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岁方舱保洁队长的领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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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上海，仿佛是一部不流畅的定格动画，所有人被不均匀地圈在自己的小小牢笼之中，不引人注意地忙碌挣扎着，直到积攒起足够的力气，推动微末的变化，一点一点组成卡顿的城市之春。

我和小野的4月，被圈在一所靠海的方舱医院里——不是作为病人，而是在此工作。小野说她不记得我俩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但她的第一次出现，我却印象深刻。

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我正狼狈地搬运着东西，见到挂着蓝色胸牌的小野，忍不住向她求援，我说，小帅哥，能不能帮下忙？小野还没接话，身后的同事赶紧说，别瞎叫，人家是女的。又说，她是保洁部的队长，你不认得？

小野不记得我们尴尬的初遇，可能她早已习惯人们对她的误会。不过她确实帅，而年纪又很小，我也算是叫对了2/3。

天气热的时候，她就穿一件宽大的白色T恤加一条不过膝盖的深色大短裤，夜里气温降下来，她便裹一件灰绿色厚夹克。与那些喜欢穿拖鞋的工人不同，她从不穿拖鞋，她的鞋子都是价格不菲的潮牌。

“鞋子就要新的时候穿咯，放几个月就过气了。”小野的手拂过两鬓新长出来的黑发，总觉得TONY老师给推得不够平整。这点黑发和发根一起，与头顶残留的一撮落日黄形成了鲜明对比，仿佛是被烧焦的野草在倔强生长，只是长得营养不良，毫无生气。不过，头上越来越少的黄毛会让小野焦虑，她盼着早点出去重新做头发。

除了衣着、发型，小野身上的文身也让我误会了她的性别。小臂、小腿、后颈，甚至10个手指的近节指背面都挨个文着字。等工作结束，小野还打算去文一个新的——按照她的计划，新的图案将会铺满她的后背，因为已经是文身店的常客，小野很骄傲地说自己能拿到极低的折扣。

小野是保洁团队里年纪第二小的人，21岁。最小的女孩是19岁，她被小野安排去了指挥部做文员，不参与保洁工作。

在“保洁”这个舶来词汇成为人们的口头用语之前，人们对这个职业更为熟悉的称呼大概是“打扫卫生的”，听起来就不像是年轻人愿意从事的工作。与写字楼的保洁相比，方舱里的保洁工作似乎更加糟糕一些。众所周知，入住方舱的皆是新冠感染者，尽管理智和道德都叫人不该歧视这些不幸的人，但人的本能，却依旧对其避之不及。

所以在方舱工作，第一要义就是先要克服对新冠病毒的恐惧。后勤部人员不像医护，来方舱之前，大家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知识，对小野来说，战胜恐惧的利器就是随时拎在手里的小喷壶，里面装着高浓度的含氯消毒液。

“你怕吗？”

“怕啊，谁不怕死？”小野对我的疑问嗤之以鼻，顺便朝我滋了一通消毒水。

除了医护之外，舱里其余人都不曾克服过恐惧，但是大家依旧选择了这里。用小野的话说，“为什么来方舱上班？当然是为了赚钱咯”。

消毒水的水雾在空气中渐渐消散，刺鼻的气味则会残留很长时间。我们对这个味道既爱又恨，它对眼鼻黏膜有很强的刺激，但是没有这个气味又会觉得不安，总觉得看不见病毒正悄悄地将自己包围。即使金钱的诱惑暂时占了上风，恐惧依旧如同附骨之蛆。

感染者居住的区域算“污染区”，“生活区”和“工作区”理论上都算作“清洁区”。作为保洁组的队长，小野有可以不经常进入“污染区”的特权，而待在“清洁区”的时候，因为不能总是全副武装，手里的喷壶就成了小野的精神寄托。

其实小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选作队长，在她的想象里，“队长”可能需要像小学生选举班干部一样，准备演讲，然后等待参与者的投票和决定者的认可。但是她这个职务来得很容易——进来那天，领导指着她说：保洁组的队长就你吧，你叫什么名字？

人还是要与众不同一点，才能被一眼看见。我估计，领导在不知道的小野名字的时候就选择了她，多半是因为她那副桀骜不驯的模样——如果不由她来带领整个队伍，她可能会是那个最难管理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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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里的工作人员构成很复杂，除了常人熟知的医护，还有统筹整个舱内活动的运营方，有警察和消防，以及一些政府领导。后勤部也有细致的工作划分：有负责卫生的保洁组，还有专门进行消毒工作的消杀组，有专门配送物资的物资组，只管送一日三餐的工勤组，负责安全保障的安保组，还有维修组……

对于非保洁组的人，比如我，即使只是开玩笑地叫她“小领导”，小野也会立刻否认，“什么领导，都是打工人罢了”；但是对于保洁组内的人来说，小野是绝对的权威，“我在保洁组是说一不二的，手下的人比你们哪一个组都听话”。

权威源自于权力，掌握着全队人工作安排、考勤考核，甚至有直接任免权的小野，无疑将自己的权力利用得很好。

她手下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理发师、厨师，有保安和“厂妹”，有家政阿姨和售楼经理，有一些人是曾经自己做生意小老板，还有一些是看到高薪招聘特地来上海“淘金”的民工。他们比小野年长，常年奔波于各个城市讨生活，让他们各有各的生存技巧：斤斤计较、偷奸耍滑、少做多拿、倚老卖老……

小野第一次“立威”，是她开除第一个员工。那是一位50多岁的阿姨，年纪足以当小野的母亲。小野现在谈起她仍旧觉得厌烦——那个已经被她忘了姓名的中年妇女，在她的印象中具备了所有令人讨厌的“老阿姨”的坏习惯。

初来时发物资，人人都有一样的大礼包，唯独那位阿姨希望多拿点，即使小野再三强调“大家都一样”、“吃完了用完了我再给你申请”，也不肯罢休。安排工作，她总要第一个挑活儿，可等都安排妥当之后，她又疑心别人的岗位更好，希望小野能给她调换。依了她的要求换过岗，没一会儿工夫，便又觉得原先的工作更划算。工作的时候，她又敷衍了事，由于日薪固定，想方设法减少上岗时间，迟到早退，或是叫年轻一些的同事帮自己多做一些工作。

“‘年纪大了手脚慢，年轻人愿意帮的帮一把不是很正常的？’”小野模仿着阿姨的语气，翻了个白眼，“那她怎么不把自己的工资分给别人？”

小野警告了两次，阿姨非但不收敛，反而到处说小野年纪轻轻，当了个队长就“摆谱”，欺负手底下的人。忍无可忍的小野向带领自己一行人的中介老板诉苦，得到的回复是：“人现在是你带着，让谁留让谁走，你自己决定就行。”

阿姨在得知小野要开除自己以后，态度软了下来，保证以后会好好做事，但私下里却觉得小野不会真的赶走自己：“又不是她一个小队长发工资，她得罪我干什么？”

“谁说得罪她没好处？惯着她才是没好处！”小野找到阿姨，皮笑肉不笑地说，既然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穿着防护服喘不上气做不了活，那就多休息休息，休到工作结束为止。

“什么意思？”阿姨一时没听明白来这个小年轻的话。

“就是说，既然你不想好好干，那就在房间待着别干了。我每天管你饭，发物资也会有你的份。但是考勤从今天往后算，都是0。”顿了顿，小野轻飘飘地加了一句，“——要不然你就回去。”

搞清楚状况的阿姨咒骂了小野很久，也许后半辈子只要想起来就会一直骂。但是小野不在乎，即使阿姨真的不肯走，她也不在乎。多占一张床多吃一份饭而已，她有掌握这些资源的权力。而且她相信，那样精明的老阿姨不会愚蠢地选择留下：“来这里（方舱）上班都是为了赚钱，赚不到钱谁愿意待在这里啊？”

顺利将老阿姨送出方舱隔离后，小野心情大好。通过这次交锋，她发现了大家唯一真正在乎的东西——钱，所以，“考勤”就成了她拿捏手下人的最好使的东西。小野把几十人的保洁组又分成了几个小组，选出小组长，所有工作安排都以小组为单位，把工作交代完了，她就盯着每个小组长反复强调：这点事情能干好吗？干不好扣你考勤哦，扣3天。

1天的活干不好，不光拿不到当天的工资，连未来2天的收入都要被清零，这着实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尽管小野从未真正如此严苛地扣手底下的人考勤，但无人敢再去冒险。小野默认的程序是先警告、再扣考勤，最后是开除。就像家长恐吓孩子时数的3、2、1，往往只需要第一个数字出口，就够了。

3

分好了小组，工作安排起来就变得格外容易。因为人手充裕，想休息的人只需在前一晚找小野请假便可。休得多了赚得就会少，所以请假的倒也没几人。

7万多平方米的方舱，全部卫生都由小野带领几十人的保洁组负责。需要清洁的外场占地面积远少于内场，因此需要的人手也少。为了防止内外场的保洁人员流通导致感染，任务分配之后就不会再更改，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场保洁岗位成了香饽饽，谁都希望小野能安排自己留在外面。

小野让年纪最小的女孩儿去了指挥中心做文员，理由是她年纪小头脑灵活，会用电脑，其他电子产品学起来也快。至于其他人，小野懒得听他们叽叽喳喳，反正人人都能为自己找到不进内场一万种理由，索性让他们抽签决定。

外场主要负责指挥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垃圾，还有打扫办公室。这本是个相对轻松的活，不过小野一点也没少操心。她吩咐被派在外场的几个人“眼睛放亮一些”、“手脚要勤快一些”——不要一天只做早晚两次清洁，若是办公室人少，就多进去看看，有垃圾的话及时清理掉，上夜班的医护产生的垃圾虽然不多，但是一定要在早上8点之前收拾干净。

“你居然问我为什么（这么安排）？”小野很惊奇地反问我，“那里可都是领导诶！”

她掰着指头给我细数每一个需要记住姓名和职务的领导的特征，包括他们用来挂工牌丝带的颜色——大红色的是“领导”，蓝色是后勤，黄色是医护。除了后勤的工人们会按要求佩戴蓝色工牌，红色和黄色的一般都不会有人戴在脖子上，所以还是要认清楚脸。

数了一圈之后，小野指向指挥中心一墙之隔的后半舱，说：“那边是医护的休息区，他们人最多，不过他们只管内场的‘客人’，不管我们的事情，不认识也没关系。”

“病人”只是医护对方舱里的新冠感染者的称呼，而这些工作人员都将他们称之为“客人”。内场的工作更繁杂一些，如果不能一次性做好，住进去的“客人”们有什么要求，会通过层层电话转接到小野那里，需要再安排人专门换上全套的防护装备进去。

“顾客就是上帝啊，我们就是为‘客人’服务的。”小野说，“医护不一样，他们比较了不起。人家学历高、又专业，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打工人比不了的。”

在外场的保洁员都知道，小野对医护休息区的工作要求不高，保洁们可以在任意时间慢悠悠地把巨大的垃圾袋系在每一个集装箱房间的防盗窗上，倘若手里拿的垃圾袋不够，少系几个窗户也无伤大雅。垃圾袋也不必每天收走，更不必一天两次，什么时候装满了再换也不迟。

小野对医护的不满，是暗暗滋长的，最早能追溯到刚刚开舱的时候——舱里进入内场的通道设置了4条，最初没有进行区分，大家进出可以随意选择。后来医护团队认为后勤人员不能完全按照标准进行防护服穿脱，要求拿出2条通道作为医护专用。

那时候所有需要进入内场的人员对这个要求都颇为不服：大家在来到这所方舱之前确实没有足够的防护知识，但来此之后已经进行了2到3轮的培训了，还是这些医护教会了大家如何正确的洗手、牢记穿脱隔离装备的顺序……没有人会拿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开玩笑。

不管大家多么不服气，有2条通道还是贴上了“医护通道”的标签纸，将后勤人全部排除在外了，倘若有后勤的人进出时误用了医护通道被他们撞见，就会被报告给上级批评警告。

其实走哪条通道不走哪条通道，时间久了都会养成习惯。医护通道并不比后勤通道多什么消杀装置，别的小组渐渐没了抱怨，唯独小野依旧耿耿于怀——因为在通道的问题上，别的后勤组与医护不会再有交集，而保洁组要负责通道的清理，自然也包括了医护通道。保洁们要将医护们脱下来的鞋套、手套、隔离衣、防护服和面屏这些垃圾收走，还要清洗浸泡在消毒水中的循环使用的护目镜，要用酒精擦桌子、用消毒液拖地板，还要打开紫外线灯给空气消毒——这样才算做好了通道的全部清洁工作。

“他们（医护）嫌我们不干净，有本事别让我们去打扫医护通道啊？有本事他们自己来打扫，自己去扔垃圾！”小野当然不能不管医护通道，只能嘴上说几句发泄。

本来安排人去打扫医护通道，小野就颇有怨言，哪知道隔三差五还要接到医护的投诉——泡护目镜的消毒水的量医护要管，装太少说浸泡不充分，装太多说扔眼镜时可能导致液体溅出；收垃圾时走的路线医护要管，不能在“一脱区（相对污染）”、“二脱区（相对清洁）”和“清洁区”之间来回走动；收垃圾的时间医护也要管，不能在医护进出时收垃圾，不能和正在脱防护服的医护碰见……

“他们真的太烦了！怎么能有那么多要求呢？”小野不明白，扔进垃圾桶的防护服和隔离衣，朝下按一按就可以节省很多空间，但是医护为什么就不乐意；浸泡完的护目镜还会再清洗，但是医护就是要揪着浸泡的容量不放。

“惹不起他们，只能躲着了。”于是，小野根据医护的排班表，重新规定了保洁组进入医护通道的时间，既保证及时收走囤积的垃圾，又保证不和“他们”打照面。

4

4条进出的通道只占内场保洁工作的冰山一角，保洁员更多的时间，需要花费在清理“客人”入住的房间和连接各个房间的走廊上。

临时搭建的集装箱房间很简陋，只有3张单人床、1副简易的桌椅，墙角的卫生间则由马桶、淋浴和洗手池组成。每当有客人达到出舱标准后离开，保洁队的人都会进入房间抹掉他的全部痕迹：遗留下来的私人物品，未清理的垃圾，不愿带走的零食饮料（方舱发的大礼包内含一些零食），睡过的床垫被单……所有东西都会无差别落入垃圾袋中，成为“医疗垃圾”。房间会被还原成未住人时的空空荡荡，等保洁组完成工作，再通知消杀组背着大桶的消毒液对环境进行消毒。

住着阳性“客人”的房间是不必进入的，只需嘱咐“客人”把垃圾放在门口。后来因为他们不能及时把垃圾拿出来，小野索性让组里的人不再给每个房间发小号家用垃圾袋，而是将大号医疗垃圾袋系在与门同侧的窗户杆上。

“戴着几层手套系垃圾袋确实麻烦了一点，但是收垃圾的时候会方便很多。给他们（客人）发垃圾袋虽然轻松，但是消耗得也快，就跟把垃圾袋吃了似的，隔两天就打电话说用完了。”小野在工作中做出了许多诸如此类的小调整，除了保洁组的人，大概也无人知晓了。

分配在内场的人，偶尔也可以在外场做保洁的活儿——当然不是去指挥中心——方舱这个庞然大物，每天吞吐的各项物资，总会在各个角落留下少量垃圾。只要垃圾稍微积攒了些，小野就召集所有组员一起出动捡垃圾，尽量让外场环境保持清洁——尽管没有人在乎，所有“领导”都待在那个短暂属于自己的集装箱内，谁会在意只是路过的通道两边是否有垃圾呢？

“我看着难受，我可能有强迫症吧。”小野耸肩。

大家都愿意做这项“额外”的工作，因为按照正常排班，总要有人休息，休息的时间就不算考勤，小野是在想办法让大家多做点能计入考勤的事。

除了“没事找事”以外，小野还想办法尽量保住“失去劳动能力”组员的工作机会——这是说那些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的保洁员们，直接从“生活区”搬进了内场。小野跟领导提议，让这些人直接在内场继续干保洁工作：“为什么不行呢？他们没有任何不舒服，除了核酸阳性了，什么都好。让他们在内场工作不是正好吗？还能省几套防护装备呢。”

就这样，在她的提议和斡旋下，保洁组里的几个感染者都保住了工作。

“大家来这里不就是为了钱嘛，感染已经够惨了，再拿不到工资，还不如在家躺着不要折腾了。”小野语气淡淡的，想了想又说，“医护还是有点东西的，只有他们一个阳性都没有。”

网上曾疯传上海方舱高薪招人的截图，日薪一度高到1500元。事实上，当然没有那么高的工资，因为“介绍人”不同，大家拿到手的薪水只有预期中的1/5到1/2不等。加上集装箱环境骇人，一些人来了后，第一天就吵着要走。

“走就走呗，又没有人逼着你非干不可。”小野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就这样留了下来。

在来方舱工作之前，小野在一家小酒店的房间里躺了1个多月，用来思考人生。她12岁就辍学了，没有太多华丽的词汇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情绪，只是觉得以前的生活太消耗自己。她现在21岁，医生说她如果继续当前的生活方式，“可能离瞎就不远了”。

小野对目前的工作生活说不上热爱，但也比较满意。她在做一名调酒师，最早当然是因为喜欢喝酒，喜欢酒吧的氛围，于是便辞去原先在超市的工作，去酒吧当了一名学徒。

“酒吧多有意思啊，比当超市理货员有意思多了吧？”小野拎着消毒水壶随意扭了几下，头顶稍长的黄发配合地左右摆动，十分可爱。

超市理货员是她来上海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那时她只有14岁。她戏谑地说，当初自己敢去应聘，老板也真敢收她这个童工。因为已经有了在老家和妈妈一起做事的经验，那份工作她干得还不错，辞职的时候，老板正打算提拔她做店长。

如果当年做了店长，现在会是怎么样的生活呢？小野想象过，但总没有清晰的图景——做理货员太累了，小野1米5的个头，青春期的时候大概更瘦小一些，都是咬着牙干的——不过就算做了店长，收入应该也不够常去酒吧喝酒的，所以她不算太后悔。

在酒吧做学徒的时候，喝酒不要钱。小野不挑酒，什么都喝。她调色彩斑斓的酒卖给客人，配上晦涩的名字，就像是在贩卖一道奇妙的咒语，帮助人们暂时逃离不如意的生活。这些在小野看来都是为了赚钱添置的花头，不过她并不承认酒吧在骗钱：“3块钱买酒，剩下买的是我的劳动，不行吗？”

从学徒慢慢做到调酒师，喝酒从乐趣变成了工作的一部分。只在深夜苏醒的酒吧，和它所容纳的宾客，都沉浸在一种似醒非醒梦呓里，而清醒着的小野也要融入其中。她每天喝很多酒，从兑水的洋酒喝到昂贵的红酒，不光都是别人买单，还能赚到不菲的提成和小费。

“没意思，真的没意思。那几年感觉什么人都见过，看多了就什么都不觉得稀奇了。”小野会在黎明时分头痛欲裂地下班，然后将一整个白天交付给光怪陆离的梦境。

长期熬夜、不规律的饮食和大量饮酒，拖垮了她年轻的身体，最早的迹象居然出在眼睛。小野以为是酒吧的灯光太刺眼，捱了半年后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再这样下去会有失明的风险。

如果一定要残疾，失明是小野最不能接受的选择。躺在酒店的1个多月，她慢慢将昼夜颠倒的节律调整回正常状态。裹着酒店的浴袍换下来有人洗，想吃什么有人送上门。她晒着太阳，想着自己不能年纪轻轻就瞎掉，以及想要好好生活需要钱——做调酒师这些年她赚了不少钱，但也差不多都花了出去。

“年轻不懂事啊，根本没想过存钱，不然现在我在老家应该能付个首付的。”小野不是个爱后悔的性格，她很快振作起来，“钱没了再赚，后悔又不能把钱悔回来。”

恰逢上海疫情严重，小野在朋友圈看到高薪招人的消息，主动联系了对方。

5

有人因为实际工资少离开了方舱，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疫情让许多人失业，经济压力让他们不能向一份收入还不错的工作说“不”，即使它和原先说好的待遇相差甚远。从外地专程过来的人应该更加失望，但是他们在上海没有住所，离开方舱就无处可去——特殊时期，进上海容易，想返乡却很难。

虽然小野对手下人严格，常常拿考勤和开除“威胁”他们，但同时她也很温柔，只要工作完成得好，她就是个有求必应的小队长。她不爱吃零食，发下来的“礼包”总是把自己那份都拿去给手下的人分掉；烟瘾倒是大得很，只是能拿到的烟不多，根本不够组里几个老烟枪烧的，她便连烟也不留，实在馋了，就去找别人讨一支；酒是不可能发的，退而求其次喝点带气儿的饮料，但可乐雪碧一类的“好东西”是“抢”不到的，只有没人要的凉茶能分给她。

“一帮土匪，我把可乐藏马桶水箱里都能被翻出来！”小野笑骂。

“你又不吃亏，卷烟没有你的，这不是拿到电子烟了？”我毫不客气地戳穿她。

“运营部的领导给的，都跟你说了，要和领导搞好关系。”小野洋洋得意地吐了一串漂亮的烟圈。

除了这些近在眼前的小福利，小野得到最大的“好处”是下一份工作——去杭州的亚运会会场继续做保洁工作——得知亚运会延期的消息时，小野十分失望，不然她应该还会是保洁队长的。

在小野的观念里，除了干后勤的打工人和医护之外，都是“领导”。即使是对颇有怨言的医护人员，她也只和关系要好的几个新朋友吐槽几句，从不当面叫人难堪。若是当天做核酸时人多嘈杂，小野还会主动帮忙维持秩序，就挂着一层外科口罩，还积极地帮人家搬核酸箱、收垃圾。完事之后，一边碎碎念着“理论上在外面做核酸的人都是阴性”，一边紧张地洗手消毒。

“你不是最烦医护了吗，干嘛还帮他们？”我揶揄她。

“我什么时候烦医护了？再瞎说我撕你嘴巴。”小野回怼。

方舱虽名义上是医院，也有100多号各个科室的医生护士，但药品并不那么齐全。舱内的客人们需要的药品虽可及时调配，后勤的工作人员要是不舒服就很棘手。小野凭借着自己与医护的“私人关系”，拜托他们为自己手下人代配一些常用药——手底下的人多了，毛病也多得稀奇古怪——小野拜托医护替自己买过眼药水、西瓜霜、创可贴，还有开塞露……“都不是我自己用的，开塞露更不是！”

大部分时间里，小野都在指挥中心晃悠，带着工作手记、对讲机和她的消毒喷壶。她常常待在监控室，两排显示器囊括了舱内的公共区域，她以此掌握手下人的工作情况，若是发现哪个身上贴着“保洁”标签的工作人员“划水”，就会打开对讲机呼叫当班的小组长。

进入内场得全副武装，看不清脸，更分不清谁，小野就很庆幸自己搞出的“小组长制度”。她不想动不动就扣手下人的考勤，只是想以此来提醒他们，不好好做事是有可能拿不到钱的，不可以“摸鱼”而已。就像那个已经离开的阿姨说的那样，工资又不是她这个小队长发的，何必难为人呢？倒是有一回，她手下的一个人因为身体不适只工作了半天，半天工作算是考勤不满，没有工资。小野被闹不过，自掏腰包支付了对方半天的工资。

至于手下人不好好工作，背锅的倒真是小野。刚来的半个月，天天开会挨骂，看到开会的消息小野就怕。那时候理亏，事情没有做好，只能立正挨打。挨了批评回去，小野也不发脾气，跟几个小组长凑在一起想办法把工作做好。往后的会议，小野越来越坦然，有时候还会嚣张地说：“谁敢说我们保洁组不好，看我不带他去监控室把他骂回去！”

后勤团队之间也有鄙视链，而保洁组无疑处于鄙视链的底端。消杀组认为自己最“干净”，因为他们永远携带大桶消毒剂，消毒水弥漫在他们身边，百毒不侵。其他组也不和感染者直接接触，安保只需站在通道口，物资组和工勤组把生活用品和食物放在门口就会离开……

歧视新冠患者可能还会遭受良心的谴责，这些临时凑起来的同事们，倒是理直气壮地歧视起自己人，具体的表现就是：不愿与保洁组的人一起在外场活动，即使这些活动仅限于拿一日三餐和日常采样。

小野懒得争辩，空下来的时候唠叨组员注意防护的次数更多了。小野就像是只护崽的老母鸡，虽然她才是组里年纪最小的人之一。

6

年纪最小的那个女孩子，前段时间被办公室“退”了回来，小野发了很大脾气。

“最轻松的差事给你，你还不好好干，真给我丢人！”

“谁爱去谁去，我才不高兴看那些领导的脸色。”小姑娘的回答也火药味十足，她不接受办公室对她“懒散”的指控，也不承认自己“手脚慢”。

小野叫女孩去打扫他们生活区的洗手间，半夜去检查卫生情况，把女孩从被窝里拉起来一顿臭骂。小野说，嫌套垃圾袋恶心，收厕纸的时候就会更恶心；嫌用干拖把拖干净水渍麻烦，踩了一地脚印的地板就要重新再拖一遍；不愿意在指挥部看领导脸色，就回来看我脸色……

女孩一开始还回嘴，要求进内场上班，后来被小野骂得眼泪水直打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最终没能如愿进内场，小野嫌她吊儿郎当，脱隔离衣不规范，叫她留在外场打扫卫生。

“小孩子不知道好歹，万一她感染了，岂不是要连累我们几十人？”小野凶巴巴地说。

小野也会进内场，没个定数。有时候是去解决组里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大部分时候是去检查他们的工作。她不相信手底下这帮“杂兵”的自觉性，认为只有盯得紧了，才能少出错、不出错。她的工作时间也没个定数，别人上完6个小时的班可以安心下班，小野却要永远待命。

小野最近一次进内场检查，在一个空置的房间里看到了一个盛着半瓶水的矿泉水瓶，里面插着几朵“一年蓬”的花朵和几根青草。白色的针一样的花瓣簇拥着鹅黄的细密花心，即使叶子已经耷拉下去了，花朵仍不显疲态。前一个“客人”的物品都已经清理干净，消过毒的花洒、马桶、洗手池，空荡荡的床板和桌椅，与这里其他几百个集装箱里的陈设别无二致，但是那几朵盛放的野花，却默默勾勒出前一个住客模糊身影。

“这东西为什么没有清理掉？等着下一个客人来投诉吗？”小野把瓶子和其中的花草扔进了随身带着的大号黄色垃圾袋里。

那是最靠内侧的一个房间，外面就是方舱的边缘，扎着一人多高的绿色铁网。网外是肆意生长的野花野草，一簇簇的“一年蓬”透过金属网格探进舱内，它们不介意病毒，只想将朝两边无限蔓延的铁栅栏包裹进自己的绿色里。

小野看了一会儿这个角落的风景，小声嘟囔着：“外面这么多花呢，干嘛还要采回去。”

那天晚上，我看到小野在朋友圈晒出一大束鲜艳的红玫瑰，那是她为远在家乡的女友订的。她写道：你不要错过，我已经错过的春天。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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