麻麻的沙袋逐层增高,岸边一层,人行道边再加一层,桥墩下还垒着几堆备用的。忽有浪头跃起拍打到岸边的沙袋,水珠溅到脚边,似在挑衅。

我爸坐在一把斑驳红漆的木椅子上,用毛巾不停地擦汗,脚边放着一个墨绿色的军用水壶。看到我们,他很开心,说:“蛮好笑,我去搬沙袋,和队长说‘里乎的漏了’,他只歪着脑壳看我,我指了指,他才恍然大悟:‘哦,你是说里面的那袋啊!’哈哈哈……”

我托着腮,憋着嘴想,我爸的外地口音估计是变不过来了。之前单位有同事学他、笑话他,但他也不生气,还总觉得好笑。

我爸打开保温盒,吃了一口饺子,啧啧称赞:“这扎实样,童奶奶包的吧?你看啊,虾仁韭菜加鸡蛋,本是水生土长不相干的,搭配在一块就很合适呢。尽管我们是后面迁过来的,但这个时候就和本地人一起,要守护这座城。”

他匆匆吃完,说我还有功课要做,催我们赶紧回家。天已经暗了,夜空星星点点,江面灯影摇曳,桥墩下的路灯已经亮起。我和妈妈走远了,回头看我爸的身影,如同布袋戏里的剪影。他慢慢沿着江岸行进,偶尔又蹲下身子停留。

妈妈说,他这是在看有没有漏沙的沙袋,特别要看与江边接壤处的,有问题要随时报告,整夜巡查不得休息。

洪水褪去后,这年的寒潮来的比往年更早。快到冬天时,萱萱又戴起了黑袖套——童奶奶去世了。

童奶奶是突然倒在洗手间走的,院子里的人这才意识到,尽管她一直住在院子里,但好像已经在大家的视线中消失很久了。其实,我们也曾在萱萱妈的絮叨中听到过一点消息,比如:童奶奶病了,有时候会突然木木地定住,不言不语,“驮她去中医院开药,又花了大几千”;她做菜好像不太行了,不是盐少了就是醋多了,可能是因为手抖,也可能是因为味觉失灵;她会突然提起,春节如果萱萱一家回山东老家的话,她也想跟去看看……

童奶奶走后,她的远房侄子来武汉送了她一程。她的遗物也不多,清点后就拿走了。但人埋在了武汉,墓地是萱萱奶奶生前给她安排好的,就在他们夫妇的身边。

童奶奶的离去让我妈有些郁郁,她没去送葬。到了童奶奶“头七”的那天,她做了一顿饺子,又备了米、麦、红豆、绿豆、黄豆、芝麻、粟等七种粮食。她说这叫“头更饭”,本来是子女准备的,要埋进土里,代表死者到了阴间也有饭吃,“可现在武汉都是火葬了,童奶奶也没有子女,我们就代一场,给她烧了去吧”。

晚饭后,我们拎着一个铁桶到楼下的空地上,将“头更饭”和银纸放在铁桶里,点了火。我妈嘴里念着:“今天专门给你送吃的了,不知道合不合胃口。不合就说,不要憋着了。”

我胸口堵得慌,莫名想哭,但除了吃的,实际上我也想不起关于童奶奶的许多事。我想,一个人即使在这里生活了再久,拥有再浓厚的忧苦爱恨,也只是其他人心中浅淡的一笔。如果感伤,恐怕也是类似处境的人的自怜罢了。

6

我读硕士二年级时,我妈身上的痛一日一日重了起来。特别是到了晚上万籁俱寂时,那痛不再浮在皮肤上,而是切到骨头深处了。她一边辗转,一边呻吟,不久床垫就被汗打湿了一片。

我妈再次住院的前一晚,因为疼起来动静很大,我们就让她独自躺在床上,我和爸爸打地铺,他睡在床的左侧,我睡在右侧。我想哭,但要自己忍住,只能蒙在被窝里,憋久了,就出来大喘气一下。

我妈突然坐起,说:“不要哭,我会变成星星保护你。”

此话一出,我感觉到不祥。而每每入睡都鼾声大作的我爸,那晚却寂静无声。

妈妈去世半年后,我硕士毕业,迫不及待地离开武汉,来到广州。直到把满眼熟悉的人事清空,我才会有一种麻痹后的解脱感。我走后,我爸也去武汉郊区的朋友家里小住了一个多月,他在电话里说,自己之前有快要崩溃的感觉,“实在是不能住在家里了”。

到了外地,总要介绍自己是哪里人,我通常会说自己是武汉人,因为我有16年都是在武汉度过的。但讽刺的是,“外地人”的标签几乎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和青春期,我在武汉时从不说自己是本地人,也说不好武汉话,可能是没有耐心去学。

独自过日子时,我会买各式各样的速冻水饺煮,吃的时候也是速战速决。速冻饺子不管是皮还是馅儿都不可能有什么指望,我只能在蘸料上玩花样。我做的蘸料里,有酱油、醋、香油、辣椒、蒜蓉、芥末,但不知为什么,胸口仍有大片的空白。

后来我结婚了,先生虽然是东北人,但完全不会包饺子。公公婆婆来广州,告诉我很多包饺子的诀窍,比如要买五花肉和精瘦肉,用“七瘦三肥”的比例做馅儿;肉馅儿和调料时要顺时针搅拌,不能乱搅一气;做饺子皮除了用面粉加水,还可以加入鸡蛋液……我按照指点做成后,发现手工饺子的味道也是迥异。我试图回想童奶奶做饺子的方法,但毫无线索,大概是当时发生和接受的,都太理所当然了。

人长大后,思念会潜伏进回忆深处,味蕾也会驱动着人不停地在异乡复制着记忆中的熟悉味道。

给家里添置了许多锅炉灶具后,我又尝试做妈妈的拿手菜红烧鲫鱼。这也很难,广州菜场里的鲫鱼就不常见,即使有,个头也很小——广州人嫌鲫鱼个小刺多,即使做菜也大多用来炖汤。小贩好心劝我,如果是拿来清蒸、红烧,最好还是用鲈鱼、多宝鱼。

最后,我硬是在超市里找到了一条个头相对大点的鲫鱼,商家已经清理过,用保鲜膜包好了。回家后,我遵循记忆中妈妈的烧鱼手法,一步步地把料放入,可是最后鱼烧得皮开肉绽也不入味,肉不仅不嫩,还特别腥。我硬着头皮吃下去,刺还卡了嗓子,连吞半碗米饭才咽下去。

我这才意识到,记忆中的味道是难以复制的,有些美食会随着人的消失,停留在人生中的某一刻,再也找不回来了。

7

2021年国庆假期,我回了一趟武汉。大院里的几位邻居还坐在门房聊天,我过去打招呼,发现这些熟悉的脸庞都苍老了许多。他们好像暗色记忆的索引,勾起了我脑海中的一些尘封往事。

10月3日,我和萱萱相约去石门峰都市陵园扫墓。这些年,我在广州,她在上海,各自成了其他大城市里的外乡人。

萱萱说,疫情期间她回山东老家过年,被封在村里了。有人看到她停在停车场的车是“鄂A”的牌照,就用手指推开灰尘,在后窗上写“武汉加油”。而我因为“4201”开头的身份证号码,在疫情期间被广州的派出所和小区物业询问过数次——一场疫情,让我们意识到,武汉成了故土。

到了陵园,我们先去E区看我妈。她的墓碑在山顶的第三排第四个,我拿出湿纸巾蹲在地上擦拭。墓碑上的那张脸看着很年轻,我摸摸那张脸,想,自己也快到这个年纪了。

萱萱在四周晃了一圈,对我说:“这地方可以,有同龄人,可以凑桌麻将。”

我抬头,僵硬的脖子发出“嗬嗬”声,像电流直击后脑勺。我缓了缓,起身说:“我妈这么爱热闹的人,估计早就是牌友了。开心果她最爱吃,边吃边打,下辈子一定开开心心的。”

我提着坚果,在四周的墓前都放了一把,双手合十拜了拜。

萱萱家的墓地订的时间更早一点,在C区。我们从山顶横着走过去,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山路很窄,正巧容纳两人,若是有人迎面走来,我们就得像连体婴一样,侧身靠边,手仍缠绕着。

之前,山顶面对着碧绿的山峦,山脚还有一波清水湾,这片墓地坐山靠水,是极佳的风水宝地。这些年湖越填越小,旁边停着密密麻麻如黑蚂蚁的车辆,山上的树木大多拔去,竖起一排排灰白的墓碑。

萱萱家的墓是一连排三座,分别葬着她爷爷、奶奶和童奶奶。我自告奋勇地去擦拭童奶奶的墓碑,刚蹲下去,墓碑上刻着的“童巧珍”三个字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我,让我恍神许久。

我想起她第一次轻拂我的头发带给我的愉悦与战栗;那只被推入我手心、装满水饺的碗,暖过我幼年身处异地的冰冷。如今我突然知晓了她的全名,但不知这到底有没有意义。姓名之上的那张黑白小像对着我,目光沉沉。

都市陵园的焚烧炉在山脚下,黑色的炉灰里,还有零星的红色闪烁。我拿着折叠的黄色冥币蹭火星,把纸点燃,霎时一股白色的浓烟冒起,呛得我鼻酸,连忙后退了几步。

萱萱继续往炉子里丢冥币,火苗飘起来,她的脸颊烤得发红:“这都烧到一块了,怎么分得清是谁家的?”

我拣了根树枝挑弄着纸堆,火势更猛,我的额头也开始冒汗:“可能到那头再分配,领钱时大家就顺便聚一下。”

萱萱笑了:“不错。不爱串门的也逼着出来溜达一趟,抬头一看,‘哟,这不是那谁吗?’”

太阳正当空,好像要把人融化掉。我和萱萱并排站立,互为倚靠,守着黄纸烧成灰烬,和之前残留的混合一处,不分彼此。

地下尘土归一,而俗世纷扰,活着的人经练其中、无处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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